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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人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五

更新时间:2021-07-22 12:29:14
作者: 刘北平  
家长是家庭的权力中心,又因亲情的存在向家族、宗族漫延,就有了权力的滥用,禹作敏式的人物就难以避免,基层管理包括家族式企业管理的累累伤痕也就由此铸成。亲情之下难以公心,一个人为了自己以后还要为了家庭,为了家族,一轮一轮地向外展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不可避免。当一个人的荣耀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荣耀联系起来的时候,腐败就会没完没了地生长,自私就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填平的深渊。一个人想违规办事,在讲原则人的面前通不过,在讲亲情私情人的面前又通过了,那个违规办事的人就会记恨讲原则的人,特别是当他的权力超越讲原则人的时候就会报复,讲原则的人吃了一次亏,也就不会再讲原则了,中国古代官场包括现代官场有所谓“你想干净就干净得了的”感叹也就在这里。

  

   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人性本恶,年富力强时会把这种恶施加于外,子女们往往因此受益,一旦年迈与社会交往少起来,这种恶就会向内施加,家庭关系就会变得紧张不堪。子女之中如果人性本恶,他欺负不了外人就会欺负家人,对外软弱无能,对内索取无度,就有了纨绔弟子和“啃老族”之称。面对赡养,家庭之中也是有良心的就养,没有良心的就不养;儿子想养媳妇不想养,女儿想养男儿不想养。本恶的人会把亲情当着牟利的工具,本善的人会把亲情当着付出的担当,善恶就在亲情之中就扮演了“老实人吃亏”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在一个家庭之中都不是什么拍案惊奇的事,而是人性善恶的必然反映。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也创造了苦难,其根源都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民间小事大请,筵席不断,从家庭、家族到宗族延展开来,有些人专门从中牟利,有些人总是付出担当。西方社会不主张赡养义务,不主张溺爱孩子,也是对亲情这种负面影响的认识,当然,这需要中国人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和理解。

  

   家庭是亲情的领地,也是民风的发源地。中国民风起于家庭,兴于家族,立于宗族而适及社会,民风一滥官风必滥,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民风就有什么样的官风。官风是民风的集中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民风,整顿起来也就难上加难,特别是在民风日下的情况中,官风更难逆转,或者整一下好一下,不整了又一样,如此反复就形成一种怪圈,整顿官员的机构也越来越庞大,最后整顿者也成了被整顿的对象。这就可以看出,整顿官风必然要整顿民风,民风的根子又在家风,面对千家万户,整顿起来又有多难。

  

   抚养和赡养说穿了就是人在没有劳动能力时,人的生存保障问题。人的生存保障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应该由国家担当,也是国家能够存在而源于人性的理由,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国家与家庭在抚养和赡养问题上的关系应该是“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关系,即国家要解决的是老人赡养、孩子抚养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家庭要解决的是老人和孩子生活幸福美满的问题。有了国家的“雪中送炭”,即便是家庭出现不悌不孝的情况,包括遗弃和无力供养时,孩子和老人也不会出现生存危机。当然,对孩子的抚养,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承担主要任务,但国家绝对不能免责,如孩子的免疫保育、基础教育等系列社会服务问题,特别是国家政策内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要实现国家供养制,这不仅仅是理论认识问题,也是社会伦理和国家的担当。

  

   孩子抚养、老人赡养实现公益化后,压在重家庭观念中的物质负担就得到了解决,很多国家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正在想方设法去解决,这既是国家意义和主权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的进步,除了出现诸如战争这样的特别情况外,国家的财力都应当给予全力保障,在中国如果实现这种保障,将长期惠及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会变得无比的坚强。

  

   国家在抚养和赡养公益化问题上能否担当得起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国家抚养和赡养的财力,并不是现实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再分配。要知道,任何同时代的劳动力都是不能养活同时代的几代人的,这种财力主要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积累而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上,包括创造发明,产品换代、新材料开发和生产工具的革命等。譬如粮食杂交、蓄牧业改良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产量、丰富了食品供给,机械作业、电子程控就极大地节约了人工成本,交通网络、无线通讯就极大地推动了物流速度,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替代着“老的”和“小的”创造着社会财富,只要这种财富不被人为地掏空、不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国家供养公益化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后人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没有前人打下的基础,任何当代人都不可能从零起步完成社会的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出现的高性能生产力,服从并服务于人类本身的公益事业又是一种社会必然,人们所担心的那种一代人养不起几代人的问题,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要知道,钱是工厂里印刷出来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钱,缺的就是物质资料。物质资料短缺时,国家过多地发行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物质资料丰富时则可以刺激物质资料的流通和居民需求的升级换代,否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国家作为货币的管理和发行者,只要把物质资料搞上去了,多发行一些货币不是问题,也就是说钱的基本作用就是促进物资流通,这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潜在原理,但长期以来不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美国政府几次大的停摆,连薪水都发不出了,一印货币多列赤字就渡过了危机,其原理也就在这里。国家在供养公益化的问题上,为老的和小的提供足量的资金支持也就不存在着财政紧张问题,因为这不纯粹是财政税收提供的资金,而是科技进步促进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提供的货币支持,是国家纯粹的钞票发放。

  

   (3)、爱心大众化

  

   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中的感情属性包含了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其中亲情、友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两者之间只是高低程度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爱情为人所特有,是人与动物的两大重要分水岭之一。亲情是一种血缘之情,是人的自爱;友情是一种交宜之情,是人的他爱;爱情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爱,是一种人文关怀,西方社会称之为博爱、泛爱,中国社会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的爱心,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人对外部事物的关爱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对陌生人的友好,一层是对大自然的关心。有了这两层意义,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就有了人文环境和社会和睦,就有了爱心大众化。

  

   爱心在人的感情属性中处于最高层次。如果一个人偏重于亲情和友情,那么他的爱心就会受到抑制,人的感情属性就很难得到全面发展和升华。中国人重家庭观念的核心就是重亲情,亲情虽然在人的感情属性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如果缺少爱心,缺少对外部事物的人文关怀,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自爱,如果大家只讲自爱,人的个体就会很孤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鞭炮喜庆,实际上也有排泄内心孤独的一种隐含。中国的老人最怕孤独,临终的时候只有亲情的想望,是中国老人普遍缺少社会关怀而过于依赖亲情的表现,特别是当一些社会因素在老人们面前呈现出负面印象甚至成为坑蒙拐骗对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对社会的信任而产生一种偏执心理,“越老越恶”的现象就会衍生出来,剩下的就只有对家庭的依靠,家庭成员也就生死相依牢牢地捆在一起。

  

   中国人固守亲情,坐井观天,就会走向狭隘和自私:与人交往,我行我素,只要自己过得去,很少顾及他人感受;走到哪里,眉飞色舞,高声大讲,旁若无人;开着车子,不管有无行人越快越好,心怕自己落后吃了亏;邻里之间,一不顺心,就恶语相向,脏话连片;插队购物,拥挤不堪,随地吐痰,乱扔乱摆,文明之风也就难以自发形成;“路修一段,树砍一片”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中国古代社会在爱心的理性倡导上也有一些好的观念。《论语·颜渊篇》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这与孔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一脉相承。《孟子·离娄下》还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说出了爱心的相互关系。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教,倡导天人合一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上顺天时,下养万物”就是爱心的空间展示和向物的转移。但这些爱心的理性倡导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倒是“忠孝礼义”得到了不断强化,这当然与中国人重家庭的文化基因分不开。

  

   中国社会不乏至善之人,央视披露出来的道德模范就是代表。他们好事做到终身不休,帮人帮到自己一穷二白,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他人,是人生观向至善方向的扭曲。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的论证中,即本善的群体约为40%,本恶的群体约为60%,而本善之中的至善群体又只有约15%,至善的行为主要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由于数量上有限,也就始终不能影响中华民族的民风,而只能成为人们感动的榜样。社会对此如果不加以理性对待,甚至过高地倡导和推行,就会把至善的人推向了生存的极端,使他们乐意承受巨大的心身负担而导致很多人过早地离开人世。中国有“好人命不长”之说,指的多是这些群体。教人至善的结果,也是让人性本恶的人有不劳而获的机会。

  

   爱心不是行善,是人的感情属性的理性表达。人的感情属性产生人性本善,这种善是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超常生发的结果,人虽然不能避免这种结果,但经过世界观对人生观的改造进入到人的理性之中,善就不再是原有成份的表达而成为人的理性的组成部分,有了质的范围和量的界定,这在前面章节已有论证。通俗地说,爱心在人际关系就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可以选择沉默和远离,这就有了爱心与善的区别,有了理性的成份。

  

   爱心大众化,并不是说不要亲情与友情,而是要把亲情与友情更多地引向陌生人与大自然。当人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地亲情与友情,获得大自然安慰的时候,人际关系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能更多地向大自然疏散,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爱心大众化需要一定的形式表现,包括语言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而这些表现形式往往又是道德的基本内容,道德也就成为爱心大众化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华民族特别需要落实在行为上的一件大事。

  

   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即家庭社会化、供养公益化、爱心大众化如果逐步实现,就能够帮助中华民族从重家庭的观念转移到重社会的观念上来,家庭为社会输送人才就能够形成共识,减少矛盾,凝聚人心,提高文明素质,中华民族的力量就能够从千家万户中更大地释放出来,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做不好难事,就能够更加光彩夺而目雄踞于世界之林。

  

汉文字的逻辑改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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