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卫伟 余玉花:新时代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现实逻辑

更新时间:2021-07-26 09:37:35
作者: 张卫伟   余玉花  

  

   其二,微观生活的“非正式制度”消解制度形式的国家权威。从理论上看,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并依据制度化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也是个体国家意识确立的重要途径。然而,微观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却在消解着制度化的国家权威,从而影响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托克维尔曾以“民情”、“习惯法”、“非正式制度”来标志微观生活中的情感结构,换言之,微观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以“民情”变通制度、以“合情性”消解“合理性”、以“差序格局”打破“制度正义”、以“弱者的武器”实现权力生产等,使得微观生活中无权力者实现了权力生产并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正式制度的执行空间。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制度—生活”逻辑因为中国传统微观生活中受“关系学”、“情本体”、“礼治传统”等影响,造成了社会中生活制约着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微观生活成为塑造生活化制度、切割制度化政治的重要因素。直到现代中国社会,“它们在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或正式制度丛内部的冲突中,作为各种‘变通’方式不断涌现以虚化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的矛盾”。[7]我们既能看到传统社会微观生活方式阻滞现代宏观政治、国家权威确立的情形,也能轻松指认现代性批判中微观生活抵抗宏观政治、同一价值的力量,这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微观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地方情感、传统习俗等都在消解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削弱了正式的、权威性的国家意识。

  

   其三,微观生活的异化稀释了个体国家意识的意义旨趣。微观生活以个体生命的真实经历、审美习俗、丰富实践等多元化、丰富性生活体验来确立政治意识称得上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之一,然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却很难实现,这主要是微观生活正在不同程度地被异化。韦伯揭示了理性化、科层制、工具理性入侵生活领域导致日常生活商品化、官僚化的现状后,列斐伏尔指出现代社会的微观生活是简单的、贫困的,以往社会中富有创造性、想象性、审美性的微观生活变得商业化、呆板化,异化后的微观生活再难打开指向意义生成、价值超越的救赎之门,而且“一旦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支持,想要力图避免日益宰制我们生活的抽象、形式化理性以及摧毁无数使得经验碎片化的二元主义是很困难的事情”。[8]更有学者以“消费政治”来概括当前个体的微观生活境况。“消费政治”是以消费者、消费对象、消费理念为重要内容的文化生活,它反映的是不同消费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斗争和权力博弈,“由于消费升级所引发的个人权益问题,已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成为民生政治关注的基本内容”,[9]在这种情形下,当微观生活中消费“权力化”、“符号化”进而导致“政治化”时,一切国家意识包裹中的生命意义、价值超越和人文理想都会被消费、资本、符号所掏空。

  

   2.遮蔽微观生活:宏观政治泛化对个体国家意识的麻痹

  

   宏观政治与个体微观生活的联结和互动不仅意味着微观生活最终走向基于普遍利益与普遍价值的政治共同体,也要求基于宏观政治本身的价值传播和理念宣传必须与个体的微观生活紧密结合,即对宏大目标的把握与对微观生活的描述相一致。然而,国家意识目标指向上的宏大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必须以全部的宏大叙事方式推进。而现实情况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国家意识的生成也难以规避“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陷入以‘宏大叙事’对抗‘宏大叙事’而后又导致更为严重的‘现代性’问题的窘境,致使探讨常常陷入僵持而难以深入”[10]的怪圈,即单纯以宏观政治说明宏观政治、以“去个体生活化”方式培育国家意识的传统做法极易导致个体微观生活与国家宏观政治的分疏,如此至多产生个体对国家宏观政治形成“我同意但与我无关”的浅表认同甚至是畸形认同。

  

   一是从存在论的角度、以理性推导来阐发宏观政治的必要性,而忽视微观生活及日常习俗之于个体的意义启迪。这种模式大多从客观实然性的角度,即由个体生在“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度推导出个体应该热爱“这个”而不是“那个”国家。一方面,“是”只是回答“合法性”的某一个侧面,而回避了宏观政治之于微观生活的“合情理性”回答,即遮蔽了国家宏观政治基于其政治理念对个体微观生活的精进提升所展示的人民情怀。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个体国际交往的多领域叠加,当个体的跨国生活越来越常见,这种“实存论”逻辑无法在完整的意义上说明个体树立民族国家意识的必要性,忽视了国家传统文化等意义系统之于个体微观生活的积极影响。

  

   二是从后果论出发,从反面对个体缺乏国家意识的后果进行“想象”,通过宏大叙事中对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的理性共识来进行国家意识培育。比如,对于当下的个体来说,“跨越时空”的英雄人物和大历史对个体来说存在客观的距离感,历史教育如果缺乏微观生活启发的“结构性背景”引导则更易带来个体“爱国行为模仿”上的“时空阻隔”,即面对历史教育中的“真感动”而现实中叹息“我做不到,时代不同了”的距离感。需要看到,任何历史记忆中的爱国行为和爱国情感依然是在彼时的历史环境中个体面向微观生活而做出的抉择,同时,当下个体面向微观生活的爱国情感和感性经验必然构成未来爱国主义理性共识的关键资源。

  

   三是“话语权主体狭窄化”的培育倾向压缩国家意识培育主体的广度和范围。国家意识培育的主体往往以话语权的绝对掌控为基础,大多与个体微观生活相脱离并由此带来培育场景脱离微观生活。这不仅加深了宏观政治与微观生活的距离印象,而且在实际上给予这些主体“致命性培育压力”:当少数爱国主义培育主体成为唯一决定爱国主义培育效果的主体因素时,当出现被国家和社会寄予的极高期待与实际的培育效果之间发生反差时,极易产生“培育乏力”的社会影响,进而恶化进一步的培育效果。从根本上看,这种单一式培育思维将爱国这种“国家道德”置于“个体生活”的对立面,其结果极易出现爱国主义培育的理性认知挤压感性情感、爱国主义的口号呼喊脱离行为实践。

  

   三、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相互规约:新时代美好生活意蕴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

  

   无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还是从生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来看,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发展都应该在二者的相互规约中推动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

  

   1.微观生活中的宏观政治:重视微观生活世界对国家意识生成的根基性影响

  

   基于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去理解政治,从规划、想象全新生活需要去推动国家形象确立和政治建设,是当前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思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既是党和国家的宏观政治理想,也是全体人民在微观生活层面的现实追求。对于个体来说,创造美好生活是个体在国家宏观政治的条件下实现个体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提升,而这一过程与生成对国家宏观政治的认同同步。

  

   第一,打破微观生活的“去价值化”倾向,夯实国家意识的生成基础。一般而言,“去价值化”的微观生活很难生成对国家价值的正确认知。因此,推动国家意识的生成,必须打破微观生活的“去价值化”倾向。一方面,“美好生活”展现与契合了个体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想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创获何种“美好生活”的最佳诠释,将个体的微观生活目标与宏观政治理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打造以“美好家庭”为基调的微观美好生活解蔽“去价值化”倾向。家庭对个体的价值引导从其初衷的意义上都是向好向善的,由此,对“美好生活”的价值确立要求对个体原始情感和价值观影响最为深远的家庭及时“出场”:以“爱”为情感基础的家庭依据个体自身经历和社会经验理解“美好”并将“美好”价值付诸现实行动,在这种“爱”的氛围中既有效拉近价值观的情感距离,以家庭中形成的“美好”价值审视和判断“周围世界”的“去价值化”实质,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美好”生活观。

  

   第二,以美好生活秩序构建生成个体对于国家宏观政治的系统认同。为了避免个体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打通个体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系统的阻隔,需要在源头上找寻其连接点。对此,黑格尔认为:“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11]黑格尔由此强调了“需要秩序的基本情感”是个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情感,它在微观生活中的最直观感受连接了国家宏观政治。其一,个体通过合理生活秩序的创造实现对国家秩序的积极助推。施特劳斯曾在理论层面强调:“政治哲学是一种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12]可以说,民众的微观生活秩序是政治国家“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构建团结和睦、父慈母爱、儿孙贤孝的家庭生活秩序,打造敬业爱业、诚信友善的职业生活秩序,营造共治共享、礼让和谐的公共生活秩序,等等,个体对这些基本生活秩序的遵守、维护和捍卫,其实质正是促进国家宏观政治对基层生活的自觉治理。其二,在美好生活秩序构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反思、锤炼和平衡,个体完成了对美好秩序的系统化思考。这种公共性的秩序思维本身就是理解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点,从而激发个体系统看待生活、构建秩序的“公共”意识。

  

   第三,在消极生活批判中回归个体微观生活中的主旋律。劳动作为个体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纽带构成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与消费生活为主体形成的虚幻满足不同,个体的劳动生活对其自身发展及其与社会连接来说有着根本性意义。一方面,不同于消费生活带来的“自我收缩”,个体在劳动生活中形成主体自我意识觉醒基础上的“自我延伸”,而这种自我意识连接着个体,及其与劳动活动中形成的其他社会关系连接的意识,这种意识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意识,即劳动生活的开放性特质使得个体的社会性得以延伸,从而生成个体心中的“他人感”、“社会感”和“国家感”。这种意义世界的生成进路有利于延展至对国家政治的关心,以及站在国家的立场思考和对待问题。另一方面,不同于消费生活带来的“无限膨胀”,个体在劳动活动中形成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对“自我限度”的认知。通过微观劳动,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并在这一认知中形成对个体限度的体认,这将个体的局限性与个体对其他主体相互连接的必要性展示出来,从而有利于个体以理性的、积极的态度与“周围世界”加强团结合作,并积极进行与他者联系的构建。

  

   2.宏观政治中的微观生活:以宏观政治提升个体国家意识的积极策略

  

   如上文所述,以宏大叙事应对宏大叙事,难免引起效果和手段的重大偏差。这就意味着对宏观政治的理解、认同和信任必须落实到可经验到的、具体的微观生活之中。

  

其一,树立宏观政治在微观生活中具体化的“形象代言人”良好的个人形象与务实亲民的行事风格。就现实而言,个体对于宏观政治的理解纵然可以通过报纸媒体、政府政策等方式了解,但对于个体来说,宏观政治的微观生活化的真实感受却依赖于宏观政治的各类执行者,这一群体实质上充当了宏观政治的“现实代言人”。这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个体微观生活直接接触的各类基层干部,需完善个体形象并规范其办事风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70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