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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中国崛起打破三大发展迷思,走向“共同体主义”

更新时间:2021-07-22 17:15:30
作者: 鄢一龙 (进入专栏)  

  

   导读: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2021年5月31日) 现代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这是一个用西方已有理论和话语体系无力讲述的伟大崛起故事。 鄢一龙教授放眼世界,在与西方理论论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明源流,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理解和阐释。 “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

   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现代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奇迹,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

   中国用短短数十年时间,从世界班级中的“差等生”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1949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1820年时法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还要低。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很快就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大于1.2535万美元。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十四五”期间将提高到78.3岁,而美国原来是78.8岁,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下降了1岁,变为77.8岁。这意味着虽然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还只占美国六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美国,在不远的未来还有可能超过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崛起打破了三大发展迷思。

   第一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长期被纳入一个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全球发展体系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不被允许突破发展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依附型或者半依附型的发展,而不能真正独立自主发展;只能在霸权国家所容许的分工体系之内发展,而不能触动霸权国家奶酪,许多国家都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但实现内生自主的发展,而且不断攀上发展的新阶梯,跨越了“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也会跨越日本等国陷入的“高收入陷阱”,迈向发展的最高阶梯。

   第二是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以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均GDP最高的时候估计也只有七八千美元。由于统计体系差异,苏联的人均GDP需要进行估计。按照现价计算,1989年为8940美元。按照不变价计算,1989年为7112美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的发展,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世界历史舞台上主角不断在变,霸权争夺战主题却从未改变。只有中国崛起真正打破了这一魔咒,这不是一个新霸权的崛起,而是一个新型世界强国的王者归来。

   与西方历史上的霸权不同,中国不是靠到世界各地殖民、四处掠夺发家致富,而是靠十几亿人民的辛勤劳动、创新革命而富起来的;中国奉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中国不是输出战争动乱、输出苦难,而是为世界创造巨大发展机遇,让世界各国搭中国发展快车;中国不是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唯我独尊,而是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百年大道责人开生面

   对于21世纪的人类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但是新现实,更是新意义,不但是中国力量,更是“中国主义”“中国道理”。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么亦步亦趋接轨西方模式,要么迟早走向崩溃,是不可能崛起的。而中国出乎意料的崛起,将使得伪装成“普遍理论”的西方政治理论面临整体性挑战,人们将从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真正祛魅,认识到所谓的“普适性”不过是西方性,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所谓的“历史终结”不过是历史一瞬。

   中国崛起只能用中国话语来述说,中国道路只能用中国道理来解释。历史吊诡之处在于,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融入西方体系是主要推动力,但终究无法被彻底西方化。因为中国块头太大、西方帐篷太小,中国骨头太硬、西方消化能力太弱,中国承担着既吸纳西方体系又撑破西方体系,为人类开创新体系的历史性使命。

   如同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一样,中国道理也将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理将重新解释整个世界,重新书写人类知识体系,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而是意味着在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的一次解放,意味着被西方思想禁锢住的人类思想进步的一次救赎。

   中国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国学派。要言之,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基于中国自身文明基因,并借鉴西方理论,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用中国话语讲述世界故事。这将是一场跨多个学科、持续几代人、无数学者共同参与的知识革命,中国学派并非西方知识体系之补缺拾遗,而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的根本性思想变革。

   知识建构范式革命需要超越百年的中西“体用之争”,从西方理论中心范式转向中国实践中心范式,推进“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建构,以实践为体,以马中西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三种理论资源为用,推进理论话语创新。

   实践为体就是要从“西天取经”转向实践取经,摆脱西方理论教条束缚,打破一味追求形式科学性的迷思,在方法论上倡导实践主义,而非演绎主义、证伪主义、实证主义,将理论的科学性分界真正建立在来源于实践、符合实践、经得起实践检验上,而不只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科学方法论”上,更不是建立在特定理论的逻辑推演上,在持续进行的“实践—理论—实践”循环中获得理论的此岸性、真理性与创新性。

   百年新路责人开生面。中国道理无法用西方道理来“我注六经”,而不得不用“六经注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道路对于西方是整体性、根本性之超越,而非局部枝节之差异,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创新性的中国道路。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乳交融的经济新路

   在经济道路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超越苏联式计划经济,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就如同兔不会生角,马不会有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打破了这一“魔咒”,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这一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不但也可以用,而且还可以用得更好。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逻辑不能混淆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增殖,而市场逻辑是平等交易;资本主义是丛林法则,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当然需要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然而,在大多数现代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主义并不是维护市场逻辑,反而是扭曲市场逻辑,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不等价交换,不是谁贡献大谁回报大,而是谁强势谁回报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能逻辑自洽,社会主义更能维护并增强市场逻辑,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逻辑是共同体逻辑,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因此需要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实现分工协作,需要个体贡献与回报一致的激励机制,需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互促进。同时,社会主义还能从多个层面弥补市场失灵,增强市场有效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上,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形成的组合优势上。

   第一,土地公有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共同基础,土地成为保障人民共同福祉的最大公共财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乡村发展与稳定的根本,为几亿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避免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无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土地公有制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了融资工具,为推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受制于发展过程中公共融资工具的缺乏与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很难突破发展的投资瓶颈,很难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活力。国有企业不但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力军角色,同时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中国公共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远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高铁的快速发展与4G乃至5G信号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也使得人民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第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领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是不能相容的,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计划作为一种制度实验似乎被宣告失败。而中国打破了“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迷思。国家计划(规划)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超级公共政策,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的关键信息是分散存在的,因此试图推进“社会工程”的国家计划将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这种观点缺陷在于,对于经济社会运行有一类关键信息,并非分散的,而是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存在的,即便是所谓分散的、看不见的信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也已经被发现,能够被高效地整合。

   中国的创新在于,将市场作为运用“分散知识”的机制,国家规划作为运用“整体知识”的机制,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国家规划弥补了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弥补了市场在非纯私人物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提高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性与统筹性,提高了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能够自发均衡只是神话,例如短期的市场理性,长期看来未必理性,将时间变量加入后所谓的市场均衡往往变成了不均衡。中国有五年规划,这使得中国能够在五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尺度上谋划发展,能够做许多短期看起来不合算,但是为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事情。国家规划能够推动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推动供需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生态均衡、内外均衡。

同时,目标治理体制使得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西方国家能够在企业层面实施目标管理,而中国却能够在整个国家层面实施目标治理,中国在对待国家目标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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