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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传播研究的“跨界”、“搭桥”与“交光互影”

更新时间:2021-07-27 11:02:05
作者: 李金铨   於渊渊  
后来又陆续接触别的学术流派和大家。我认为学术有公共性, 不是在学苑内关起门自娱。等到我逐渐接触到比较多的现象学著作, 就自觉接受韦伯式分析的影响。舒茨 (Alfred Schultz) 第一个把现象学应用到社会学, 他的学生是伯格 (Peter Berger) 和卢克曼 (Thomas Luckmann) , 影响很大。现象学一方面追求“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因果关系, 一方面注入很多文化意义, 两者兼备, 合乎我的脾性, 对我的启发很多。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传播研究中方法论的张力?

   ●:先说我从实证主义转向现象学的历程。我发现有的文科生说不清楚事物的因果关系, 其实只要用统计术语 (例如极差、集中趋势、变异数分析、回归分析) 一讲就清楚了。例如在美国的薪资待遇, 黑人普遍低于白人, 女人普遍低于男人, 这能不能全部归诸阶级问题?用统计术语来表达, 种族、性别和阶级各自对薪资待遇产生“主效应” (main effects) , 在此之外, 种族与性别、种族与阶级、性别与阶级、甚至种族性别和阶级三者“可能”产生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effects) 。换言之, 阶级再重要, 也不能取代种族或性别各自的独立作用, 这样说不就一清二楚了?学统计不仅仅是学技术, 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归纳思辨方式。这种思辨逻辑也适用于质化研究, 所以我让学生都要选统计。

   我为什么从实证主义 (包括统计) 转向别的方法论呢?自然科学相信宇宙“外在”有客观存在的规律, 要以实证的方法找出客观的因果规律。但人文学科相信宇宙不是自明的, 必须以阐释的方法赋予它“内在”的意义。这两头之间有不同的光谱, 每个人要有所选择。韦伯允执厥中, 兼顾自然科学的“因果足够性”和人文学的“意义足够性”, 现象学是从这个脉络发展出来的。学统计固然帮人理出纷乱世界的因果秩序, 但人的社会除了因果, 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实证论的统计模型必须满足某些严格的假设, 而且实证论相信只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如果学会了统计, 知道因果归纳的思路, 然后适度放松这些假设, 并加强多层的意义阐释与真实建构, 可以这样调整吗?我若没有理解错误, 这样可以通向现象学的旨趣。

   佛经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 六道轮回的众生一起到河边, 天神视河水为可口香甜的甘露, 人类把河水当作解渴的清水, 但河水对恶鬼道的众生却是熊熊的火焰, 所以人类解渴的清水会烧破恶鬼道的喉咙。这故事说明:没有对所有众生皆呈现共同业相的客观世界, 万事万物都是因缘的聚散生灭所造成的。明代李如一的禅诗说:“是非无实相, 转眼究成空”, 一切皆是“空相”。佛理奥妙无穷, 又涉及灵学, 我岂敢妄说?就算我只懂一点皮毛, 却有助于我理解并接受“入世的”现象学。现象学强调互为主观 (intersubjective) , 也就是主客互融, 而主观与客观之间当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 彼此的关系随时空而变化。尽管我们的“业相”不同, 你主观, 我主观, 但并不是代表你我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倘若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出路, 换位思考, 互相聆听对方, 应该可能达到某种程度“心知其意”的了解。

   现象学对我启发特别大的, 其一是互为主观, 其二是multiple realities (多重真实) , 两者是紧扣相连的。前几天, 我们同去听一位著名史家演讲, 他谈傅斯年当年从德国带回兰克的“史料学”, 成为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宪章”。在问答环节, 有人起立问讲者, 今天在场听讲的有一百人, 回去以后可能记录一百种不同的“史料”怎么办?讲者引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答道, 历史很难有客观, 到最后历史可能和小说差不多。我听了心头一震, 要是想象可以代替史料, 何必像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材料”呢?我想演讲者是否把怀特的立场过分简化, 变得很极端, 任何极端的立场都可以刺激反思, 但终不可相信。我看还是现象学的立场比较合理, 我相信那天听讲的人再多, 也只可能建构“多种” (multiple) 版本, 肯定多于一个版本, 顶多三五个版本, 不可能每个人造一个版本, 否则人类的沟通和知识的基础都要崩溃。至于建构了哪几个版本, 那就看哪一个核心的因素 (也就是佛家说的“缘”, 如个人经验、师承、学科旨趣、时代思潮) 在起作用, 致使不同的诠释社群做相异的解读。这几个版本建构以后互相对话, 当可形成“和而不同”的识见与理解。所以, 我常觉得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而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转个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是这个道理。

   我自己喜欢的研究, 结构简明, 意义丰富。举例而言, 我曾经反复阅读跨越十一年将近五百篇《纽约时报》对华政策的社论和专栏, 写成一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论文。如果你只想知道结论, 我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我可以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意识形态框架;如果你想知道细节, 我可以一层一层剥解, 详细说明每个框架的预设、道德诉求、内容、比喻、证据、历史发展脉络的常与变, 乃至于评论界内部左中右论据的异同。我不一定做得好, 但我的理想是希望做到能上 (理路) , 能下 (材料) , 既具体又抽象, 呈现多元的言论光谱, 而在分歧中见统一。

  

   三、理论有照明作用, 证据是最后的裁判

  

   ▲:您素来强调理论对于研究问题的“照明” (illuminate) 。理论的使用本身是非常考验学术功力的,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如何尽量规避“理论套用”的陷阱?

   ●:正因为平常关注某些问题, 你才会注意那些相关的理论。平素有好的理论素养, 碰到具体问题时, 你才知道去哪里寻找理论资源。做研究是为了解答问题, 先从具体经验材料着手, 摸熟它的内在理路, 再选择能够“照明”问题的理论, 而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一个现成的理论硬套材料。假定对某一个问题, 大致有三个相关理论, 我可能选择其中一个最适洽的;可能结合其中两种理论, 以一个为主, 一个为辅;可能思考在什么条件下, 三个理论都适用;可能因题制宜, 再造旧理论。最要紧的是我有选择权, 找最适当的理论帮助我烛照问题。万一没有现成的理论, 就根据现象和材料, 创造一个新的理论,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 但至少道理如此。

   要以理论“照明”材料, 而不是以材料迎合理论。从现象开始, 就不可能套用理论;从理论开始, 就可能抹煞材料。例如议程设置 (agendasetting) , 若只是为了证明在中国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那一定是套用的, 我特别反对。创新扩散的文献也是这样。再说, 如果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到阶级问题, 而且只能是阶级问题, 那岂非紧抓一条“真理”之绳套到所有问题的脖子?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家瓦格纳 (Rudolf Wagner) 研究晚清民初的上海报业, 企图将材料套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紧身裤, 我也不以为然。

   我们要保持对经验现象和理论视野的敏感度。如要培养理论视野, 则必须系统阅读, 建立脉络感, 才不致断章取义。我在求学阶段, 曾对现代化理论及其反面的依赖理论感兴趣, 自勉要充分掌握文献。我从《美国社会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找到一篇极好的通论 (review essay) , 对文献做俯瞰式的梳理与评论。我从中了解研究阵营、流派和图谱, 然后按图索骥, 列出详细的书目, 一篇一篇耐性细读, 开拓博士论文的理论视野。

   拿一知半解的理论来套用, 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也像躲在理论背后寻找安全。许多伪辩论都出自理论的误用与套用, 不外是茶壶里的风暴。我在一个学术场合听到资深教授夸夸其谈, 先煞有介事说德国学者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 接着煞有介事列出中国的十大风险如何如何, 这是典型拍脑袋式的望文生义。人家德国学者提出“风险社会”是有语境的, 不是一般街谈巷议的“风险”。我心里想:你有话直说, 何必装模作样, 戴一顶流行的外国理论帽子壮胆?误用理论有时候比没有理论还糟糕。至于那些只会叫口号、引语录的, 就更不堪一谈了。

   ▲:您曾多次建议后学从默顿的中距理论 (middle-range theory) 中吸收养分。如同韦伯现象学的方法论调和规律与意义, 默顿的中层理论接通的是过于抽象的一般理论与具体经验。这种“调和的视野”在您的过往论述中似呈一种隐见的线索, 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说到中距理论, 这个牵涉到美国社会学发展的背景了。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社会学的重心由芝加哥大学 (实践主义) 转移到哈佛大学 (结构功能论)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是美国结构功能论第一人, 他企图融合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于一炉, 成一家之言。但他的理论华美殿堂太抽象, 从概念跳到概念, 总在观念世界打转, 和经验世界是脱节的。也有人批评他从哈佛校园看世界, 世界观是保守的。他的这套宏大理论简直被攻击得体无完肤。

   默顿一方面受到帕森斯的影响, 另一方面受到同事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 提出了中距理论, 以求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寻求一个交汇点。题目不大不小, 切实可行。我们现在所做的, 大部分是这样的研究。帕森斯写大部头的书建立理论殿堂, 现在看来塌陷了;默顿毕生没有写过企图建立大理论的书, 但他的“中距”论文几乎篇篇是经典, 他的学术业绩为中距理论提供最好的榜样。默顿另外一篇有名的长文《显性和隐性的功能》, 对于显性和隐性的正负功能, 以及功能分析的层次与对象, 分析得极为透彻。细读那篇文章以后, 得到居高临下的视野, 对美国主流量化中距传播研究的旨趣知过半矣。默顿学识宏富, 见解广阔, 文字优美, 我在求学时代颇为着迷。

   当然, 也有人怀疑中距理论能否累积为大理论。学者对于通盘性解释的大理论有心理需求, 却又不怎么信任它。做中距理论切实可靠, 但是否因此抛弃大理论?那又不是。接触大理论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抽象力和全盘见识, 因为它提的问题多, 涵盖面广, 即使有的无法证明, 也未必完全同意它的论说, 却有益于训练缜密的思考。大理论吸引人, 却不能随便套用, 上面说到瓦格纳和他的学生把上海报业套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紧身衣, 我看不到他们在各不同的抽象层次间搭桥, 仅凭一点材料随意发挥, 表面上吓人, 其实经不起推敲。我宁可把大问题化为许多中距问题, 而在分析中距问题以后, 看能不能取精用宏, 再综合成为比较大的结论。

   你说到我调和视野, 我不是“拿来主义者”, 不故作调人, 不是一加一除以二的折中主义者, 更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我向往的是圆融境界, 看问题不愿意绝对化, 我强调的是条件性、具体性、互补性和辩证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境界, 不拘一格, 在学术传统中得到滋养, 却又自由自在, 不受既定的成见和俗义所羁绊。我当然做不到, 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境界。我自己愿意定位在专业学者和知识人之间,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之间。我的研究一直跨界, 不必然把它们视为对立面, 也不是无条件融合。

  

   四、个案研究提供看世界的方法

  

▲:关于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 学界有很多的讨论乃至争辩。您曾经说过, 个案研究之长, 不在于“人口的概括性” (population generalization)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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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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