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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读懂一两个大哲学家

更新时间:2021-07-22 15:56:32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2009年5月与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座谈)

  

   我们都很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

  

   我在“初识哲学”这篇文章中讲过这个故事。我们这代人没有谁是从学校到学校,中间不是插队就是当兵当工人。“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代人里很多人都在读书,在思考问题。后来就是考大学。报考什么专业,跟将来就业没什么关系——当时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分去做什么工作收入都差不多。主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当然,也要考虑考得上考不上。我对哲学兴趣浓厚,但我没觉得要在学校里学哲学——到今天我仍然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在学校里学哲学。我报考的是西语系,学德语,此前我已经自学德语好几年了,自学,几乎没听人念过德语,整个是个哑巴德语。后来由于非哲学的缘故考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

  

   现在很少有人报考哲学,功课好的学生都愿意考理工科。

  

   要么就报考经济金融什么的。考研究生的倒有不少报哲学的。其实从前也有点儿这样。很早的时候,反正就你们还不存在的那年头,有一次我到青岛,住在我父亲的同事家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说起来,我说我是文科生,读哲学的,怪不好意思的,这位老先生他说,真不错,你读哲学,你学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多好,你看我这读化学,一辈子学的东西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你读你爱读的书,读着开心,这个好处留给我们文科生的是吧,我觉得读文科的应该珍惜这个好处,高高兴兴地得到教化。当然,如果你真的一直做哲学的话,你会碰到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需要去掌握,也不只是好玩。但总比学财会好点儿,是吧,你学了一大堆财会报表,复式记账,你的确学到了本事,到处都需要你,但是跟你的人生没多大关系,你的生活需要复试记账吗?

  

   您那时候高考也像现在这么难吗?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民失学已有十几年,实际上,在所谓“文革”爆发之前,大多数文科教师早已多年不做正常研究了。恢复高考时,没办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考试内容很简单。但另一方面,那时有十多年没举办高考了,积累了十几年的考生。大多数考生虽然没多少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但至少是爱读书学习的,是十几年里的“精英”。所以,虽然考试内容很简单,考上来的学生并不差,有很多有潜力的青年。77级78级是两届特别的学生。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之中有能力的人比例较高。但我们这两届考生少年失学,专业底子薄,前面没人时,不少人很快崭露头角,但现在普遍后劲不足。

  

   现在还能用当时的方法来高考吗?

  

   不可能。77级78级的学生比较优秀,不是因为制度设计得好,反倒是因为此前的制度压制了十几年里比较拔尖的人才。

  

   可大家都在批评现在高考制度。

  

   现在高考制度弊害甚深,这些弊害一直延伸到小学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替代方案何在?近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探索,这类探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弊端那么明显的制度一年一年延续,说明这样的坏制度有深层结构性的原因。阻碍改革的因素中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我们的高等教育类型单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有科举制传统,科举制的一个毛病是选拔途径单一。但改起来也不容易,这跟我们的文化有点儿关系,例如,在国外,教师的评语等等会起较大的作用,外国教师讲规矩,评语比较可靠,中国人写评语就多讲人情,可信度不高。在中国升学若看重教师的评语之类,弊端可能更重。

  

   您一开始研究海德格尔,后来转到语言哲学,很多学校都用您的《语言哲学》做教科书。您能简要讲讲您对语言转向的理解吗?

  

   我的看法已经写在《语言哲学》里了呀。不过,最近我写了一篇“语言转向之后”,集中谈这个问题。眼下让我这样说吧。哲学一直在寻求天然合理的东西,表达得更强的话,寻求必然如此的东西,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必然合理的东西的源头在什么地方?一开始人们认为必然合理的东西在世界里,例如在月上世界那里,到了康德,必然合理的东西从世界那里转移到理性认知主体之中。语言转向可视作又一次转移,认为必然的东西的源头在语言中。可以把语言转向视作康德转向的延续。我觉得这是刻画语言转向的一个比较好的、我比较有心得的角度。当然你可以从别的角度来刻画。

  

   比如,有些区分似乎是必然的,例如实体和属性的区分——哲学家历来热衷于讨论实体/属性问题。从前,人们倾向于认为实体和属性的区分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区分,依照语言转向的思路,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区分要从主词和谓词的区分来理解,若说这种区分是必然的,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在语言之中,语言要求我们从实体属性的区分或类似的区分来谈论事物。

  

   科学革命之后,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哲学的任务并不是纯事质方面的探索,那是科学的任务。哲学要探究的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探究这种理解中稳定的“必然”的东西。语言转向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语言转向”只是一个名号,用来标识哲学对自身的这一反思。

  

   但是,语言转向引起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哲学应该主要去研究语言,Linguistic turn被译成“语言学转向”,我觉得就反映了这种误解。我最近几年主要不是谈语言转向的来历,而是谈“语言转向之后”,就是要问: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就成了语言学吗?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说,哲学关注什么是合理的东西,什么是真道理,而很多基本的道理凝结在语言中,所以哲学对语言感兴趣。例如,上面谈到实体属性的区分,这样的问题语言学家并不感兴趣——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它是个一般道理。

  

   形形色色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治国的道理,当然不只是语言问题,更何况,每个语族的语言跟它的历史——文化连在一起。不过,在反思这些道理的时候,尤其是要贯通这些道理的时候,把这些道理连成一片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要涉及这些道理如何凝聚在语言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阐述知行合一这个道理,但我们对知行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解已经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凝结在我们的基本语词之中。哲学始终是对基本道理感兴趣,只不过语言转向可以让人们更切实地认识到很多基本道理凝结在语言中。

  

   您翻译了《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等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您觉得我们在学着翻译西方哲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翻译这些著作,主要不是因为它们重要,是我自己喜欢读,读得最熟。我觉得学西方哲学的人,必须做点儿翻译。你要说训练,哲学上到底有什么训练我说不好,我想中国人读西方哲学,翻译是个训练。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在理解,有时是模模糊糊的理解,有时是清清楚楚的理解,怎么区分?你翻译出来了,翻译对了,就是清清楚楚理解的最好证据。

  

   当然,这里说清清楚楚的理解还是字面上的。我们所要追索的道理一层一层,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但这种基础层面上的清楚很重要。古人谈义理,先要有小学或者说语文学的基础。我们中国人读外国哲学,翻译最能体现这个基础。

  

   西方哲学研究离不开翻译。实际上,至少在西方哲学这一块,我觉得一部好的译著通常比中国人写的一部所谓专著更重要。要把更多的著作翻译过来,我们以前了解的西方哲学还是比较窄,还需要把更多的流派更多的重要著作摆到那里,谁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做什么。现在翻译的面宽了,量也很大,可惜翻译的总体品质还是太差,好的翻译凤毛麟角。我一直说,每个人少译一点儿,把这一点做得好些。中国这么多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用不着做得太多,求多不如求好。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把它做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好东西。我是建议,每个人去翻译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认真研究过的东西,认认真真翻译,这个译本是尽可能可靠的。不像现在,翻译出来的东西不少,大半粗制滥造。这个问题挺突出的,特别是哲学书,也的确不好译。我和一些同道一直希望能建立一个翻译基金,至少在西方哲学这块,成立一个译者联合会来审定译本,奖励优秀的译本,把质量差的译本公开列出,起警示作用。可惜我们无权无势,只能空想。

  

   对哲学生,翻译还有一层别人不常谈到的好处。论理往往不只看对错,更多在乎深浅。读哲学时间长了,会让人在这一点上变糊涂,丧失对错感、清晰感,什么事情都理解得稀里糊涂,还以为自己得道。翻译是有对错的,它提醒我们,并非在什么事情上都能自我辩护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你可能出了硬伤,错了就是错了。因为翻译有硬意义上的对错,有的批评你就躲不开。常听人说,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被人挑错是好事,老是自说自话,倒是没人挑你的错了,可那有什么意思?

  

   至于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的一点感受是,译名还是尽少依赖制造新词,如果要制造新词,尽可能制造可感的,就是单看汉语字面它也多多少少有点意思。我的意见从来都是这样,翻译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中国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制造十个新词,新词就太多了,弄不懂了。

  

   最近又刚刚出版了您主持翻译的《西方大观念》。

  

   《西方大观念》挺有用的。译得也不错。《西方大观念》本来是工具书,不是用来读的,不过,有人爱读字典,这种人也有的是吧。你现在思考一个话题,比如说你现在对时间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对勇敢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条目,了解一下前人都从哪些角度讨论过,它可能只说了一两句,但你一读,发现我的想法原来前人早说过了,也可能发现自己想偏了,前人多方面的讨论给出了一个整体的画面。

  

   您还主持翻译过《希腊精神》那套讲古典文明的书。

  

   那是挂个名。多少做了一点儿校对,尤其是《希腊精神》那一本。伊迪斯·汉密尔顿的这套书里,我觉得《希腊精神》是最好的。《罗马精神》也不错,《上帝的代言人》似乎稍差一点。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的写作风格。我不是学哲学的,但喜欢读哲学书,可是大多数文章太难懂了,学术文章能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写啊?

  

   更多读者愿意来读哲学,这是大好事啊。读者希望学术文章平易近人,显然是个合理的希望。学术文章里充满了古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别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业内人士也照样头疼。当然,学术不属娱乐业,不能指望由媒体广为传播,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用中学生读得懂的话探讨深入的问题,当然最好,但你也不能指望都那么平易易读。

  

娱乐当然也有不同品位。人们谈论文艺,有时会想起品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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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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