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更新时间:2021-07-23 10:52:41
作者: 廉思  
摘要:本文运用笔者参与完成的快递小哥、互联网青年工程师、高校青年教师三组调查数据,从时间社会学角度阐释了大城市青年劳动的三种形态,并以此引申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类型。这些鲜活的青年生存状态启示我们,作为担当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复兴有生力量的当代青年,其价值观的形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都与时间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我们有必要重申青年时光的属人立场,重新认识青年内涵的重要意义,促进青年工作视域的转换,构建青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能力。

   关键词:时间;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异化

  

  

   人类在时间中找寻生存的意义。时间是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哲学家都为这一问题冥思苦想,但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对时间有过深刻的阐述。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是与时间“无涉的”。当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默认对象处于静止状态,比如统计数据大多是截止到某一时点的,时间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但并非不会发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史,就是一部时间被异化的历史、一部时间反噬于人本身的历史。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青年第一性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这种对待不是通过写在书本上的宣传语或PUA(全称Pick-upArtist,原意是“搭讪艺术家”,指接受过系统化学习、让异性着迷的人和其相关行为,后泛指职场中公司对员工的精神控制)软文来展现的关心和慈爱,而是以青年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真实存在。

  

   一、倒逼的时间—被加速的人

  

   在移动互联时代,各类物流平台都将速度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智慧零售的加速落地,分钟级的即时配送已成为物流行业新的职业标准。在整个物流体系中,送货员(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作为送达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前序所有环节的延时风险都向其传递和叠加,一旦前序超时,那么必须在最后环节完成补时,以确保总流程的相对效率,因此,送达压力全部集中于最后的劳动者身上。对平台而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市场竞争力,更短的时间是平台给予消费者的承诺,也是对于从业者的要求。

   时间的感知是由生活节奏决定的,有研究表明,个人的时间感往往依赖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在某些场景下,时间会失去准确性,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我们会感觉时间稍纵即逝,而有时则度日如年。具体到送餐或送货的场景中,平常毫不在意的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为什么能驱动骑手“分秒必争”、令消费者“焦躁难耐”?是什么机制让这短暂的等待显得如此漫长且迫切?造成这种时间差异感的,正是—“倒计时”。在人类历史上,计时装置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影响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最早的时钟并不是持续运转的,而是作为报时器使用的,中世纪的修道院通过敲响时钟来提醒僧侣进行祈祷。钟声和铃声在中世纪的城镇里也很常见,因为城镇有大量的商业需要和技术流程相配合,计时员和整个社区都要能听到时间信号。时钟最初位于公共场所中央可见的位置,例如大教堂和钟楼所在地。后来,时钟越来越小型化,被分散在更加私密的个人空间,如办公室、车间、卧室等,最后是衣服的口袋和人的手腕。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时间意识,时钟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假肢”,关注时间、遵守时间成为一项基本的纪律要求。

   工业化以来对生产流程的不断革新—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其本质都是围绕对时间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义为不断汲取时间提供了思想动力,时间被赋予了价值,并且以货币的形式来衡量,时间就是金钱,成为精心安排和系统计算的对象。近代以来无数技术发现和人造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来提高速度。迭代、换代、打新,几乎是当今所有公司的考核指标。

   随着效率至上主义的进一步扩展,“倒计时”这种时间表达方式应运而生。倒计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某段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里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在倒计时里,时间不再是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边界有范围的存在,是逐渐逼近目标的距离。

   正如物体因为空间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现一样,目标在时间上不同的接近路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倒计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转结构”。面对同一个目标,当采用正序计时,时间是向外舒展的,目标是向人聚拢的,此时人是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目标逐渐向人靠近。回想自己坐在火车上的场景,窗外的群山和景色是向“我”走来,而不是“我”走向窗外的物体。当采用倒序计时,物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时间是向内收敛的,目标则成为中心,随着时间的逼近,人变为主动向目标靠拢。换句话说,在倒计时里,目标和人的主体性被翻转了,人彻底沦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人在空间中的结构被扭曲了。因此,对于同样的时长,采用正序计时和倒序计时,给人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

   课题组调研发现,派送平台在骑手端会显示为倒计时模式,当截止时间临近时,系统还会启动提醒和预警功能。有外卖骑手说:“接单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时间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其实,心理上的恐慌,是对自身逐渐丧失主体性的一种精神反抗。当一个人进入倒计时状态后,会感到压力陡增,时间在注视你,目标在催促你,有东西在追赶你。劳动者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交通规则此时也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自我,变成了一台飞奔的机器。

   在移动互联平台兴起之前,人们对于吃饭的即刻需求从未到达如此急迫的程度。就本质而言,倒计时对于送达时间的苛刻要求与泰勒主义对于劳动时间的精致计算并无二致,都是期待通过对时间的管理来提高效率,时间序列使劳动者置身于流水线式的“生产”次序之中—接单、取餐、送餐、到达。但与泰勒制通过正序时间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有所不同的是,平台是通过“逆向时间”把对人的压迫发挥到极致。时间快速地消耗,形成的压力足以使劳动者本身产生更多的动力去自我加速,即便这种速度要求已经超出劳动者完成既定任务的能力。

   必须承认,倒计时令“速度”这一要素更为凸显出来,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速度快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奖赏(接单量),而慢的则要接受处罚,这种处罚包括经济上的(系统派单量的减少)、名誉上的(每周排名靠后)、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训)。快与慢,成为新的分配正义。有外卖骑手谈及:“根据公司规定,超时要扣除50元以上的工资。如果超时投诉过多还会收到‘需要接受公司培训’的短信或站长约谈。”可见,倒计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劳动者进行了双重打击。经济的损失、名誉的羞辱、认知的洗脑,配合倒计时的制度设计,无疑让时间展露出更为强大的纪律属性,时间已不是为了保证送达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表现为“暴政”的压制和惩戒。当然,一定有更多的外卖骑手是在限定时间内送达而未受处罚,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赢得了与时间的战斗,但作为劳动者整体,他们已经输掉了与时间的全面战争。

   如今,倒计时的机制设计已经渗入到网约车、社区团购、生鲜电商、即时通讯等互联网平台,并蔓延到其他领域,逐渐掌握了对劳动者的话语权,同时也把焦虑和恐慌带给更多的社会成员。倒计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套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构造行为方式的手段,它通过心理建设和驯化行为将“不能延误”的观念加速传递,使劳动者彻底“异化”为时间的奴隶。毫无疑问,倒计时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但也将时间的过分榨取推向了人性的反面。

   倒计时的盛行是加速社会的彰显。马克·泰勒说“速度会杀人”,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的逻辑,以及推动力”。罗萨进一步将现代社会的本质定义为“加速社会”,认为加速是产生新异化的原因。笔者认为,倒计时的泛化是加速主义新异化的最新表现形式,它除了给我们带来更为便利和更有效率的协作之外,也将我们安置在加速社会功利编织的“牢笼”之中。而今,我们处于各种倒计时设定的不能落后的高度警觉状态(如各种考试倒计时、各种工作任务倒计时、各种工程项目倒计时等),即便我们根本看不到具象的倒计时装置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倒计时一旦启动,连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而悖论在于,在这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选项能被事先证明在未来是最有价值的。就像外卖骑手被称为“蜂鸟”(唯一能“悬停”的鸟类)一样,“蜂鸟”拍打着翅膀努力使自己不跌落而下,却也不知道将飞往何方。外卖骑手“悬浮”在城乡之间,也“悬浮”在制度缝隙之间,他们没有闲暇为未来积累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也来不及与平台争论上一次扣费是否合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倒计时截止之前送达手中的这一单。他们对过去充满了遗憾,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只有拼命地消耗现在这一刻,才确信自己没有虚度光阴。

  

   二、侵入的时间—被掏空的人

  

2019年3月,一些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是一种违反现行劳动保障法的工作制度),成为中文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讨论,也是首次有大规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665.html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