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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云卷云舒:乘槎浮海居天下——读《奇云》

更新时间:2021-07-25 10:19:56
作者: 黄旦 (进入专栏)  
而是一个起着推动和输送作用的积极媒体。大量微粒在其间组织起来,而它则不断影响它们”,“这是一个位居中心之上而又将它们包括在内的圈子”(德日进,2014:6)。要是我这样的索解大致符合彼得斯的原意,那么书中的媒介,颇似于马丁·布伯的“相遇”(布伯,2002)。相遇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耦合;因“媒介”而“相遇”,因“耦合”而成就“媒介”,媒介又等待与其它“媒介”相遇,无穷无尽,绵绵不绝。如一“根茎”,“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在事物之间,在存在者之间”;像“一条无始无终之流,它侵蚀着两岸,在中间之处加速前行”(德勒兹、加塔利,2010:33-34)。有相遇就有“异体受精”,就具突变之可能(麦克卢汉,2000:72),锚定之所在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也就改变人类历史之走向。这番景象,大抵类似于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所吟唱的那个物理世界:“许多微粒以许多方式混合着”,“它们像在一场永恒的战争中,不停地互相撞击,一团一团地角斗着,没有休止”,“时而遇合,时而分开,被推上推下”,“被迫向后又再回来,时而这里,时而那边,弥散在四面八方”(罗韦利,2019:26)。云卷云舒,有无相生!媒介在这样的境遇中,在与其它媒介的相遇和相互作用下,实现了自己的意义和存在(麦克卢汉,2000:56):媒介是人类和万物的栖居之地,也是人类万物的变化之源。海洋、火、星系、云朵、书籍、互联网,以及李白那一叶在日边时伏时起的扁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这般深深地在相遇中锚系着变动着我们的存有。彼得斯声称要努力从生态学和技术学角度提供一个与人类命运相关的视角,构建一种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媒介哲学——“元素型媒介哲学”(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以展示人类生存之境况,同样是以这样的“中间”为基点:自然和有机体,技术和人类,科学和人文之间。

  

   二、元素型媒介:人类存有的基础

  

   借此,彼得斯首先就扭转了19世纪以来人所趋附的符号意义上的“媒介”之义,意义也不是符号词语或者世界的表征,媒介也不再意指“我们的头脑中的内容,我们有意设计出这些内容并用它来向某人表达”。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火或云朵并没能传达什么意义,媒介与自然也就不相干。调转思路,着眼于个体生命和整个宇宙本身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意义就成为一个事物本身之本性的一部分(德昆西,2015:60)。例如,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元素,海洋塑造了生存其中的智慧生命;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则演化出呼气孔、声呐和非常精密的机能,相反,人则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建造船只和各种航海设备以能生存在海上,船又生长出无数的艺术并且规定和组织了社会秩序。鲸的身体和人类的身体,都是与它们的技术实践和生存环境相互协同和共同进化。如果人类的身体也像鲸类一样早就适应了水下生存,我们会有何种感觉?我们还会长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吗?鲸类的奇妙性远远超过了人类能相信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生活的环境不受任何物质因素的塑造,这从它们的身体可以看出来,正如从人类自己的身体可以看出我们所栖居的环境一样。任何生命的生物力学外形、感知以及生存技艺,都是这些生命在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其所在环境的结果。人类的身体和习性既揭示了我们的艺术,也催生了我们的艺术。鲸豚类的海洋生存方式,就是人类在陆地的命运,技术不仅被刻写进人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与人自身的本质不可分离。火和云因此也就充满着丰富的意义,“意义”就是“可读的数据积存过程,它是生命存在之所需和之可能”。与此相应,“技术”也不再被视为用来切凿硬物的工具,而是视为自然在人类面前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改变的途径(海德格尔及其多位追随者就如此看待技术);交流的典范也不是“两个人类成员之间的思想的共享”(心连心),而变成了“某个生命群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智力互动”。

   依照这样的读解,我们就明白,彼得斯为什么要用“元素”。元素,是自然的,同时又是成就一切物质的基础,因为过于基础,反不受人察觉。有谁会整天盯着它们呢?然而,它们虽然朴实无华,但却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是培育和维持生命的养料。所以,“元素型媒介哲学”将媒介,与水、土和空气以及一切基础设施等平起平坐,不存隔阂,无高下之别,去彼此之分。对今天地球的存续而言,谁能说得清是氮更重要还是互联网更重要?生命科学中的“媒介”,就是指培养基所具有的胶质物或其他类似物。这,可以使我们更好理解元素型媒介中的“元素”之含义。山、土、水、火、风,以及各种大型的、具有力量放大的能力系统;那些大型、耐用的和持续运行的系统或者服务,亦即所有支持和辅助生活和生存的系统——基础设施,均是“培养基”,也就是“媒介”一词本就含有的“环境”之义。它们催生了各种可能,也带来了各种侵蚀。媒介是环境,环境也是媒介;它或它们能为各种生命形式提供基础养料,共同指向文明中亘古不变的难题——生命。这一物质的和环境的视角,将媒介概念从“讯息”层面拓展到“栖居”层面。当我们不再将传播(交流)只是理解为讯息发送时——当然发送讯息是媒介极为重要的功能——而是看作为使用者创造的生存条件时,媒介就不再仅仅是演播室、广播站、讯息和频道,同时也成为了基础设施和生命形态,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地。媒介由此而具有了生态的、伦理的和存有层面的意义。

   元素媒介哲学意义上的“环境”,自然不同于波兹曼那个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也就是“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的媒介环境学(林文刚,2007:23);也不是麦克卢汉的“身体延伸”及其感知比率变化带来的新环境,那主要还是指心理和社会后果,尽管麦克卢汉也将媒介置于本体地位。就其所涉之范围,倒是与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接近,后者就声称以更普遍的社会生态学为背景讨论技术进步,以及技术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芒福德的生态学毕竟不过是一个背景,他主要还是从人文主义出发,揭示社会环境和发明家、企业家和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芒福德,2009:2、1、7),并不触及技术相关于人类存在境况的层面。就元素媒介所表示的基础性,彼得斯所谓的“环境”,不乏基特勒的媒介决定意义上的“境况”之意,但他又不愿完全立足于“物”,更多地还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海德格尔——这位讨论自然和技术所绕不开的人物,并与之“居住”一说产生了共鸣:“居住自身总是和万物共存”。人,总是“居住着”,亦即“以人的方式生存的一存在物”;“与物共存,就是人的状态”(海德格尔,1991:136-137、141-142)。人类与海洋、地球和天空为伴,以物质和技术为基,在波动中抓住“支点”,“支点”又引发波动——组织和调制新的变革,恰就是“乘槎浮海居天下”。所以彼得斯才有了这样的断言:媒介不仅仅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而且“就是”这个世界。媒介即存有,即为人类之境况!

   彼得斯赋予自己的任务,是要顺着这样的思路,努力冒险去考察各种现象,最终“从其所具有的极端可能性和极端局限性中给我们的存有描绘出一个诗意的轮廓”。于是,他大费周章,上天入海,让海洋、火(能源)、天空之光、时代、季节、语言、书写,直到知识储存,一一摆开,征调各种思想资源,开掘媒介存有的种种绚烂之景象。下面就“窥一斑以知全豹”,听听他关于“火”的布道。

   火是最激进的塑造者,地球是在火的洗礼中让人类宜居:我们用火来修整木材建造房屋和船舶,用火来清理天地筛选我们想要种植的庄稼,用火来控制牛群和蜜蜂从而生产牛奶和蜂蜜,用火烹饪食物制作熏肉和烧制陶器,用火划定我们能够居住的范围以及在暗夜中能到达的边界;火可以嘶叫着划过天空,熔解地球,火也可以是作为标志出现在各种仪式,代表着炽热情感。如果船代表了那些让人类能居住在海上的一整套艺术和技术,那么火就是陆地栖居的一整套技术和艺术。它能照亮云彩,撕裂土地,也能驱赶动物,为耕种开辟土地;火一方面提供热量、光照、食物和社会性,另一方面也能导致伤害、死亡、烟雾和灰烬。火作为一种中介性力量,将存有化为虚无,将虚无化为存有,并将人引出野蛮走向文明,先后改变了海洋、土壤、大气层、人体动脉中脂肪沉积物、睡眠习惯以及个体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因为具备了用火的能力,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上建构出自己的生位点,成为地球上的霸主,自然的杀手,互为戕害的对手,产生一种文明的野蛮。火使人坚强有力,但却让自然和生物显得分外脆弱。火——这一普罗米修斯慌乱之下的偷偷馈赠,使人成为人,使人这本来毫无任何先天特长的生物,成为地球和万物的灵长。这,恐怕就是开创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被中国人奉为“三皇之首”的原因吧。

   关键是,火作为一种力量,使人如虎添翼,但火并不是人类的力量,它不是人类的财产,而毋宁说是一种驯服的力量,一旦它挣脱技术的控制,就会显露出它的暴力。火及火的运用,包含了智慧和技艺的双重性(斯蒂格勒,2012:2011),与海洋和天空一起,成为了艺术和工艺发源的温床。火,可以处理时空,具备“阴阳割昏晓”的能力;火使祭坛长明,建立和维持着社会关系;火驯化了动植物,又改造了我们的肠胃,从而也驯化了人;火也是战神,烽火连三月,恨别鸟惊心;火引燃了蒸汽机之动力,机器文明迅速征服了整个西方文明,机器体系是秩序意志和权力意志的融合和象征(芒福德,2009:59,77),焦炭之城成为19世纪工业文明的天堂(芒福德,2005),城市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用火灭火的历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岁月在燃烧激情;火为人提供了一系列倾泄表达情感的意象:愤怒、奉献、疼痛和痛苦,而且如音乐一般具有超越言语、传达深层含义的能力。电是火存在的日常形式,是隐匿不见的基础设施,除非是断电或开关起火。电视一闪一闪,内在自明的电光就是现代的社区篝火,人们得以围坐一起。火是关于互联网的首要隐喻,像火一样,互联网也有元有机的属性,大大扩展了人类的(信息)食谱,正如火为人们曾经做过的。火所具有的塑造和删除能力,也是新媒体巨大力量的体现。难怪以“火”为焦点,给种种新媒体命名是一种时尚:HTC的“野火”(Wildfire)智能手机,三星的“星系燃”(Galaxy S Blaze)、亚马逊的“点燃”(Ignite)、黑莓的“火炬”(Torch)以及摩托罗拉的“电击”(Electrify),乃至于Kindle(燃烧),可见信息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能量和燃烧相关联。火作为媒介,既是条件也是内容:它为人赶走黑暗,在光明中学习知识、认识自然和自己,火把开启了柏拉图洞穴的影壁。除了人,没有其它生物能够运用火,只有人,与火共在共存。火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及其媒介的历史,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地球就是永不熄灭也不可熄灭的“维斯塔”火,整个地球因熊熊烈焰而通红:可以浴火重生,也可以是葬身火海,灰飞烟灭。“时间是火焰,我们在其中燃烧”。当然,火止步于大海之前,可转而又通过船的轰鸣声,宣示自己对水的征服,媒介总是不断地借机孵生媒介,好比树生藤又缠树,横叉斜倚,层层叠叠无穷匮焉。因此,彼得斯认为,本体论并不是“平”的,而是充满褶皱、布满云层、凸凹高低,常常像海洋一样,充满风暴。火以“火”的形式,让我们见证了这一点,领略到“媒介”在人类生存和文明秩序中的“培养基”地位及其起到的有形和无形之化育。

  

   三、媒介研究:重新理解人类生存之境况

  

如果说英尼斯将人类文明史改写为传播媒介史(梅罗维茨,2002:14),彼得斯显然是试图从媒介——“中间位置”的视角重新书写人类文明历史及其形态。在他看来,人类的生存依赖各种对自然和文化施加管理的技艺,这些技艺大部分被新近出现的传播理论所忽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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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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