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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韦诺: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重新认识“民主回归”

更新时间:2021-07-26 10:08:08
作者: 梁韦诺  
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回归后,香港的体制要符合民主原则,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主。

   “民主抗共”则不同。虽然“民主抗共”同样会声称支持或接受香港回归,但出发点与“民主回归”极为不同。“民主抗共派”之所以支持或接受回归的原因有多种:

   有的是基于政治现实,考虑到力量对比,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无法避免或抗拒回归,所以无奈地接受回归;

   有的是出自机会主义,视回归为一场交易,认为“支持或接受回归便可以换取中央给予香港民主”,亦有为了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继续生存及活动的考虑;

   当然,有少数是基于单纯的民族情感,真诚拥护香港回归祖国。不过,纯粹支持回归,不等于就是“民主回归派”。

   2. 对民主的看法

   对于民主,“民主回归”与“民主抗共”的差别看似很小,两者都高举民主、赞成普选,但实际上两者的民主观差异非常大。

   民主的意涵是以民为主,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民主回归”相信以民为主是目标,民主政制只是达到此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让民众拥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及渠道。“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政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让市民参与政治。我们必须寻求适当途径和争取各种机会,扩大香港市民参与管理本地事务的权力。”[22]

  

   民主与民族的结合:民主的长期“最优化”

  

   如上所述,“民主回归”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强调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这种结合充分影响“民主回归”的民主观。

   “民主回归”当然是支持民主的,但在发展民主的同时,“民主回归”会充分认识及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及制约,除了要认识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只可在一国前提下发展民主之外,更关注中国的国情,凡事要以中国的整体利益为优先考虑,绝不能牺牲中国人民的福祉去追求本地的民主化。

   曾澍基指出:“发展中国家面对种种的内外压力及挑战,连生存也可能成为问题,民主既非唯一的目的,亦非万能的手段……中国的历史包袱、制约和任务异常复杂;相对之下,香港的问题可算是‘小儿科’。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化的过程里,这些复杂的‘国情’和因素应详加考虑。”[23]

   曾澍基强调:“历史的教训似乎是这样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制约之下进行,陈义过高可能无效,或者带来与设想对立的反弹;(二)特别对落后国家来说,民主是多重目标的其中一个,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种。换言之,单纯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会是最适当的路线。民主的‘最优化’,至少应该考虑这两种因素。”[24]

   以上都是“民主回归派”追求民主的基本出发点。

  

   民主与民生的结合:实质民主的雏型

  

   “民主回归”的新三民主义,除了民主与民族的结合,还有把民主与民生结合的尝试。虽然“民主回归”受西方选举民主观影响,重视以选举为基础的政制设计,但由于受到反殖民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蕴藏着实质民主的观念:除了政制民主化,“民主回归”同样重视社会及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以及民主对人民的实际效果,即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汇点”《对香港前途的建议》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个人不但应有免于奴役的自由,更要有全面发展个人潜能的自由……我们深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上,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创造未来美好的香港的一个必要条件。”[25]

   “汇点”《1983年工作报告》指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必须以人民意愿为主,所以我们主张扩大社会基层的民主参与,让市民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有更大参与权力、积极地提出意见及监督服务推行。” [26]

   当时,“汇点”曾经就《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发表意见,指出:“教育一如其他的社会政策范畴,需要建立民主开放的制度,让市民有机会作更大程度的参与,尤其是基层市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所改进。”[27]这反映了“民主回归”除了重视政制民主化,同样重视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民主化。

   曾澍基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民主化”主张:“经济方面香港应‘自负盈亏’,储备及货币独立,并加深民主化的介入,一般公共企业应更严格监管,部分可作公营……”[28]虽然只是初步构思,但在当时的香港来说是相当少有的。

   相对而言,“民主抗共”的民主观简单多了。作为西方选举民主的忠实信徒,普选被他们视作民主的唯一元素,而且是判断民主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民主抗共派”将中国视为“威权政体”,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自由的敌人”,唯一目标是对抗它,以至打倒它。

   “民主抗共派”眼中,“民主”只是手段,“抗共”才是目标。李柱铭曾扬言:“抗共,可以做,不可以讲;民主,可以讲,不可以做。”[29]

   “民主抗共”把民主视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武器。“防守”方面,“民主抗共”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特别是普选),主张不惜一切“加快民主步伐”,即不断扩大立法会内的直选成分,以及建立有利于他们(完全开放、无门槛限制)的普选制度,意图通过选举占据立法会及选举委员会,并选出站在他们一方的行政长官,从而夺取香港的管治权,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的治港权力,令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民主党于2017年发表一份名为《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民主党对港中关系的回顾及展望》的文件,当中清晰地展示其“民主抗共”的主张。文件提到:“‘民主回归路线’由‘民主’与‘回归’两个概念组成,事实上是先确定了香港将会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概念,才出现要以‘民主’作为与专制政权抗衡,保存香港资本主义及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想法……在这大方向下,香港本土政治力量拥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港人核心价值,积极在香港参政以实现香港民主普选,让民主政制有效解决纠纷、整合不同意见和理念;并且透过落实民主政制及培育本地政治力量,抵御中央政府干预……”[30]

   这是对“民主回归”百分百的歪曲。讽刺的是,只要将引文的“民主回归路线”更正为“民主抗共路线”, 我们就可了解“民主抗共”的意思。

   “进攻”方面,“民主抗共”积极以民主为幌子进行反共活动,例如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积极向内地渗透,串连外国组织和内地地下政治组织进行颠覆活动,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曾经坦白地阐释“民主抗共”路线的步骤:1.中国改革开放变得富裕;2.富裕后中产阶级冒起;3.中产阶级将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及权力;4.中央推行政治改革;5.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

   基于此策略,民主党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李柱铭甚至亲身到美国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进行游说。

   3. 对民生的重视

   如上述,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民主回归”把民主与民生结合,重视经济民生,强调实现社会公平。然而,“民主回归”之所以重视经济民生,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为了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

   这里所指的回归,并非法理上的回归,而是社会层面的回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以至人心上的回归,而这方面的回归是超越1997年7月1日的。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始终要回归祖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如曾澍基所言:香港回归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的取舍。很多时,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问题是对社会制度的取舍。[31]曾澍基认为,“民主回归派”意识形态上比较左倾,就香港而言,“民主回归”主张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的改革。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民主回归”可以接受甚至支持的。[32]

   至于当时的“维持现状派”,则拥护资本主义,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没有好感。“维持现状派”否定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方面的考量倒在其次。因此,曾澍基评论说:“倘若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他们大抵亦不会怎样坚持挽留英国人来‘维持现状’。”[33]

   考虑到香港实行了百多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假如在短时间内融入到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里去,将无可避免造成动荡。因此,曾澍基提出了“历史契机论”: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又可以有较多的时间适应,香港因而进入“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内,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同时授予港人权力去管理香港,港人必须把握机会及时间,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民主化”及“社会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金融地产投机必须压抑,政府重新扶助工业,使之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就业机会,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必要时可运用弹性较大的‘所得政策’,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34]

   曾澍基指出,这种“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内地正迈向的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拉近距离,有利于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随着形势的变化,香港经济‘社会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经济制度亦可加强挂钩。

   曾澍基警告,假如港人任由“现状”发展下去,香港的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社会矛盾将迅速尖锐化,并会拉远香港和祖国的距离。

   由此可见,“民主回归”从回归角度去看民生,把民生与民族结合,强调改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一方面有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透过加深“民主化”和“社会化”程度,拉近香港与祖国的距离,促进社会不同层面的回归,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然而,“民主抗共”虽然同样以“改善民生”为口号,但并不真正视改善民生为目标。

   基于抗共和选举的考虑,民主党采取了“和稀泥”策略,奉行大帐篷(Big tent)政策,尝试用当时欧美时髦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作包装,试图左右逢源,吸纳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加入,并争取跨阶层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

   所谓大帐篷政策,即在政党内部,有持相异甚至完全相反的不同观点或意识形态的派系存在,但是这些派系在某一问题上具有共识。港同盟创会会员陶君行直言:“泛民”政党都是有个套路的,就是全部以‘反共反中’作基本点。它既不会像左翼政党,相信世界应该公平,财富要再分配;也不会像右翼,说公共政策养懒人。一般西方政党都有这种想象,但“泛民”的想象从来离不开对中共的态度。

   曾任民主党智囊的刘细良亦表示:“汇点”与港同盟合并成民主党,不过是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它是基于对中共的态度,而不是左翼还是右翼。

   结果,民主党在民生问题上往往出现左摇右摆的情况,例如最低工资议题上,1999年民主党反对设立,但10年后就转为支持。民主党的“和稀泥”策略亦激化党内派系斗争,导致分裂。还是以最低工资议题为例,民主党的主流派和少壮派出现激烈斗争,结果不少核心成员退党。面目模糊亦导致后来民主党的力量被旗帜更为“鲜明”的激进政党所削弱,如“社民连”和“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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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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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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