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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人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五

更新时间:2021-07-22 12:29:14
作者: 刘北平  

  

   前面章节已经阐述,汉文字这种方块象形文字,是在形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文字,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就有了形象思维的特征。人从开始接受知识时,首先接触的就是文字,就是识字,形象思维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心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直到今天象形仍然作为汉文字释义的一种基础性方法和书法艺术造诣加以传承,当然,这对于汉文字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当。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的两种思维形式,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具备这两种思维形式,但当其中一种思维形式得到强化时,另一种思维形式就会受到抑制,这是生物学此消彼涨的一个原理。形象思维是人的模仿能力的产物,逻辑思维是人的创造能力的产物。在人的智力属性中,人的模仿能力涉及事物的个性,是事物的具体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就是形象思维;创造能力涉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事物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就是逻辑思维,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形象思维的强化必然会导致逻辑思维的陷落,进而造成中华民族一般民众对科学技术兴趣的普遍不足,却又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古代官员多诗文,当代民间多文创(特别是网络世界中的诗歌曲艺以及散文、小说、绘画,包括古典诗词的创作等)都与此有关,而要保持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平衡发展,就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一的汉文字进行逻辑改造,不能让中国人输在接受知识的启蒙线上。

  

   (1)、汉文字改造的方向与使命

  

   汉文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包括汉文字形体本身和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这就使得汉文字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发挥它的作用;二是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与重家庭的观念一起在保持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性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在前面部分已有论证)。汉文字为什么具有相对稳定性呢,这与它所包含的形象思维有关。前面已经阐述,形象思维是人的模仿能力的产物,而模仿能力在智力属性中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只是层次高低的不同,这种共有表明形象思维具有最生态的地位,生态越古老,它的惰性就越强,这种惰性就是形象思维相对稳定性的来源,进而也就有了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

  

   汉文字的贡献就是汉文字相对稳定性的贡献,这就确定了汉文字的逻辑改造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否定汉文字所包含的形象思维,或者说是不能去形象化,而是要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以逻辑思维为引导方向的改造,使汉文字这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一在兼具形象思维的同时,也凸现出逻辑思维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文字如果同时具备和平衡两种思维形式,就能够在既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便于记忆和理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最经久考验的文字,就能够担当起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这当然也是汉文字改造的使命所在。

  

   汉文字的逻辑改造怎样进行呢?其实在汉文字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已有它的萌生。可以这样认为,汉文字总体上能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象形文字。象形字本身自不必说,指事字、会意字是在联想基础上的造字,联想不是联系,是想象,仍然是形象思维的结果,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之中。另一类是形声字,形声字是形旁和声部的组织,是字与字之间的联合,既没有脱离形象思维,又显示出一个字在形声上的逻辑构成,这一特征表明,在汉文字的内部已经具备了逻辑构成。可惜的是历代历朝,在汉文字规范改造的过程始终没有引起足够地重视,没有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加以运用,这就使得汉文字的演化长期处于为规范而规范、为书写方便而方便、为历史而历史、为约定俗成而俗成的层次上,结果改来改去,使很多汉文字既失去了原有象形文字的特征和寓意,也失去了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即缺少形象思维的稳定性,也缺少逻辑思维的推演性,说是“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又不是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弄得一般民众、特别是外国朋友们无所适从而成为一些文字大师们嘲笑的把柄,实际上这种把柄是汉文字本身造成的逻辑混乱,文字大师们也常常因为自己多记得一些汉文字而觉得高人一等,其实他们应当知道,文字只是文化的启蒙工具,把启蒙工具本身搞得很复杂,很神秘,很难记忆,很变化莫测并不适应于知识的传播。如果在启蒙工具上花很大的力气去做,或者说是搞得很学究,还不如在学术的深度上去钻研。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字越简洁易学,越容易把握,越有利用率,就越利于知识的传播,就越能为大众所接受。如果汉文字的改造能够达到这一目标肯定是件好事,但如果改来改去,总是不能让多数人满意,总是改得备受诟病,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的诟病,就不可能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认同而走向国际。

  

   (2)、汉文字的改造方法与目标

  

   汉文字是表意类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长期以来,汉文字的改造任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文字的形体简化,使之便于书写;一方面是汉文字的语音规范,使之符合于一定的读音标准。

  

   资料显示,汉文字的简化最早可从秦时的大篆算起,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化过程。楷书定型以后,又对楷字的正体、俗体、讹体进行了系统甄别,直到以白话文为代表的现代汉语的兴起,汉文字简化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20世纪初钱玄同、陆基、黎锦熙等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成立了相应的文字改革研究机构,并于1956年公布《汉文字简化方案》,1964年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同时废止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文字简化方案(草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文字简化工作,内容围绕减少汉文字笔画和精简字数进行,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方法以钱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进行,主要有:简化偏旁,同音代替,草书楷化,换用简单的符号,保留特征或轮廓等,使被简化汉文字字数达到2238个。

  

   汉文字的语音规范经历了直音、切音、字母注音和拼音等过程,其中直音、切音和字母注音在汉文字读音方面先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至此现代汉语有了一套全新的法定拼音方案。方案采用拉丁字母,以声母、韵母、声调为拼写方式进行,与此同时,又明确了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至此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问题尘埃落定。

  

   汉文字的简化和语音规范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与此同时,学术界、民间也对此争论不断。汉文字最全的历史版本有五万余字,较全的版本也有一到三万字,1965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印刷通用汉文字字形表》收录常用汉文字5696个,《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不同时期的版本也在七千字以上,与此相比较,真正简化的字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是不想简化,而是简化不下来。语音上也一样,21个声母,35个韵母,除去不能拼合的,按《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上的基本发音字就有419个,加上四个声调(不包括轻声)的区分和其中的音变,汉文字读音总量也在1400种以上。面对如此众多的读音,人们能够在日常用语的听觉中识别吗,显然不能,识别不了就自然成了同音字,这种同音字也就远远大于现代汉语规范中的同音字和近音字(如声调之间在有些字的读音上是很难区分的,有些鼻音与非鼻音声母的字也很难区别,等等)。事实上能够真正区别字音字义的不完全在读音上,它与具体的词组和语言环境相关,也就是说,同音字、近音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有它清晰的表音、表意成份,即便是在文章中写错了字,人们也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看懂他的意思,知道他的错字。地方方言得以长期保留,普通话难以普及,与语言环境这一优势密切相关,而这一优势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在文字改革中所忽视。

  

   这里来分析一下,汉文字改革在简化方面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语音语法方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汉文字中包含的思维形式没有被触动,二是基本排除了其它方言的读音(北方话在古代也叫着官话),看上去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其实也是在背历史文化的包袱。近年来,一些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也对汉文字的改造提出了一些想法,但缺少整体思路,是一种就汉文字改汉文字的作法,体现不出根本性效果。

  

   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在方法上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形声造字的作用。形旁表意,声旁表音是汉文字的一种逻辑结构,形旁与声旁本身又是从像形中演化而来的,这样以来在一个汉文字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就得到了统一和平衡,有了汉文字的两全齐美,并且以此为方法,几乎可以改造所有的汉文字。这里做个假设:规范出100个形旁(现有部首189部),200个声部(现有基本声部419),那么它们相乘就是二万个汉文字,加之可以消除的字,整个汉文字可以保持在二万字以下,与现有最大的汉文字字库量五万字左右相比较就精简了很多,再在其中筛选出五千到七千个常用字,那么汉文字在日常用语书写中就非常地丰富了,并且可以避免因为常用汉文字过少而产生很多的歧义。

  

   对这种改造提出几个重点参考:一是独体象形字变为形旁或声部,尽量减少独体字的使用;二是可以废除一部分差别极小的独体字,转入其他同音字序列,如己、已、巳;习、刁;自己的“己”和学习的“习”常用,可以保留,但已、巳、刁可以废除,其意义可以转入其他同音字序列运用,这种差别极小的独体字不但增加外民族学习的难度,也使一般中国老百姓莫名其妙;三是不符合方块字形体要求的字要方块化,这是汉文字与其他民族象形字的重要区别,如弋、丫;冇、乂等。弋、丫就像缺胳膊少腿一样,站都站不稳,冇、乂像是被掏空了内脏;四是五画及以下的字尽量废除,十二画以上的字只保留部分特征,再添加形旁或声部形成新的文字;整个汉文字的笔画除少量情况外,控制在六画到十二画之间,并且借鉴草书的特点,实现单字笔画的连写;五是一字多义的字可以用形旁加以标明,一字多音的字可以用声部加以标明,以形成新的文字来区分它的意义和读音;六是与形声毫无联系的字,要改加形旁或声部,以正音和正形,整个汉文字体系除少量的独体字外,必须符合形旁加声部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譬如有金旁就知道它是金属,有石旁的就是非金属,有气旁的就是气体等,而读音就是字的另一部分,非常便于人们记忆、认读与理解;七是在讲解汉文字原理时,即要讲汉文字的象形特征,又要讲它的逻辑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汉文字因偏旁不多造成的呆板形式,可以增加形声偏旁在字体中的变体,这一点也出现在已有的汉文字中,如“火”也可以变成四点的样式,心也可写成竖心的样式等,并且确定左右、上下以及左中右、上中下四种文字结构中的读音与表意所在位置的规范,并把其编成序列,理出规律,便于人们把握。

  

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读音方面则集中在对语音作用的认识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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