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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思想增益元气

更新时间:2021-07-22 15:58:28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2018年3月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书面采访)

  

   汤唯问:当今时代,科学占领话语权,哲学如何自处?何去何从?以及先生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哲学这一门学科,是当今时代科学与哲学最好的结合吗?

  

   感知和思考按自身的逻辑起伏进退,科学和技术按自身的逻辑要求进步,不断进步,最后取得压倒的优势。何况,科学技术制造出有用的东西。哲学早已退下王位。这是好事,有利于不张声势、更真纯地思想。

  

   智慧的一个要求是,不让任何一种智慧充当王者,来统治世界,统治自己。我们有智慧,形成智慧之友的朋友圈。智慧之光照射多远,不由我们决定。

  

   科技哲学要么是协助从事科普,要么是思考在科技统治的时代怎样保护思想和感知的活力。

  

   尚心问:在科学横扫一切的时代,尤其是科学进步日益挑战原有人文观念的时代,人文学该怎样发展,人文学者该有怎样的作为?

  

   人文学在不断社会科学化,大势所趋,不过,只要你愿意,不见得必被大势裹挟。

  

   摘星星的孩子问:经常进行哲学思考、审视人生的人被认为是多愁善感,经常用科学数据进行分析的人才被认为是理性,明明这两者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只不过一个是量化的一个是描述性的,可为什么现在的人只崇拜数据,却鄙视文字的描述呢?

  

   因为人们渐渐不那么在意在友爱的意义上理解世界,更在意利用世界。数据帮我们大力开发世界,利用世界。

  

   缺了感受和思考,世界就索然无味了,然而,世界好像是为横冲直撞的人设的,不是为善感求真的人设的。也不尽然,想想希腊人。第一位的是活力,活力既是鲜活地感受、好奇,也是敢作敢为。不要盯着自己的感受,放开来去感知世界,不要盯着自己的善意,出手去为你在意的人多做点儿什么。

  

   陈彬华问:这些年多多少少读了些哲学的著作,很可怕地有了所罗门说的加增智慧的也加增忧愁。想问老师,究竟该如何面对尼采、萨特揭示的悲观一面后,再能够学会他们面对人生强大的力量呢?

  

   忧愁也不是坏事,只要你扛得住忧愁。要是快扛不住了,就别读哲学了,去看娱乐节目什么的。不说变得强大吧,说保护、增益元气。你觉得读哲学增益了整个人的元气,就读,觉得气短了,就放下。

  

   谢玉问:2015年您在和周濂老师访谈里说:“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不陷入过度反思,这是当代生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您建议人应该多做事,多实践,“何为良好生活”的主题是建议人要多实践。但有时候反思也是一件挺费时间和心力的事情,我就有这个问题,您可以说说该怎么减轻过度反思,或把反思引导到帮助更好地实践上?

  

   瞎说几句,只说防止过度反思,不说反思不足。一、我们循着道理反思,反思时,时不时停一下,跟自己的经验对勘。别只被道理领着走,因为我们认之为道理的,不一定是真道理、实实在在的道理。更不要事事“上纲上线”。二、跟不那么好反思的人交谈,跟未经反思的想法对勘。三、体会一下自己的生性有多厚,反思以不压垮生机为限。四、参加足球、篮球之类的团队体育活动,要求你即时反应,即时与他人互动。归结为一点,用厚实的生存托起反思。

  

   陈徐颖问:箴言式的哲思到底在什么层面上有意义?我总觉得成体系、有坚实的论证过程的思考更让我信服,但不少哲学家也写了很多箴言式的哲思。我们该如何去阅读、理解这种哲学?

  

   像“成为你自己”这样箴言,可以有无数不同的理解,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很多人好道,但没有时间或心力去阅读、去理解系统的哲理,记一些箴言在心里,随自己的实践成长,时不时回味对照。这跟系统研习有坚实论证的哲学不是一回事,但从实践领悟来说,两者也会有殊途同归之妙。箴言也分好多种,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箴言,内容相当确定,可以视作一种系统伦理观的概括。

  

   揭乐问:我记得2015年您回首师大图书馆做了一期关于读书的演讲,提问环节有个女生问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您说:“做理论就是做理论,不会带动别的发展,理论只是学院的派生物。”我对此记忆犹新,想请问您能不能再具体说说理论到底对于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理论”的一个意思是概念层面上的反思,这是我理解的哲学,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一个意思是把握深藏在可见事物背后的唯一的实在结构,也就是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促生现代技术,技术改变历史进程。若在这个意义上看待哲学,哲学的理论化将误导哲学思考,接受哲学理论指导的人将伤害他的人生,如果从事政治,则将伤害政治实践。艺术和诗保持在可见的、可感的事物之中,抗拒对世界的唯一正确解释。文艺理论有多种类型,现在流行的理论往往喧宾夺主,不是围绕着作品生发,而是把作品理解成了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的示例。至于创作的一方,我一时想不出谁按一种理论创作出好作品来。

  

   谢东阳问:在阅读中我发现哲学史的书写和学习似乎很少涉及哲学家的生平及社会背景,但文学史总会考虑到作家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几乎不从哲学家的人生经历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而更多地从他对之前的哲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来解读?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可以沿着它想很远,我只说个开头。你的观察大致成立。即使我们对荷马其人或莎士比亚其人没什么了解,我们至少很在意他们的时代背景。哲学家的情况更多样些,例如蒙克的《天才之为责任》,也许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不少助益。想来,是否关注母鸡,要看了解母鸡对理解鸡蛋有多大帮助。举个典型的例子:学习解析几何,不怎么需要了解笛卡尔其人及其时代。这跟我们的一般印象相吻合:在好多方面,尤其从个人性和时代性来看,哲学间于数学/科学和文学之间。数学史在更强的意义上是自成一体的问题史:后人解答前人未解决的问题。一件文化——思想产品,一方面跟具体经验相联系,一方面跟同类产品相联系。诗人、小说家、画家的创作,更多是处在特定时代中人的精神表达,虽然他同时也可能有兴趣回应前辈同行遇到的困难,发展他这个特定行当中的某些技术。

  

   徐晓娟问:我本科是学习哲学的,研究生研究康德的宗教哲学。我想问陈老师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哲学性格,就是感觉非常敏锐、细致,易于察觉事物或问题的丝丝扣扣。

  

   当然有。各行各业都有与之相应的禀赋。你列举了几项适合哲学的禀赋,还可以添上很多,例如视野宽阔。尤其独特的,是对概念差异(这该叫做“行动”还是叫做“行为”)和概念联系(“功能”和“目的”是怎么联系的)敏感;代价是对物质差异不敏感,对八卦不敏感。

  

   郑锐君问:前几天去香港,发现那边有吸毒人员,会聚集在天桥,行人不敢路过,对整个城市的文明,市民的生活其实造成了困扰。但是香港又是个讲究人权的地方,没有法律规定可以抓吸毒的人,只能抓贩毒的人。所以我很纠结,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人的人权跟大多数人的生活诉求,该怎么去抉择和平衡。

  

   个人权利和当下集体利益时有矛盾。负责任的政府尝试解决这类矛盾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就事论事,必须在现行法律等等一般社会框架下行事。现代社会总体上给予个人权利较大的权重,我个人认为,有时给予了过大的权重。但不管更重视哪一端,这类矛盾不可能完全消除。我倒觉得,一个城市不要太过追求整洁,这里那里有点儿芜乱并不是坏事,学会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心更宽,说不定还有一番乐趣。

  

   陈杨问:陈老师如何看待道德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道德更多是人对自然的超越与建构,还是自然与人类演化的一种衍生?换句话说,道德的确定性应该更多地从人类间的共识中寻找还是从人类演化历史中寻找?

  

   我相信实际生活中的道德追求是以社会共识为参照的(这是道德/自然关系的一种)。各个社会的道德形态和水准差别极大,此一社会中人很难依彼一社会的标准行事。在一个特定社会里,有道德追求的人努力比平均水平做得好些,有人多多少少好些,极讲究道德的人好得多些。即使自利受损,他们也愿意这样做。放长眼量,也不见得自利受损。一则,诚信有时是有回报的。二则,不走歪门邪道,多半会加紧锻炼自己的正经本事,这些正经本事多半也有回报。

  

   但若去思考道德起源,恐怕必定要把演化论一道考虑进来(这是另一种道德/自然关系)。以演化论为背景来探究道德起源是一个理论难题。

  

   江小鱼问:我一直有个困惑未能解开,借此机会想向您请教。假设,是您在日本侵华时的沦陷区生活,您是有名望的学者,日本人以您全家及一个学校的学生的性命来胁迫您做校长,如果不做,就杀人,那么,这样的境况下,是否没有一个忠孝两全的办法?因为我知道,那些曾被迫为日本人做事的,都会被认定是“汉奸”,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就只能死么?可是,自杀以后,不是还会有别人来做么?是不是没有两全的办法?

  

   对生活在平顺时代的吾侪小民,你的问题很“虚拟”,但在动荡的年代,对那些处在潮头的人,这类问题可以实实在在。两全的办法恐怕没有。该怎么两难择一,恐怕也没有一般的答案。具体评价历史人物的选择,需要好多好多细节。但你的问题里有两点,我有比较明确的看法。第一个,我不做恶事别人也会做,不是我去做恶事的理由。第二个,我要是方孝孺,恐怕会向暴君屈服。当然,这有一部分是我无法深入骨髓地体会忠君观念的分量。大忠大勇的故事可歌可泣,但我承认我更多从一介升斗小民来设想自己的生活。跳开来说,平常时候,咱们都多少做点儿这个那个,改善我们的环境,防止暴君和暴虐局面出现。

  

   丁雷问:在今天,当现实与正义冲突时,追求正义往往会被认为是“单纯”、“不成熟”的表现。原本应该公平的驾照科目三考核中,拒绝绝大多数人都默认的潜规则,宁可凭自己实力的情况下不合格,也不要在输送利益后得到额外帮助而通过,这样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是否有价值呢?而如果要破坏潜规则又必然会伤害一些被裹挟的人,又是否值得呢?

  

   我不是康德主义者,不认为有放之四海皆准而具体可循的道德要求。但各个社会、各个人都有些确定要求。我希望自己比平均水准做得好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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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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