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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更新时间:2021-07-23 10:52:41
作者: 廉思  
有的可能回老家了吧。”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外卖骑手身上。课题组调查显示,仅有14.26%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工作稳定性感到满意,有95.59%认同“送餐是吃‘青春饭’的行业”,有87.11%认同“自己更容易被技术所迭代”,有96.34%认同“外卖骑手更容易遭遇中年危机”。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外卖骑手并没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们虽然十分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又认为无计可施,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畴。访谈中一位小哥坦言:“我们其实都知道不可能一辈子送外卖,当跑不动时,我们又能干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提升自我,也没有时间允许我们来提升自我,我们就是在不停地奔跑中等待跑不动那天的到来。”

   社会为人生发展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我们沿着轨道出发,形成社会认为“合理”且“正确”的人生计划表。在这份计划表中,个体通过资格考核和地位跃升获得了一种生平,社会生平像一个钟表,在嘀嗒声中前行,而资格和地位在前行中由社会生活或制度结构所共同决定。大多数职业都有它自身的由社会所达成共识的时间节点,它包含着每一个职位应该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状态,如果在既定时间内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或达到某个认可的位置,人生就可能发生“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很多机会在你面前突然消失,你被剥夺了参与竞争的权利,或者从事某项工作的资格。这种由于某一时刻的出现而导致的人生转折,笔者称之为“断裂的时间”。即便一个人很有潜力,他的未来可能有超出预期的回报,但如果不能赶在时间断裂之前证明自己,他将永远失去证明的机会。

   时间如同奔涌的河流,不舍昼夜,永远不会中止流逝。断裂的时间并非时间的停止,而是命运的转折。当意识到人生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断裂的时候,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就会浮现,因为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可预见的重大事件必须发生。由于这种预期已经形成,心理上的断裂就会先于事实上的断裂而出现,断裂的时间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丢弃结构”。在移动互联时代之前,东西只有坏掉或无法运转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即便替换,也大多是用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替换。但现在则相反,物理丢弃已经被心理丢弃所取代。回想自己曾用过的手机,有多少是真正坏掉才更换的呢?我们几乎是在东西过时前就换新了。当我们认为东西虽然没“坏”但已经不“新”时,我们就会赶在报废时刻来临之前换掉它。这种对物的丢弃而今也延伸到人本身,那些没有跟上社会节奏、踩上时间鼓点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被丢弃的人”。

  

   四、被时间异化的年轻人

  

   时间是一种权力,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在钟表行走的过程中,人逐渐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了,成为一个异己的力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以后,人类越来越交出自己对于时间的把握,丧失了对时间的控制。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被时间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的权力,而是时间支配了所有人,时间开始显示出它的暴政(tyranny)。

   时间的暴政还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整个社会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时间的控制,也无力对抗时间的权威。时间本应是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去,成为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通过时间来测量、记录、考核、评价人的标准,非但没有增强我们的时间感,反而造成我们的自由时间被侵占,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感知时间。

   上文中谈到的三种青年劳动的工作形态,就是时间暴政最鲜明的体现。它不仅发生在外卖骑手(蜂鸟)、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和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身上,也正在或即将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应三种时间形态,衍生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被加速的人、被掏空的人、被丢弃的人。笔者之所以采用被动式的表达,是因为这种异化“被”包装成“努力奋斗”或“珍惜时间”的榜样,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并引诱更多的青年加入到“竞速”的阵营中来。

   时间的暴政无不赞美超长工作,无不推崇速度文化。在劳动的过程中,青年们感受到的不是资本如何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种“奋斗者的荣耀”、一份“本不该给予的恩赐”,好像能有这样的辛苦工作,能有机会让你加班,是劳动者修来的福气[10]。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福报”真的是青年的福报吗?是青年真正需要的福报吗?这到底是青年的福报,还是资本可以坐享其成的福报?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社会能够让青年不以牺牲健康和自由时间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又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不会是市场过程的自发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异化时指出,一旦进入了生产和劳动过程,那么资本考虑的往往不是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而青年的特征就在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没有进入或者完全进入到劳动契约的社会关系中去,还暂时保持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与行动的自由。在人的一生中,青年的意义不仅是年龄的区分,也不仅是生理的旺盛,而是没有被异化所困扰的、社会分工之前的“完整的人”,是追求人格全面发展和崇高理想价值的“未来的人”,是可以支配自己时间并有权处置自己时间的“自由的人”。

   人的自由是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将始终处于操劳和忙碌之中,那么意味着毫无自由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始终把时间理解为人的自由得以展开的视界,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伟大创造,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都是在自由时间内完成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处于生命周期靠前位置的青年,正是创造和开拓最为丰盈的时期,他们理应享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向青年人强调不虚度光阴和奋斗拼搏的重要性,这无可厚非且极为必要。但同时必须警惕打着奋斗反奋斗,透支青春,榨干青春的功利主义行径。由时间引发的效率至上主义把青年看作单纯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把人生简化为现在吃苦就是为了将来获取更多的财富、金钱和名利的过程,而忘记了青年本身就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个体成长为社会力量的最重要的形塑阶段。一个过度透支“青春”、用功利去“引诱”青年的社会尽管可能有当下的高速发展,但未来则会显现出“逆反”和“疲态”的巨大负面效应。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青年中时常涌现出感叹岁月蹉跎的“叹老族”、拿着高薪收入却自嘲的“打工人”、唉声叹气且颓废悲观的“丧文化”以及竞争方式高度单一的“内卷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出青年作为国家重要发展力量的一种“认知错位”。青年是未来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谁的“打工人”,国家难道不是青年的国家吗?青年与国家血肉相连、心灵相通、命运相系的主人翁精神和骄傲自豪感去哪了?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青春俨然已是一种时间交易。他们无奈地说,“资本其实就是趁你年轻的时候,用低成本买你的劳动力,花最少的钱买你最多的时间”。这种观点隐藏着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青春是最有价值的商品。青年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青春可被时间贱卖的观念,自然就会接受资本任由对自己时间的宰割,这样的青春无异于与魔鬼进行的一次交易。一方面,这种交易外在表现为与他人的竞争。因为青春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奔走在竞争的途中。周围的人成了“敌人”而不是伙伴。只有超越他人,才可能在人生最有价值的年龄阶段胜出。于是,送快递、写代码、发文章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终都沦为了竞争的赛场,而奋斗的历程,也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悲剧。另一方面,这种交易内在表现为自我的竞争。竞争的压力不断地与个人的自由生活抢夺时间,上文中提到的有关时间的惩戒,如延迟送达的罚款、下班后未及时响应上级指令的训斥、非升即走的淘汰等逐渐泛化和强化,自由的自我持续从时间上退场,变成一个完全由外界操控的工作机器。难怪有青年说:“工作后,就是一个自我不断消失的过程,先是时间消失了,然后情绪消失了,最后连自我也消失了。”时间的异化带来的是人性的荒野,在一个由速度号令集结起来的世界,没有谁是胜利者。

  

   五、榨取还是激发?从时间维度对青春的另一种理解

  

   虽然今天整个社会都在加速,时间的暴政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影响首当其冲的还是青年。时间的暴政对于青年的特殊性在于,大量的暴政来源于需求端对供给端的极度时间压迫,而青年显然是劳动供给的主体,是暴政实施的主要对象。而且,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代青年从小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时间速率之下,且被这种加速的时间全面占据了自身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而言,对于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为它折射出一个社会制度究竟如何看待青春,如何对待青年,以及如何帮助个体度过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期。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价值观引导问题,而且是面对一生中唯一一个创造力、吸收力、行动力都极强的人生阶段,应该怎样切实建立保障机制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重视时间对于青年的剥削,从心底打消青年对于时间的焦虑,这种心态将向上延伸至人的少年时期和童年时期,而今愈演愈烈的“虎妈”“狼爸”“鸡娃”以及“不能耽误的童年”“不能失败的少年”等不断提前的优胜劣汰意识就是生动的佐证。人从一出生就要赶时间,否则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青年是人生命时间的重要阶段,是人的重要的表现形式。科特尔和克兰伯特注意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花在现在的时间比较少,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多地指向未来。有学者认为,小孩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指向现在,中年和老年的思想和行动更多地指向过去,只有青年的思想和行动指向未来。因此,青年本质上指向了时间的一个重要维度—未来。我们常说“时光流逝”“青春不再”,却不说“时间生成”“现在到来”。当然,对于纯粹的现在序列而言,这两者都有道理,但在“流逝”的说法里包含着一种未来先行的优先性。唯有在未来先行这里,现在才有可能被领会为“消逝”的现在。我们把自在的时间流看成一个不可逆的流动,但是在“现在”序列里则看不到这种不可逆性。事实上,这种不可逆性就来自“未来先行”这种基本的到时方式。这种内生于青年本身的指向未来的时间观,使人在青年时期更倾向于追求一个美好的明天,那么以未来的利益为诱饵,资本就可以精心策划一套支配青年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设计下,资本有意无意地鼓励青年对时间进行榨取,并经常树立牺牲当前时间来实现未来价值的时间幻象。比如在很多高增长行业,青年人听到过很多造富的“神话”,这种强刺激使得他们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不顾一切地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好似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年轻人最大的担忧就是不能再等下班车,因为这班车可能就是末班车。他们已经得到的不能再失去,没有得到的想方设法也要得到,每个人都受到所谓“美好”愿景的感召,也受到来自整个群体的压力—一种有意无意的互相攀比和自我强化,进而滋生出一种时刻担心被时代甩下的无名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青年人认为今天的生活是要为未来牺牲和透支的,他们将自己的社会主体性悬置起来了,呈现出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虑以及希望物质生活尽快得到改变的迫切心理。于是,借由自身所垄断的利益所设立的时间制度,将触角伸向了青年的全部生活。这种制度借助利益诱导和认知洗脑,使得青年全面认同乃至积极参与对时间的争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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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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