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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

更新时间:2021-07-24 10:35:57
作者: 胡翼青  
而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 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13

   因而黄旦认为, 面对这样一张被技术重构的信息网络, 新闻业的生态环境在发现着巨大的变化, 新闻学的研究需要被重构。他建议学界不能再用旧知识、旧思维和旧眼光去拥抱新的交往方式。这种想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回应。笔者本人也在题为《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一文中指出在网络化社会关系的今天应当承担何种研究使命:

   传播学应当有一种新的学科使命, 但它需要方向的调整与范式的重塑。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 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与社会、物的关系, 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 才能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 才能与哲学元理论发生关联, 才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话。14

   以上这些关于学科和研究的讨论均敏锐地意识到媒介技术变革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并建议正视这种变化。而这种思路恰恰就是以往传播学避之不及的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论框架, 今天的新闻学和传播学该如何阐释当代的新闻传播现象。而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研究都感受到了技术决定论思想的重要性, 那么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大概就更应当重视这种研究路径了, 因为, 传播思想史的使命便是在宏观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探索和研究传播媒介与社会思想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事实上, 任何一种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历史舞台时, 都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发生观念与文化的变迁。比如一份传教士报纸的进入, 如何建构了当地精英阶层的世界观并因此引发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正如斯蒂格勒所说:“‘技术体系’不断进化, 同时淘汰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其他体系’。技术发展原本是一种破坏, 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动摇文化的基准。”10因此传播思想史的历史使命便是将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整体介质和生存环境, 并以此为起点来讨论它如何建构公众与自然尤其是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如何不断建构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媒介技术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是如何调校彼此关系的。能够回应媒介技术变革如何重构社会观念的著述, 一定是传播思想史的经典之作, 比如《印刷书的诞生》《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等, 尽管在证据上, 这种研究会遭遇各种批评, 但它确实增加了传播学的想象力。

   即使是与传播技术关联不是特别直接的传播学史, 也完全可以增添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这其实是一种理解理论生成的重要认识论视角。正因为完全不同的媒介环境的作用, 才有可能让当时的理论研究者观察到完全不同的社会行为, 因而产生一些在当时很有创造力的理论。也许美国的媒介环境更容易让阿多诺等学者意识到文化工业的统治性;而德国的媒介环境只能让他们意识到权威人格。许多理论, 如果不是因为技术环境的改变, 不会一次次成为讨论的热点, 如麦克卢汉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所以, 技术决定论视角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广义上的知识社会学视角的组成部分来帮助理解和分析传播学术史。

   但是长期以来, 传播思想史研究也同样受困于技术决定论的指责, 即使连詹姆斯·凯瑞这样的理论大师也不能幸免。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有一章通过电报这一媒介专门讨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指出:电报带来了语言性质的转变, 带来了日常知识与意识结构的变化并因此成为传播的一个分水岭。4然而, 这种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的判断立即引来了他的学术“死敌”舒德森的口诛笔伐, 后者认为单就这篇文章而言, 凯瑞有技术决定论倾向。事实上, 有很多传播思想史研究就因为担心被攻击成技术决定论研究而不敢鲜明地呈现自己的观点, 于是其研究就成为了缺乏想象力的档案说明。这对传播思想史研究是一种重大的伤害, 如果不持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视角, 传播思想史很难将现象和问题说清楚。因此, 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 应当是传播思想史研究者的共识。

   今天,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 建立在整体论哲学高度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方面, 对技术决定论的武断否定和污名化,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界对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学术价值的认知;另一方面, 以人为中心和主体的人文主义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个时代的阐释力。从人类中心角度思考人与技术的问题未必见得以人为本, 而从技术的角度思考人与技术的问题也未必见得僵化和机械。在传播学领域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在这个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严重失控的时代, 正视和重估传播技术决定论理论价值的那一天终将来临。

  

   注释

   1 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25页。

   2 当然, 还有另一种技术决定论, 这种同样夸大媒介技术后果的观点, 对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抱有明显的悲观情绪。如果说媒介乌托邦认为媒介技术会带领人们前往天堂, 那么这种思想则认为媒介会带领人们走向地狱。这些观点显然代表社会中抗拒技术变革的保守力量的立场, 属于保守的修辞方式。但毫无疑问, 他们与那些貌似激进的技术修辞一样, 都是简单因果关系的媒介决定论思想。由于篇幅和叙述重点的缘故, 我们在本文中不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在本人的拙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 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证, 如有兴趣者可以参见该书的论述。

   3 [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 黄典林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08页。

   4 (5) (25)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丁未译, 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第88、46、161-162页。

   5 (6) [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盛杨燕、周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封底推荐语。

   6 (7) (13) [奥地利]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斯的过失》, 裴程译, 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第79页。

   7 (8)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 陈亮等译,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第137页。

   8 (9) Shearon A.Lowery&Melvinl.De Fleur:《传播研究里程碑》, 王嵩音译, 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第21页。

   9 (10) (12) (17) [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 陈卫星、王杨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4、261-262、350页。

   10 (11) (19) (24)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迷失方向》, 赵和平、印螺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第3、3、2页。

   11 (14) (15) (16) (20)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宋祖良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63、19、154页。

   12 (21)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 范静晔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9-10页。

   13 (22)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国际新闻界》, 2015年第1期。

   14 (23) 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现代传播》, 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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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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