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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

——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更新时间:2021-07-22 14:58:05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的三阶段论,还是新时代的四个自信论,两种论述的运思方式和推论逻辑是一致的,皆从绩效合法性出发,经由制度的中介,最后推导至价值合法性,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国运和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反向的。

  

   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我们经历了与先辈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清末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对那个时代的悲叹,而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则是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自信预测。两个大变局,百年对千年,人们对古今中西关系的看法出现了大反转。与之相应,不少中国政治学学者对待西方政治学的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这一命题的提出,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变化。

  

  

   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逻辑空间

  

   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翻译、引进、本土化、反思等环节后,正在进入一个理论创新的阶段。

  

   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程度和层次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换言之,我们所要从事的理论创建工作属于什么性质?有哪些特点?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可以根据挑战的性质和程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它们依次为:(1)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2)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3)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提出新的中层理论;(4)范式革命,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就逻辑而言,这四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依次递进的关系中,前面的变革不一定导致后面的变革,但后面的变革必定包含前面的变革;其二,理论创新的递进程度与其遭遇的困难程度成正比关系,理论更新程度越大,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在这一理论创新的程度谱系上,中国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发生在哪个档位?这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必须回答的前置性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不能从政治学理论中去寻找答案,因为中国政治学所从事的理论创新取决于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道路的差异性及其特点。显然,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宏观判断。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这一点:“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用学术话语来表达,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发生在范式革命的层次。

  

   在这一假设下,笔者以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空间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1

   基本概念的创制与重构

  

   基本概念对于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近年来学界已出版和发表有关政治学重要概念的若干著述,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积累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关于西方政治学概念是否是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合适工具,逐渐成为一个反思的话题。概念建构便是在这一语境下提出的问题。

  

   提出这一命题乃是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恰当性考量,它要求认真辨析来自比较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不能无差别地将它们运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换言之,用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政治存在适用性的问题,有的适用,有的未必适用,不能硬套。二是建构性考量,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中国政治经验的特殊性,在缺乏适当概念的情况下,学会用抽象符号来加以提炼和表达。

  

   在恰当性考量方面,亦已形成相关的学术争论。例如,围绕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学界已发表商榷性论文;对“治理”概念的各自理解,显示了不同阐释方案之间的张力;而“威权”概念则已基本退出国内政治学专业期刊的版面。概念泡沫的清理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工作。

  

   相比之下,在建构性考量方面所体现的努力似乎更见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已出现不少颇有影响力的概念(术语),如压力型体制、差距信任、政治竞标赛、市场+官场、举国体制、国家治理、协商民主、代表制民主、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势能等,其中有些是中国学者自创的(包括经济学家),有些具有“混血”的性质,有些是海外首先使用,但在中国成为建制性概念。徐勇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田野政治学”脉络中的若干概念,如祖赋人权、家户制、韧性国家、韧性小农、关系叠加、国家化、农民理性的扩张等。

  

   这些概念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尚不能做出最终判断。有些经历了各种打磨而幸存,成为政治学词典中的专业词汇;有些则有可能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消失。不管结果如何,概念建构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这些术语旨在更准确地认识和描述中国政治现象,以避免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场景时出现的“概念拉抻”现象。可以预见,这方面的工作将因循已有的轨迹不断深化下去。

  

   2

   新的理论命题及知识体系

  

   除了概念,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也涉及命题的建构。这些命题既可以是反向的,亦即对既有命题的否定或修正,也可以是正向的,亦即以陈述句的方式将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从逻辑上说,所谓理论就是众多命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类似于一个搭积木游戏:首先是拥有一系列合适的概念,然后在概念之间建立系统性的联系(命题),最后将命题以逻辑的方式建构为理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明,实际的理论建构过程很可能是在三个层面往返穿插、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

  

   应当承认,相对于概念建构,中国政治学在提出有效命题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如果按照描述性和解释性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命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差别。相对于解释性命题,描述性的命题稍微充分一些,尽管因果-机制性解释在科学价值上要高于单纯的经验描述。

  

   然而,即使是描述性命题,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应的不足。尽管许多学者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但人数多寡与成果大小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至今,我们对于中国政治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仍是肤浅的,或是跛脚的。前几年,我们编了《中国政府与政治》教科书,得到了学界同仁的一点肯定,但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中国政治的许多现象依然没有说清楚。导致这种现象有许多缘由,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更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从意识形态维度提出的一些命题,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陈述可以视为执政党对中国政制的自我认识之正式表述。如何将这一命题(及其他相关命题)转化为学术表达并融入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3

   比较政治学分析框架的重构

  

   作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具有双重的溢出效应:既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论其政体类型,还是民族-国家类型,都无法恰当地栖身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大厦。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必须进行调适,以容纳来自中国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能够最大程度容纳不同国家/政体的分析框架是结构-功能主义或政治系统论。两者虽有诸种重要的区别,但在两个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一是系统思维,无论是对其做有机体的理解,还是将其视为具有反馈性的机械装置;二是它们的分析层次都超越了政体论,因而不同类型的政体可以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事实上,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而带来的比较对象扩张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退场或边缘化,自有诸种原因。面上的主要理由是它们不能满足因果机制解释的要求,停留于泛泛的一般性叙述,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无法充分凸显不同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和二元对立(先是民主与极权,后是民主与威权)却是西方民主输出国意识形态斗争所需要的。

  

   冷战结束和第三波民主化曾促成“历史终结论”在全球的流行,然而中国的崛起、第三波民主化中出现的失败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治理危机,以讽刺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全球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从一个全新角度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的问题。

  

   在此,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形成了它们的切合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传统界限正在被不断突破,分析国内政治必须有国际视野,一如分析外交政策必须理解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学或许可以作为沟通两者的一座重要桥梁。在结论部分,本文将再次强调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而言,“将结构-功能主义带回来”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加以重新构造。这意味着,对于中国道路的论证而言,理论建构必须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建构能够说明中国政治的制度结构和运作机制的理论,在这个层面,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是并列的;第二个层面是在中西之上,建构一个能够包容两者的政治学分析框架。这样的分析框架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比较分析视野,例如不同制度结构的比较、过程机制的分析以及绩效和缺陷的比较等。

  

   4

   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

  

   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构成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区分的依据,但这里的区分是“软区”,而不是“硬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自有限度,且区分程度与理论层次成反比关系。理论层次越高,价值与事实的联系越是紧密,将它们区分开来的难度就越大。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1)文化定见或前见,这是最普遍也是最隐蔽的方式;(2)理论制约人们的观察;(3)在理论与事实发生脱节时,价值立场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待现实。虽然这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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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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