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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学术网络

更新时间:2021-07-22 11:01:31
作者: 刘海龙  
这样,现实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

   传播学进入中国,是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相遇的结果。施拉姆的“现代化”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扩张,而邓小平的“现代化”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二者的最终目标存在天壤之别,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却异常一致,都强调要发展经济、军事和科技。这也是为什么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能够迅速得到国内学者们的响应,并获得薄一波、胡乔木等人的肯定与支持,在中国得到迅速普及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这种经济与技术“现代化”的共识消耗殆尽,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凸显出来,本土化、话语权、西方中心主义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话语之中,摆脱简单移植,从中国实践出发,独立探索更具有独特性的传播理论,成为新一代传播学者的追求。

  

   三、学术自觉与本土化成果

  

   1978年以来,中国传播学经历了一个从学习模仿,到深入反思,再到学术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西方传播学的内容及知识产生语境的认识逐渐深化,并且开始探索如何将西方产生的理论视角与中国现实进行对照,基于中国现象提出新的理论,参与国际对话。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代初,主要是初步引进和学习美国传播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者为主体,开始关注到美国的传播学并将之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译作,主要是教材与普及读物。如张黎等翻译的《美国新闻史》(1982),突破了“新闻史”的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路;李启等翻译的施拉姆等的《传播学概论》(1984),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传播学的标准表述。另外,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84)、沃纳·塞弗林与小詹姆斯·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丹尼斯·麦奎尔与斯文·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梅尔文·德弗勒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J.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1989)等,也是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后相继问世的颇有影响的译著。

   这一时期随着传播学理论的引进,一些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话语,改变了原来新闻理论中充满政治性的表述。信息、传播、媒介、对话、受众、效果等观念的引入,明显改变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主流政治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很多概念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近年来“互联网+”“媒介融合”等甚至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政策表述中的核心概念。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学习吸收美国传播学的基础上,也开始结合中国人的理解,撰写或编著了一批普及性的教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传播学(简介)》(1983),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和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陈崇山等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1990)等。

   对于中国新闻学界来说,尽管传播学的引入是一次思想解放,然而由于与欧美学术的长期隔绝,因之缺乏相应的知识结构,加上对传播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缺乏深入认识,导致这一时期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解往往是雾里看花,比较粗糙,呈现出两种类型的误读。一是一厢情愿地将西方传播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定理,忽略其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二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西方传播理论任意解读,忽略理论背后的学术规范与方法。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对外来的传播学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中国的传播学者们一方面将传播理论放回西方社会科学的语境进行细读,另一方面则开始意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开始系统学习传播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传播学著作开始摆脱单一的普及教材,开始增加研究性的经典名著,而且也不仅局限于美国经验学派的专著,也兼顾到了欧洲的批判理论、诠释理论。在黄旦、潘忠党等学者的推动下,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问世,与此同时,其他出版社也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译丛,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系列译丛。何道宽则以一人之力翻译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派的几十本著作。这些大规模的译介使中国传播学界得以一窥西方传播研究的全貌,深入理解其语境。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的认知也日益深化、细化,日益具备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科学语境下把握的能力,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著包括: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张隆栋等《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李彬《传播学引论》(1993)、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1994)、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99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199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1996)、段京肃《基础传播学》(199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吴文虎《传播学概论》(2000)、刘建明《舆论传播》(2001)、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200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200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200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200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5)等。此外,陆晔和潘忠党对新闻专业主义、陈卫星对欧洲传播研究的推介也颇受关注。

   在传播学引进初期,由于中国新闻学者大多具有人文学科背景,传播学背后的社会科学方法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在这一时期,中国传播学者对于“理论”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再把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将其视为有待经验证伪的“假说”。其实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就使用调查法研究了北京地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1983年,祝建华对上海郊区农村的传播网络进行了抽样调查;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创建舆论研究所,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完成过一些有影响的民意测验。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描述性的受众研究和调查,未在理论上展开深入探索。在1990年代媒介市场化过程中,这种描述性甚至功利化的受众调查得到进一步强化。19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交往的增多,研究方法的不足与研究不规范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卜卫在《国际新闻界》上撰写定量研究方法的系列论文,就是一例。另外,1980年代出国深造的学者开始反哺国内传播研究,将海外研究经验传授给国内学者。2004年暑期,浙江大学开办“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其他高校也纷纷开设类似暑期班。在这些暑期班上,祝建华、潘忠党、李金铨、赵月枝等海外学者传授传播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影响了一批传播学者。复旦大学张国良带领博士生做的验证议程设置、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系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及其博士生做的有关农民工文化生活等的研究,则是将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典型。

   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日渐上升,对于中国特色理论的期待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普世性”也产生了质疑。研究者们意识到,传播研究不仅要全面理解西方理论,而且要自主创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学习,以及深入的对外交往和人员往来,这些知识与人才储备已经使传播研究具备了与国际对话的能力,1982年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已经具有了操作的前提。

   尽管学术自觉、自主创造才刚刚开始,但是从一些迹象中,可以看到这一潮流的日渐涌动。

   其一,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反思。前两个阶段,中国学者大多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当成学习和诠释的不刊之论,而这一阶段,随着对西方学术的深入了解,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当成史料,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西方理论与政经权力、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技术迷思等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进路有助于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研究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并通过这种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将传播学真正转换成自己的思想,其代表性成果有: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2008)、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2010)、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2011)、曹书乐《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201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2012)、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2013)和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015)等。

   其二,是对于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讨论与尝试。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组织的两次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即《华人传播想象》(2012)和《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讨论达到新高度。

   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自觉之路经过上述三个阶段,使传播学如今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学科进入一种常态化局面,其间主要标志有三。第一,1997年传播学纳入学科目录,作为一级学科与新闻学并列,以此为契机,21世纪以来其博士点、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迅猛增长。第二,学会、学刊大量出现,学会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学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传播评论》《全球传媒学刊》,这些为传播学科发展与相关研究提供了学术平台。第三,学术研究鼎足而三,日趋完善:一是基础研究,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2011)、李彬《传播学引论(第三版)》(2013);二是应用研究,如丁俊杰《现代广告通论(第三版)》(2013)、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三是分支研究或专题研究,如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2007)、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2008)、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2013)、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以及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2017)等。

  

四、传播技术与学术共同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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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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