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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等:宅基地“资格权”的社会学意涵

更新时间:2021-07-22 17:03:05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林上   王恒  
位于浙江中部,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流动人口是户籍人口的约两倍多。由于义乌的山区和盆地地形,土地资源较为紧张,如何盘活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释放其潜在的价值是义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2001年出台的《义乌市旧村改造暂行办法》正式开启了义乌宅基地改革,改革大致可分为旧村改造、城乡新社区建设和农村有机更新改造三个阶段。2020年,义乌市推出的《义乌农村有机更新实施办法(试行)》针对“三权分置”制定了继续推进宅基地改革的措施,包括实行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农户经申请由所在镇街核实后登记发放宅基地资格权益凭证,等等。

   义乌市清水流村的旧村改造项目可被视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先导。早在2003年,出于整理土地、改善村居环境、充分利用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目的,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隔江相望的清水流村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旧村改造。旧村改造使清水流村的宅基地得以集中,并形成了联排式住宅的基本格局。村居环境的改善和相对低廉的租金使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房屋租金收入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清水流村现在成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网店中心,被称为“网店第一村”,这与其最早成功地盘活宅基地使用权密切相关。

   尽管“三权分置”的概念在当时尚未正式被提出,但是在旧村改造的各个环节中,“资格”的关键作用已经凸显出来,实际分配就是按照“资格权”展开的。清水流村的旧村改造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按户进行土地补偿、有偿调剂安置权益、拍卖选择安置地段和自行建设统一规划后的房屋。大致来看,集体对于宅基地的所有权体现为对宅基地权益进行重新分配的权利;宅基地的资格权被视为一种“身份权利”,是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可能性”表达,在确权后可转化为可有限度调剂的指标,因此也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被视为可以有限度处置的次级用益物权,进一步释放出使用、收益、流转、抵押等丰富的权能。

   宅基地的重新分配鲜明地反映了村民对土地的态度、对公平感的理解以及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之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伦理意义。在没有涉及到有关宅基地分配和置换时,宅基地的“资格”隐而不显。而一旦遇到拆迁、旧村改造等事宜时,“资格”的确认便成为决定村民能否获得拆迁安置补偿、宅基地重新分配等权益的准绳。在清水流村旧村改造的第一项工作———宅基地重新分配中,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村集体工作的重中之重。“确权量化”牵涉到是否有宅基地分配资格、宅基地审批的增计人口数、分家立户后的宅基地分配等,过程繁复且需谨慎对待。

   在清水流村的宅基地分配过程中,首先是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定分配资格的,资格权在这个意义上与土地承包权一样是一种“成员权”。这是分配的基本原则,但是许多情况的具体规定则与“成员资格”存在出入,这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资格权的社会学意涵。

   首先,已经是居民户口的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再具有分配资格,这是“成员权”的具体体现。但是若夫妻双方有一方为农村户口、一方为非农户口,则要看非农户口方是否在城镇享受过国家住房的相关政策,若是享受过则无分配资格。这体现出资格分配表面上是“成员”资格权,但实际上是“家庭”资格权。一方享受过,则另一方也受到影响,农民给出的理由是“不能两头占便宜”。

   其次,对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论其原来是否是成员之一,也不论其是否是居民户口,只要在父母在世前诸兄弟留给父母一间房(若该房间出租,租金须归父母所有),儿子们都可以平分父母的宅基地份额。这个分配原则远超出了“成员权”的范围,体现了农村社会的传统伦理。父母或祖宗留下的宅基地份额所有儿子都有份,不论儿子的身份如何,这蕴含了鲜明的“传承”意涵,而且这个原则高于“成员权”原则。

   第三,独生子女家庭可以增计半个人口、外嫁女按照半个人口分配以及户口迁至城镇的大学生仍保留分配资格。我们在其他的村子中还发现了一些诸如未婚成年男子按两人计算、已婚未育家庭按三人计算等“空头”人口的计算方式。这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家庭“传承”理念:宅基地是家庭传承的基础,因此资格权的分配要顾及到家庭的传承。

   上述宅基地资格分配的原则是村民经过数轮讨论和协商后,由村委最终确定下来的分配细则的一部分。清水流村村委书记表示:“我们要商量研究哪个要改,哪个不要改,集体来讨论,因为这东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清水流村宅基地分配的结果来看,尽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获得宅基地分配资格的前提,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充分必要关系:一方面,在少数情况下,即使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能获得宅基地分配资格。另一方面,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子女在特定情况下仍能继承父母的宅基地或保留宅基地分配资格。除此以外,宅基地增计人口份额还与子女独生与否、子女性别、女儿外嫁与否等密切相关。事无巨细的“确权”过程实际上体现了村民对“公平”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维系村庄“关系社会”的伦理准则。

   首先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本位原则。尽管中国农村先后经历集体化、联产承包责任制乃至如今的“三权分置”,但家族观念和家族活动并没有随着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迁而简单消失,而是以其自身的种种特质卷入新的社会与政治形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庄形态发生变化,但宅基地分配资格仍以“户”为单位取得,辅之以将未来的分家立户考虑在内的人口增计细则,我们在有的村发现,户口在城镇的子女继承父母宅基地的细则正是以“孝顺父母”“老有所养”为底线。而无论是村庄的确权实践还是如今被正式提出的“资格权”概念,都基于对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家本位原则的认知之上。

   其次是以“别”为基础的差等原则,具体表现为内外有别和男女有别。宅基地的获得一直都基于集体成员身份进行福利分配,“资格权”也因此被理解为是一种“身份权利”,但这种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福利份额并非均等的分配,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存在差等。然而,“差等”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社会不平等,它恰恰反映了村民的集体观和对“公平”的朴素理解。在宅基地重新分配过程中,内外有别主要体现在农村和非农户口之别,迁出农村的后者由于不再是“集体”的一份子,便不再有权申请宅基地;与之相对,劳改犯、服兵役人员和在校大学生保留宅基地分配资格,是因为他们仍将回到村里,而非一去不复返的“外人”。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外推”的过程伴随着差等原则的确立,在村民的眼中,“外人”如果凭借其居民户口获得政策福利,自然不能让其“便宜两端占”,可见“公平”并不仅仅指向个体权利的保障,而且是在内外的分别待遇中获得的某种“平衡感”。男女有别的原则体现在确定宅基地份额和人口增计的情况,它与农村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婚嫁习俗和“子承父业”的传承观念有关:出嫁女即使仍是清水流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被视为半个“外人”,并只能获得半个人口的宅基地分配份额,且其丈夫的户口不能迁入本村;清水流村还规定,只有在家中无男孩的情况下,才能有至多一个女孩享受男孩政策即到达一定年龄后分家立户。可见“资格”并不仅仅是有无的问题,而且是基于差序格局中的不同位置得到差等待遇的问题,顺应农民对这两个问题的共识是确权实践顺利进行的关键。

   2018年后,义乌市针对“三权分置”的政策构想对厘清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买卖、继承等合法形式已经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视为基于宅基地资格权取得;旧村改造中,因旧房拆除而取得的的拆迁安置权利或者一定数额的宅基地面积,属于宅基地资格权。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资格权在两种情形下取得:一是基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二是基于跨村购买宅基地使用权。在具体实践中,后者存在诸多限制,包括非本村购买方必须也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本村出让方必须保留一定的居住面积。之所以要澄清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关系,一方面是对“一户一宅”和“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原则的延续,即农民在转让宅基地后,资格权一并灭失并回归村集体所有,避免农民流离失所和拥有大量宅基地的两个极端;另一方面也是明晰产权以放活使用权,购买方通过合法方式购买宅基地被视为资格权的取得,可以基于资格权获取包括拆迁安置补偿在内的相关宅基地权益,这对于发达地区正在进行或有计划在未来进行拆迁的农村尤为重要。

   由此可见,“资格”确认的实践早已存在,“资格权”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认为,“三权分置”的提出一方面是放活使用权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格”的福利性的重申。在理解这一产权安排时,不应忽略其社会基础与伦理意义。“资格权”的提出实际上确立了将“资格”进一步明晰化、稳固化的政策方向,并作为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这将会鼓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加快确权工作,以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房屋私下交易等纠纷隐患,在为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增收的同时,避免城市化浪潮冲击导致的乡村秩序瓦解。

   3、资格权所蕴含的政策意义

   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建国以来,“弱产权、强管制”的宅基地制度架构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包括如何与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衔接、如何实现农村产业发展的用地保障以及如何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相契合。在此背景下,宅基地制度在各地开启了审慎的改革试点,“三权分置”便是“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宅基地改革仍处于长期的试点阶段且尚未推出全国统一的政策,除了因为宅基地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还同城镇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有关。

   一是农民对宅基地的保有与失去究竟在何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实践中,拆迁的农民在获得住房安置补贴后,便不再保有农村的宅基地,这在整村拆迁、旧村改造的地方实践中非常普遍。然而,对于部分经确认拥有资格权并基于资格权获得住房权益的农民来说,一旦全部转让其住房的使用权,其资格权将一并灭失,因此仍会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局。由于目前宅基地改革尚处于试点阶段,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当改革在全国普遍推行之后,可能出现一部分农户将其农村住宅或重新分配的住宅全部转让。如果这些农户没有其他住宅,则很有可能成为城镇中低收入的租户,进而可能导致城镇中出现类似于贫民窟的住宅区。中国之所以在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其他国家常见的贫民窟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中家家有宅基地和农房,进入城市的农民“有家可回”。从义乌的宅基地改革实践来看,要避免出现大量无房可住的失地农民,制定政策确保农民在别处拥有最低人均标准面积的住宅、否则不得将其重新分配的住宅全部出让是可供参考的做法。

   二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的问题。从义乌的实践来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范围不局限于本村,可以与本市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跨村交易,但是城市居民、外来人口仍不被允许购买宅基地的使用权,这反映出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审慎态度。事实上,一旦将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完全放开,将会出现大量有升值潜力的房屋,再加上各地长期积累的“小产权房”,会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式,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这可能也是宅基地改革最大的难点和风险之所在。有鉴于此,一个可能的政策建议是限制并适度放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例如可以考虑在县域范围内有重点、有限度地放开,一方面使城市资本能够顺利进入周边农村,另一方面又能将风险局限在可控范围之内。

  

   (注释略)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王恒,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本文刊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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