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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农民增收措施为什么难以奏效

更新时间:2021-07-25 22:11:32
作者: 朱启臻 (进入专栏)  

  

   农民靠农业增收是个难题,尽管人们试图通过种种技术措施和组织创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也做了大量的探讨实践,但大都难以成为普遍有效的增收措施。了解这些措施的特点和局限,对破解农民农业收入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产业结构调整能增收困难

   在众多农民增收的措施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最有说服力,“种粮食不赚钱,可以种蔬菜,蔬菜不挣钱,可以种水果吗?”这是农民和基层干部最感兴趣、最容易接受的主意。民间也一直流传“一亩园,三亩田”的谚语,是指种一亩菜地,可以顶得上三亩粮田的收入。其实,“种经济作物”比种粮食会有更高收入,只是人们对农业结构调整预期的朴素理解。因为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以至于成为“逼民致富”的主要依据,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苹果滞销”“荔枝丰收果农愁”“大白菜滞销4分1斤” “菜农几万斤菜烂地里” “内蒙古大量土豆滞销”等等新闻标题。自从中国走出农产品短缺的阶段,“卖粮难”、“卖蔬菜难”、“卖苹果难”、“卖香蕉难”等一系列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这也是人们热衷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之一。2019年某地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强行让老百姓由玉米改种高山萝卜,原来种玉米做青储饲料,每亩地农民可收益4000元左右,种了萝卜,9分钱一斤,农民还要负责给收购商装车,结果每亩地亏损100多元。

   实际上,当农产品供求平衡以后,特别是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普遍的农民增收措施,其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是失灵。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农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特点。即一种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另一种农产品的消费。举例来说,你今天多吃了苹果,就不会再吃桔子;多吃了白菜,会少吃萝卜。当一种农产品或某一品种得到促销时,一定会挤占了其他农产品的销售空间。最后,在市场上争来争去,总有失败者(或者两败俱伤)。在农产品短缺时代,增产就是增收,而到了供过于求的阶段,无论怎样调整结构,也会有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实现,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促销手段,也难以解决全部农产品销售问题。这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农民整体利益实现的主要原因。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反,由于结构调整往往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目标,以增加投入为特征,生产成本的增加会强化这一风险。显然,种两亩老玉米,最大的风险也就是赔上几百元,如果经营的是温室蔬菜、果树,高投入必然带来高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大都是难以预测的。

   有专家还提出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哪里来的高附加值?凡是可以复制的农业,命运都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意义,如由增加产量解决温饱调整为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需要;通过调整还可以发展更适合当地环境的农业,形成优势产区等。但是笼统的产业调整让农民增收是不现实的。

   2、规模经营不必然增收

   “农民为啥穷,因为规模太小,一亩三分地种啥也不能致富”。这个判断蕴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农民种地规模大了,就自然可以致富了”。实施上并不如此。前几年,山东一菜农因规模化种植蔬菜,赔的血本无归,喝农药自杀;2016年,黑龙江省绥化市一种植大户,流转土地5000亩种玉米,受伏旱影响,亩产平均1300斤,统筹核算加上玉米价格补贴每亩153.93元/亩,共赔70多万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理由很简单,有些人想象的规模效益,农业上是不存的。一是由于简单的规模经营不能抵抗自然风险,并不会因为规模经营了,就可以躲避旱灾、涝灾、雹灾、低温、高温以及病虫等灾害。相反,只能积累更大的风险。二是规模经营不能抵御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的价格并不随着经营土地规模的增加而更有保证。三是规模经营不能降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农业,雇工成本高,劳动质量低。农业机械被认为是替代劳动力的理想方式,但并不是所有农业劳动都可以由机械来替代,而且受到气候环境制约。一承包大户玉米收获季节因遇大风倒伏,不能使用收割机,全部烂掉。四是受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影响,2018年国家提高大豆种植补贴,降低玉米补贴,导致很多玉米种植大户亏损。五是受地租影响,地租推高了生产成本。有些人总是拿美国的规模农业说事,张锦洪等人考察了美国规模农场的收益后得出结论:没有政府补贴,90%以上美国农场不能获得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农业的规模经营不是必然增加农民收入,规模农业对政府支持的依赖程度会更高。

   我们思考规模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不是要否定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世界趋势,不容置疑。等到国家非常富有了,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农业、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政府有足够的钱补贴农业了,规模化就水到渠成。因此,对待规模化要有历史的耐心。但是规模农业的实现,无论如何不能以排斥农民主体地位为前提,不能以牺牲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否则,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适度规模”的原因。何为适度,我们认为适度规模就是家庭农场的规模。

   3、科技增收是有条件的

   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不容置疑,从四十年前的每亩地四五百斤的产量,到今天单产可以超出两千多斤,主要是科技在起作用。新品种、新肥料、新农药、新的设施和装备以及新的栽培措施,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藏粮于技”成为保障农业安全的重要内容。未来国家的农业安全,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主要依靠科技实力。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科技与农民关系时,就会发现,科技的广泛应用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关系十分复杂,也就是说,应用科技并不是农民增收的充要条件。

   无论是新品种、新的设施、新的机械、新的栽培措施等,都需要增加投入。采用的新技术越多,投入也就越大,当农民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投入成本或收益甚微时,农民就会拒绝使用新技术。改革开放初,是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最旺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农民为了听专家讲如何施肥灌水、防虫防病,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如今,专家给农民传授栽培技术,却需要用洗衣粉、洗涤灵、肥皂等作为礼品来吸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对科技需求的冷漠?是采用科技带来的效益。改革开放初,农产品短缺,农民增产就是增收,如今却是“谷贱伤农”,一项科技措施可以增产5%或10%,对国家宏观效益十分巨大,但是对农户收益微乎其微。当年,科技水平低,每亩地产几百斤,农民穷;今天,每亩地数千斤产量,农民依然不能致富。可见,科技对今天的农民增收来说,缺少了肯定不行,有了也不一定行。因为大多数的农业科技不能化解市场风险。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农业科技在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同时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但这并不是说,当今社会不需要农业科技了。相反,今天的农业竞争就是比较谁更有科技实力。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迫切地需要科技来弥补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缺失和应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农业科技与农民的关系。农业科技是国家农业安全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周到的科技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同时,科技的重要作用是“藏粮于技”,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而不是眼下一定要变成产量导致过剩。

  

   摘自《后院——朱启臻论农业》中原农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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