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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

——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更新时间:2021-07-22 14:58:05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恰恰相反,价值系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支撑。

  

   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因为量化分析程度最深、数学模型采用最多、公式化程度最高,而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事实上,经济学是一门将价值与事实结合得紧密无缝的学科。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与自由主义有一种亲和关系,因为它在价值上以个人为本位,在分析上以个人为单位。在此,作为价值本位的个人与作为分析单元的个人完美无瑕地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尚且如此,更何况政治科学。虽然冠于“科学”的名称,但很少有政治学研究者标榜自己的研究是与价值无涉的。

  

   由此可以推导,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理论言说方面,既要保持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又要保持价值与事实的一致性。近代以来,西方以实力为后盾,以普遍性名义推行自身的理论和制度,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被征服和被改造的对象,旨在建立一个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世界模式,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与经验、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一致性。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这一方案被历史地终结了,一种新的可能正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价值因素是必备的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重构分析框架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局限于经验描述和概括、因果机制分析、知识的逻辑结构调整,只回答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回答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显然,在价值观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任何经验维度的成功都是不可持续的。同样道理,若没有价值知识作为基础,经验知识的大厦是摇晃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无论是现实本身,还是知识领域,都必须有价值(信念)作为支柱。在此,实践与理论、政治与学术、事实与价值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互为条件并相互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价值维度的证成方面,党和政府似乎走在了学术界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发展和完善既有的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话语进行重构;另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的交锋中,尝试提出中国的价值标准。前者所取得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后者的典型案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衡量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八个中国标准。

  

   平心而论,对中国道路做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所遭遇的困难远比概念-命题的建构和分析框架的重构要大。这种难度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必须面对和超越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西方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源地和首成之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亦已经历数百年的精心打造和与时俱进的变身,虽然在现实层面正遭遇不少的挑战,但依然具有很强的吸睛力。其次,一如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会导向比较政治学分析框架的重构,为中国政治提供合法性叙述的实践也会导向普遍价值的重构。这意味着需要对西方号称的普遍价值进行反思和解构,在充值中国价值元素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中国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便是朝向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再次,在如何提供正当性论证方面,国内学界目前正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在探索:一是如上所述,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更新,在社会主义话语中重构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一是沿着多元现代性的思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证成当今中国政制的合法性。这两种不同的叙说逻辑如何处置彼此间关系,尚是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

  

  

   小结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本文以为,在学术转型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开始步入理论创新的阶段。在这一视角下,“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这些新名词的出现,便不是偶然之事。它们以不同方式呈现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回应时代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两者皆重视“本土经验”。学术反思的切口是在经验领域打开的。中国政治制度的绩效促使一些研究者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完成了从“体制转型”到“体制完善”的转变。这一转变构成了随后一系列观念变革的契机。先是突破“威权韧性”的局限,将中国从一个转型对象转变为一个分析对象,从原先的病理分析扩展为生理分析;进而沿循李普赛特的分析路径,从绩效合法性转向体制合法性,亦即从经验领域转向价值领域。与此并行发生的变化是,从肯定现实到正视历史,以及从中国政治扩及比较政治。在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凸显出来。

  

   本文从概念、命题/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证成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逻辑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止步于此的话,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严格地说,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理论建构任务是一部五重奏:(1)建构一个能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体系;(2)重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3)建构一个足以支撑中国政治经验理论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观);(4)重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知识(普遍价值);(5)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与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型全球化相适应。这五项任务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其中,理论与实践、经验与价值、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彼此交织,相互渗透,共同演奏。理论建构的基础是经验的,但理论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价值的;同样道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但其指向必定是世界的。

  

   因此,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并不拒绝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资源,而不是遗弃的对象。换言之,政治学知识的重构必须在中西政治学知识的互动过程中来实现。这意味着理论建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整合政治学内部的分支学科,而且必须以跨学科、跨国别的方式合作进行。在笔者的想象中,最终的理论建构成品应当是具有特色的、并列-包容式的,更具解释力的,而不是排斥性的。

  

   这一历史任务对我们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人一直以消费者的方式接纳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将它们视为普遍真理,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中国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论消费。今天,这种局面或许正在被改变,至少在政治学范围内,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政治学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反思、质疑、鉴别、选择的对象,我们面临的真实问题是,如何学会和掌握抽象化的能力,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升到理论层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学习和模仿的不再是西方学者建构的各色理论,而是西方学者建构理论的方法——当初他们是如何将西方经验抽象为普遍知识的。我们要做的不再是进口鱼,然后用中国方式加以烹饪,而是如何建造远洋渔轮,学会在太平洋捕鱼。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其难度远远超过了近代以来的各种形式的“中国化”实践。

  

   应当承认,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尚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恢复以来的知识积累主要是在西方话语的支配下完成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化。这种情况下,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可能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理论建构的任务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笔者相信,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开端虽“简”,但未来的前景“必巨”。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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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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