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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政治学本土化正当其时

更新时间:2021-07-25 21:13:47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政治学本土化任重道远,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叫老生常谈?首先,我自己已不再年轻,过了耳顺之年,算是“老生”;其次,在过去二十年,我不时触及这个话题,可谓“常谈”。

   只有形成本土自信,才可能产生推动本土化的意愿与动力

   如果从1899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算起,中国当代政治学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政治学进入不惑之年时,之所以要再提本土化,是因为它虽然前路漫漫,但已成大势所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政治学本土化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人、中国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

   本土化的前提是本土自觉,但仅有本土自觉还不足以产生本土化的动力,因为有些人即便有本土自觉,但却可能得出结论说,本土“样样都不如人”“百事不如人”,继而鼓吹全盘西化,希望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三百年殖民地”,希望抛弃黄色(中国)文明,拥抱蓝色(西方)文明。只有形成本土自信,才可能产生推动本土化的意愿与动力。

   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虽然他当时没有使用“文化自信”的说法,但他所说的“各美其美”已包含了中国自有其美的“文化自信”的成分。此后,党的十六大形成了“一个自信”(道路)的表述;十七大形成了“两个自信”(道路、理论)的表述;十八大形成了“三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的表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并列提出。现在,“四个自信”不仅仅是中共中央的提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在成为广大中国民众、中国学者(包括政治学者)普遍接受的共识。

   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建立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奠定了“四个自信”的基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建立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此处“学派”可以包括由低到高五层含义:第一,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三,中国学者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第四,中国学者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较为统一的看法;第五,中国学者形成了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外人承认的“中国学派”。我所说的“中国学派”,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中只能有一个学派;恰恰相反,如果形成中国学派的话,那将是在政治学各个分支形成一批百花齐放的“中国学派”。也许,短期内,我们还不太可能形成最高层面意义上的“中国学派”,但较低层面意义上的“中国学派”正在各处萌芽、开花。

   我对很多政治学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飞跃

   确实,过去一些年里,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当中,中国学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十余年,对很多政治学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飞跃。

   比如,同是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我在研究中逐步体会到,中国与西方的思考方式不同。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一套思维模式,我把它叫“政体思维”模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政治学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方式则是聚焦“政道”,即治国理政的理想与方式,我称之为“政道思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是如此。这应该是中西政治学的主要差异之一。

   对同一政治现象的观察,中西的视角也有差异。在研究“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时,我察觉到,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谈论选举权的书籍与论文浩如烟海;但如果想找到一篇文章、一本书专门讨论被选举权,则难上加难。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与选举相关的文章、书籍没有西方那么多,但在这其中有相当一批是专门讨论被选举权的。另外,讨论选举时,西方文献的关注点是选举产生的“代表”或代议士(Representatives),但很少关注另一个词,即“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对代表性的关注要强得多。试问没有代表性的代表,到底有多大意义?

   在民主实现方式上,经过多年的梳理,我认识到中西的偏重各有不同。如西方政治学关注“公众参与”,中国更多强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的假设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弹簧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公众参与是指公众有权推开那扇门,参与屋内的游戏,但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群众路线则要求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底层民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我曾试图寻找西方或推崇西方政治学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群众路线的痕迹,结果只找到两个例子。一是美国有位国会议员在无家可归者收留所待过一夜,让她感触良多;二是中国香港有位立法会成员到贫民窟(劏房)做过一次清洁,让他终生难忘。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他们的决策者深入群众的例子。他们的所谓“选民接触”(Constituent Engagement)多为争取选票的配套动作。而在中国大陆,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是所有决策者的基本功,是贯彻执行了几十年的优良传统。例如,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到中国最穷的24个贫困村去进行过调研;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每个月也都会至少外出一次,到中国各地进行考察调研,更不用提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290万名驻村干部!

   中国与西方的政策形成过程也很不一样。西方基本上是立法先行,由议会、国会通过一个法律,然后由下面去贯彻执行;而我们的政策形成过程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往往从执行开始,由各地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同样问题的不同方式,或有组织地进行试验(试点)。在实践与试验中获取解决问题的经验后,也许会先形成地方性、部门性试行条例,然后在进一步实践、试验中将其逐步完善,变为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国务院行政法规,最后才会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整个过程与西方几乎正好相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十分重视“试点”“抓点带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还是一直这么做,从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到2019年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再比如在决策机制方面,西方强调“制衡”,我们强调“磨合”;西方决策机制中设置了很多“否决点”(Veto points),我们的决策机制中更多的是“磨合点”;西方通常采用多数决(Majority rule),我们一般使用共识决(Consensus decision-making)。“磨合”这个词很具中国特色,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词,但想找到一个对应的、适用场景同样广泛的英文词不太容易。

   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独特优势,将我们的政治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以上只是过去十年来我在尝试政治学本土化方面一些粗浅的心得。如果深入、系统地进一步发掘的话,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民主理论、政策形成理论、决策过程理论。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有其他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值得大家一起探索,把政治学本土化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我们的美国同行学习,因为他们非常勇于而且也比较善于把本国独特的东西,提升至一般的、甚至普世的高度,加以理论化。而我们有些学者则往往比较谦卑,遇到我们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以为它们不值一提,无需理论化,甚至自觉形秽、自叹不如。其实,作为有长达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治国理政的经验比美国的经验更具普适性,非常值得认真地进行理论总结。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我们要让自己的眼光更敏锐,在比较中看到自己的独特,看到自己的优势,将我们的政治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

   原载北京日报2021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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