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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云卷云舒:乘槎浮海居天下——读《奇云》

更新时间:2021-07-25 10:19:56
作者: 黄旦 (进入专栏)  

   摘要:彼得斯的《奇云》,是关于人类媒介存有的全面考察。书中认为:媒介是一种“中间位置”,该词本就含有“自然”、“环境”之意,但后几经转折,其涵义基本落在了符号和意义层面,由此忽视了媒介作为一种元素,与自然、人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媒介就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又是介入人类生存的媒介。基于这样的视野,作者赋予媒介以“杠杆”的动力,从历史到现状,由自然到科技,多方面展示媒介、自然、人类的相互缠绕和演化共生。该书的视野以及对于自然和人文的贯通,为传播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

   关键词:人类存有; 媒介; 元素型媒介; 基础设施; 杠杆

  

  

引子:海之“船”

  

   《奇云》是继《对空言说》之后,彼得斯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二本专著。彼得斯写的东西,我是比较爱看的。他的选题机智,吸引人,分析又很精到,常常能在一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中,给人峰回路转恍然有悟的刺激。比如像《奇云》第二章,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章,不仅笔调灵动流畅富有生气,而且在与海豚、鲸鱼等海生哺乳动物的比照中,一只司空见惯的“船”,立马就呈现出深刻和厚重的意义,饱含着人类生存的丰富面向。这让我的脑子里蓦然浮现出李白《望天门山》的画面:

   天门中断楚门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在天与地、青山与碧水之间,从日影中隐隐绰绰飘忽而来一点孤帆;它乘风而动,随波而流,贯穿着天地,连通于山水,构成天、地、人、船共在的关联,颇具海德格尔“天地人神”之意象。相信李白并没有存在哲学的想法,但他的生命体验以及所展示的,怕正是彼得斯想到的:船是人类在各种凶险环境中的所必然依赖的人造栖息地,又是永不停歇求寻新境的精神和行动之体现,船使人工变成自然,工具变成环境,船与海连成一体,好比宇宙和地球紧密相连,是人类生存境况的生动体现。可谓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哪怕时间上相隔了一千多年。

   在中文版前言中,彼得斯告知中国读者说,这是一本关于中间的书,也是一个关于天、地和海洋间的人类境况的研究。“船”就处于这样的“中间”——媒介:没有船,大海不过是一个“物自体”而无法袒露在人类认识的地平线;人发明了船使之为媒介,海则因为船而成为其媒介;在海上,船是人的“陆地”;海因为船而成就为海,使人得以踏波踩浪。“船”让我们由此及彼,醒悟人类在陆地上骑马行车、测地问天之所历,体会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试想,如果船意味着人在海洋的一个立足点,那么,人实质上不就是依靠技术及其创造的各种“立足点”,如其说是地立基于天地之间吗?正是在这一根本上,“船”绽显出支撑人类生存的所有基础设施的技术原型,可谓是媒介之“媒介”。

  

   一、“杠杆”:中间位置

  

   “媒介”,英文的medium,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本意为“中间、中心、中间路线、中间人、中间阶段”(彼得斯正是因此勾想起他所学过的汉字的“中”,尽管在其中文版前言就此延伸到“中土王国”并“媒介王国”,不免牵强附会),并被划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在某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调节作用的东西”;二是“中间人或中间物”,它可以是交易的象征,一种艺术表现的材料,一种大众通信的渠道,一种用来记录或复制数据、形象或声音的物理材料,一种物质(包括“生命组织能在其中得以生存的物质”),或某种能力,它能通过它对远处的物体产生作用,通过它,印象得以传递而被人感知,或是能与死者进行交流的通灵人(米歇尔、汉森,2019:4)。比照彼得斯散落在书中各处的媒介之义,大致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我更注意的不是他如何解释媒介,而是如何追溯媒介的词义变迁。他说道,媒介一直就有“元素”“环境”或“位于中间位置的载体”之意,并在古希腊派生出两个源头,而且都与亚里斯多德有关(尽管当时还没有“medium”——这一出自拉丁文的词语):一个意思是“周遭”或“环境”;另一个与“vision”相关,是指“一个透明的中间物,它使人的眼睛具备了一种能在其所看到的物体之间形成联系的能力”。变化的关键节点是13世纪,翻译亚里斯多德著作的托马斯·阿奎那,将medium借机输入希腊语,媒介的含义开始倾斜,偏向于“vision”的一面——“看”,是远距离观看所不可缺失的中间环节,没有媒介,就无从接触。到了19世纪,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转折,“medium”逐渐被应用于某种特定的人类信号和意义的传递。电报的产生成为一种推力,使信号和符号混淆不分。依此,距离和具身不再是障碍,好比古老梦想中的天使重现,为相隔两地的心爱之人传递浓情蜜意(Peters,1995:5)。最后到了20世纪,媒介(media)主要就特指大众媒介——传送新闻、娱乐、广告和各种内容的人造渠道。用雷蒙·威廉斯的说法,media一词的被广泛使用,开始于广播与新闻报纸在传播通讯上日渐重要(威廉斯,2005:299)。

   词语的梳理,从来就不是无病呻吟之举(我们现在不少做所谓词语考据的,对此几乎都不加重视)。彼得斯的意图昭然,他意在借此说明,“媒介”一词是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两次接续推力中,一步步走向视觉的一面,注目于符号和意义。这就致使今天的“media”一词,大多锁定在符号学层面,承载着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各种意义生产方式”相关的所有话语,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术语。内容和意义凸显,媒介就自然脱落不见,不值一提。以麦克卢汉的著名比喻,内容这一片滋味鲜美的肉,涣散了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麦克卢汉,2000:46)。早年就与“自然”如影相随的媒介,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地位,人类生存与媒介的关系也因此遮而不彰。其实,甚至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媒介”一词还常常用来指代各种自然元素,如水、火和空气等。现在需要将符号学这样的枝节重新插回到本来就具有的“自然”根茎之中,使之与作为“环境”的悠久传统再次对接,将惯常的媒介讯息为重点转到对媒介的本质以及“将自然视为一种媒介”的分析,回到媒介与人的根本之所在。

   既是“中间”,所谓的“媒介”,自就与其所处的这个位置相关,如果其位置发生改变,它所具有的地位同样随之而变。这颇似于德布雷的说法,媒介是一个中间体(德布雷,2016:17)。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与一般技术哲学中的技术不同,在后者当中,特别是在那些以器物为对象的本体论技术哲学中,一个趋势就是为各种器物列出怪异的表格,然后拼命地去夸耀它们的独特性,以致于忽视了存在于这些器物之间的严酷的层级性和差异性,与关系的视角绝缘。“中间位置”,必定是在关系之中,或者说,中间即是关系,关系聚显中间。“中间”作为媒介,为我们看自然、人和媒介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它们是趋奔会合中间然后各成其是。“没有一种价值的创造不是物体和行为的产物或是再循环;没有一次思想运动不是人力(朝圣者、商人、殖民地移民、士兵、大使)和物力的运动;没有一种新的主观性不带有新的记忆工具(书籍或书卷、国歌、徽章、像章或建筑物),这一系列的操作系统就是将有形和无形的建筑、思想和实物混合在一起”(德布雷,2014:11)。正是依照这样的思路,彼得斯说,只有通过媒介我们才能知晓和操纵自然,这些媒介同时源于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身体,它们反过来又能进入到自然并改变自然。由此其意得以彰显,这本关于“中间的书”,必也就是“一个关于天、地和海洋间的人类境况的研究”。

   那么,这样一个“中间”,是如何成为“中间”并起到“中间”作用的呢?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彼得斯在书中是语焉不详,很是暧昧,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只能从字里行间揣摩。他有这样的说法,媒介一语是跨界和两栖的,它在海陆之间来回移动,在自然和人工之间相互模仿。这,还只是驻足于一种现象层面,不能说明什么。不过从这样的现象描述中,以及从上面引过的那句话,即:人是借助知晓和操纵自然,而媒介同时源于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身体,它们反过来又能进入到自然并改变自然的意思中,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可以抓取出其中的想法。我觉得,彼得斯所谓的“中间”,并不是在二元的意义上,好像在一个A和一个B的中间,立着一个C,将它们接合在一起。“中”是一个位置“点”,不是划分不同部分的界线;“中”依赖于关系并由关系所显示,没有关系就没有“中”的存在,但“中”本身却不切割或辨认关系。媒介——作为“中间位置”,是离散与整合、混乱与秩序的互动环流之所在(莫兰,2002:29)。在水流的交汇之所,不存在泾水或渭水。顺着这样的思想线索,我们或可以将之与书中的“杠杆原则”连接起来。众所周知,“杠杆”是一个支点,凭借这样一个支点,能够将力发散开来,影响周围的事物,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形态。“杠杆”就是这样一个“中间”位置,通过力的辐射形成一个整体,“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德布雷,2014:125)。彼得斯在第一章所讲述的奥兹父母和其亲属通电话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奥兹一家住在耶路撒冷,其亲戚则是在特拉维夫,他们总是定期通电话而且都是早早约定时间。可是到了真正通话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或者事情要诉说,其目的也根本不在于此,他们定期通话就是为了听到对方的声音以确认各自仍然还活着,并且的确存在于真实的时间里。通话的重要性在于通话,生命因为通话而在场,并在电话这一“杠杆”的转换组织下,凝结成生存的一个景况,就像人们因文献记录而存在,天天以微信刷存在感一样。这类似于海德格尔眼中的“桥”,“河岸之所以作为河岸出现,只是因为桥梁横跨在河上”,“桥梁把大地聚集成河流周围的景观”。它“以自己的方式使大地与天空、神圣者与短暂者聚集于它自身”(海德格尔,1991:137-138)。杠杆就是“桥”,就是定位河岸、拉动周遭景观并将之聚于自身的“媒介”——“中间位置”,环聚成加塔利式的“星座”,“这些星座依赖某种移动的关系,并展示了种种在不可化约的意义上是异质的、本体论的融贯性”(加塔利,2020:43)。

杠杆、移动、环流等等,表述不一但有一点都是一致,“中间”是不定的,其位置是跟随着关系变化而涌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但离开特定的情境,没有人能够指认出“中”在何处,其道理就在于此。所以,我注意到彼得斯书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词——锚定。锚不仅总是一个点的固着,而且随着船的开动将进入下一个锚点,停留是短暂的,流动才是永恒;因流动而停留,停留总是在流动中。所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两位男女主人公,只能以“我心永恒”,来与流动——“逝者如斯夫”的船及其相遇抗衡。船总是在“行中”,而且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地“行”,通过各种“锚点”来变革和控制环境,以便为“行行重行行”而更好栖存,既是船的作为,也是人和社会的存在之常态。治国之术、书写之术,观天象以测农时、定灌溉等等,都属于此种动中之静蓄势待发的锚点——“杠杆”。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在这样的理解下,英尼斯所谓的传播时间或空间偏向,也就是媒介对时间和空间的撬动。“中间位置”——“媒介”就这样为人与物、天空与海洋提供“中间”而成其为“中间”;天、地、人、物则是以锚点——“媒介”的方式,相遇聚集环绕一起成其所是。媒介是器皿和环境,是一种可能性的孕含者,这种可能性又不断地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新的确定点,人类因此而“为其所能为”。援用德日进的说法,“为数众多、彼此共同分享物质的这一空间的中心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某种东西将它们联系和结合在一起。充满大量微粒的空间并不是一个惰性的容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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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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