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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 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更新时间:2021-07-25 21:53:13
作者: 梁启超  

  

   题解:1923 年1月9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为师生作讲演。这是他关于国学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国学的定义、范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指“国故之学”,有认为指“六艺之学”,有认为指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有认为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等等。梁启超认为,国学包括两部分,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前者就是“五四”时所讲的“整理国故”的事业,属知的范围,要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后者即修身之学(或人生哲学),属行的范围,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对于前者,时人论之甚多,最有价值的是对后者的探讨。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德性的学问(修身之学)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都应当领会、践行。

   确实! 这部分学问是国学的精华.是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智慧的精炼概括,是他们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提炼升华。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根就在这里。这种学问使中国人不断从中获得生命的智慧和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又新。但这种学问,不能仅仅当作知识之学去作客观的研究,而更应如梁启超所言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客观的,而是体证的,即要用整个生命去体悟、证会、践履。遗憾的是,梁启超提由这一国学分类以及研究方法并未得到重视,现代学者恰恰将这种学问视作知识之学去作客观的研究,于是一门生命的学问、践履的学问变成了一门知识的学问、文献的学问,活学问变成了死学问。因此要恢复古代修身之学的活力,虽然客观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仅仅是初步,更重要的是要依梁启超提出的方法去"研究"(即践行),这才是根本之路、终极之路。这就不仅仅是专家,学者之事,而是每个中国人之事。

   梁先生在宁讲学数月,每次讲稿均先期手自编定,此次因离宁在即,应接少暇,故本讲稿仅成其上篇,下篇则由竞芳笔记,谨附识。(李竞芳 记录)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讲演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的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 章实斋∶即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 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

   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画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向根柢,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一)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二)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像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三)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藉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四)艺术鉴评学。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他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他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子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 牛没马勃∶牛溲,即牛尿,一说车前草,利小便;马勃,俗称牛屎菇、马路包,可治疮。比喻一般人认为无用的东西,在懂得性能的人手里可成为有用的物品。],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了。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他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复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斯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竞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 斯端一派:即晚期古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一个影响极大的思想流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铿[ 倭铿:今译奥伊肯,德国现代哲学家。]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是绝不想到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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