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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继来:明代九边军兵的冬衣布花赏赐

更新时间:2021-07-21 22:53:11
作者: 崔继来  

   摘要:

   明代赏赐军兵冬衣布花制度不断完善。以九边军兵为例,赏赐对象覆盖卫所制和省镇营兵制下的军兵种类,并照顾到家属。常例赏赐有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布三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等标准,体现着区域和军兵种类差异,一般一年一发,在七、八等月放毕。又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布花的有效解运是发放的基础,国家调整解运程序,尽量保证布花输运不辍。国家还调整财政机制、规范支领程序,保证冬衣布花发放。冬衣布花赏赐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兵生活,很多时候又难收实效,缺乏有效整合与监督机制的多头财政体制和官员腐败是主要原因,君主个人意志和国家明显的施政失当影响亦深。

  

   军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军装是其生活保障和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需要结合制度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等视角综合考察军装供应问题。明代军装供应恰是当下关注较少,亟待拓展的领域。明代军人有胖袄裤鞋等成品军装,又有冬衣布花赏赐以自制衣服,或给银钞,可用之购买衣料,卫所旗军还有军户帮贴军装。学界于上述诸问题皆有垂注,部分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涉及冬衣布花的来源、数额、发放等问题1,更多关注制度设计和制度本身;王熹2、彭勇3等人的研究关注到制度运行的实效,将军装供应研究拓展至社会生活领域;于志嘉、张金奎综合运用制度史、社会史等方法,对军户帮贴军装研究用力很深。4总之,已有研究虽有精细的考证、研究视角的创新,却非系统的明代军装供应研究,又存在静态化缺陷。国家制度和制度的施行者是影响军兵生活的重要因素,笔者拟以明代九边军兵的冬衣布花赏赐为个案,动态考察冬衣布花赏赐对象与标准的调整、布花的解运、保证发放效果的措施等问题,分析制度施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国家的调整措施,讨论影响冬衣布花发放成效的主要因素,获得九边军兵较为真实的生活状态,为系统考察明代军装供应问题奠定基础。

   一、冬衣布花的赏赐对象及标准

   赏赐军士冬衣布花是明朝国家赏赐制度之一,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赏赐对象、标准、程序等都有相关规定,如正德《大明会典》谓“国朝赏赐,用钞锭、胡椒、苏木、铜钱并银两、衣服等项不一,其系礼、兵掌行者俱见各部,惟岁给军士冬衣布花等件系本部(户部)掌行”,并载有详尽的赏赐事例。5该制度草创于洪武时期,随朱元璋征战的老兵俞本谓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临洮地寒,上遣使督运战衣、绵花、绵布,给赐军士”6,是赏赐军兵布花较早的记载。此后,国家综合考虑军兵生活所需、稳定军伍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区域和军兵种类差异等因素,不断完善军士冬衣布花赏赐制度,赏赐对象覆盖面渐广,赏赐标准渐趋规范,常例赏赐发放时间渐趋固定,并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

   赏赐特殊对象是冬衣布花赏赐制度完善的重要表现。景泰之前,谪充军、幼军、复役未及三年的逃军、抽选征战的余丁、军属等特殊对象陆续获得冬衣布花,赏赐对象基本完备。谪充军又称恩军,出现较早,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镇江人耿孟惟因事发充军辽东三万卫军。7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赐山东、辽东诸卫恩军绵布各二匹、绵花二斤。初以恩军为宥罪之人,比之正军,例不赏赐。至是,上以边地苦寒,特命赐之”8,又令“陕西行都司甘州等卫新发充军者,照旧军事例,给赏冬衣布花一年,以后减半”9,是谪充军有冬衣布花之始。幼军是卫所制度下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否顺利成长关乎卫所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永乐十五年(1417年)定辽东都司卫所冬衣布花则例时已明确规定,“幼军一岁至五岁只身在营,有一母、伯叔父母、一姐者,并六岁至十四岁只身者,各绵布一匹、绵花一斤,若在营有一母、一伯叔父母、一姐、一妹、一弟者照养羊小厮例(布一匹、花一斤八两)。”⑥9逃军问题困扰明王朝始终,政府有严密的清勾制度,规定自首者免罪复役、予复役未及三年逃军布花,一定程度上可鼓励逃军自首复役,如永乐十三年诏逃军“许令赴官自首,与免本罪,军还原伍”10,永乐十五年又出现予之布花的规定,给辽东都司复役未及三年逃军布一匹、花一斤八两。⑧9余丁是卫所制下形成的庞大群体,抽选为军者亦赏布花,永乐八年(1410年)已有之9,正统十年(1445年),定陕西延绥、庆阳二卫并西安左等四卫旗军守边备冬者“若本家有选差常川守边备冬余丁者,每名再给布一匹、绵花一斤,本卫守城操练者照旧”⑩9,是往九边征戍的余丁有布花较早的记载。政府鼓励旗军家属随军在卫居住,有家小者布花多于只身之人,如永乐十七年(1419年)定山西行都司卫所赏赐标准时规定,正军、恩军等有家小者棉布四匹、棉花一斤八两,只身旗军、校尉等棉布二匹、棉花一斤八两。(11)

   成化九年(1473年)予民夜不收布花是景泰以降继续完善受赏对象的典型事例,有司奏,“军夜不收与民夜不收俱在军中,今军月米八斗,冬给布三匹、绵花一斤,而民月支米三斗,亦宜添米二斗、布一匹、绵花半斤,庶几稍均,而彼亦乐于从事也”,如议。11《万历会计录》中九边十三镇冬衣布花则例分类更为详明,之前已获赏的对象保留下来,募兵、家丁等业已纳入其中,如辽东镇家丁岁给冬衣布四匹、花一斤八两,永平镇建昌营募兵岁给冬衣布三匹、花一斤八两12,覆盖卫所制和省镇营兵制下的军兵种类,可视为明代冬衣布花赏赐制度的总结。

   披览所及,洪武时没有太多赏赐标准的记载,永乐以降不断规范,有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布三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等多种标准。赏赐标准有区域差异,洪武六年(1373年)定给赏则例时便规定“北平军士:永平、居庸、古北口为一等,密云、蓟州为一等,北平在城为一等,通州、真定为一等”。13再如《万历会计录》所载九边十三镇赏赐的最高标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宁夏、甘肃、固原七镇为布四匹、花一斤八两,蓟州、永平、密云、易州、延绥五镇为布三匹、花一斤八两,昌平镇为布二匹、花一斤八两14,这与区域冲要与否息息相关。又有军兵种类之别,执行危险任务者,如执行侦察任务的夜不收、边防线最前沿的守墩军,赏额在同一区域中是最高的,景泰三年(1452年)定万全都司布花则例时便规定,夜不收、守墩旗军布四匹、花一斤八两,正军等有家小者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只身旗军等布二匹、花一斤八两。③13

   冬衣布花常例赏赐一般是一年一次,洪武十九年(1386年)时已规定山西、陕西、北平、辽东军士冬衣布花“令有司每岁循例给之”。15要在七、八等月放毕,如宣德四年(1429年),行在兵科给事中李蕃巡视居庸等关还,提出“守关士卒劳苦,冬衣布花例应七月与之,今年终春初方给,亦有一年不给者,乞申饬各卫,冬衣布花俱于秋成后关给”,宣宗命兵、户、工等部议行。16成化十四年(1478年)时再次重申,“令给赏冬衣布花,以七月初一日奏领勘合,八月初一日下库关领,十五日以后陆续给散”。⑥13

   此外,还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时间、数额不固定。战功赏赐,如景泰元年(1450年)赏居庸关水涧等口截杀达贼有功官军,其中旗军当先者绢二匹,齐力者绢一匹、布一匹,守营无伤者布二匹,“被伤及阵亡官军加本赏之半,舍人、家人、余丁、民人及夜不收不欲升者加赏一倍”。17修造赏赐,如景泰四年以修复独石、马营等处边城,赏官军1900余人各银一两、布二匹。18

   二、冬衣布花的解运:以登辽海运为中心的考察

   布花的足额征收与有效解运是发放的基础,以登辽海运布花为例,特殊的地缘因素和明初经略辽东的特殊形势,促成以山东为主渡渤海济辽的特殊物资供应格局,山东和辽东又形成“辽东隶于山东”的特殊政区地理格局。19随着国家局势的稳定,登辽海运由战时机制固定为国家制度,以期保证布花输运不辍。

   明朝政府会调整海船起运时间,以降低风险,确保物资安全解运。所见应山东方面呈请,调整渡海时间便有两次: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山东行省言,“辽东军士冬衣每岁于秋冬运送,时多逆风,艰于渡海,宜先期于五六月顺风之时转运为便”,户部建议“方今正拟运辽东粮储,宜令本省具舟下登州所储粮五万石运赴辽东,就令附运绵布二十万匹、绵花一十万斤,顺风渡海为便”,从之。20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二月,登州卫指挥使司言,“海运之船经涉海道,遇秋冬之时,烈风雨雪,多致覆溺,继今运送军需等物及军士家属过海者,宜俟春月风和渡海,庶无覆溺之患”,从之。21史料阙如,我们无法知晓辽东方面的态度,想必不会有太多异议。

   交收程序的调整问题颇多,多经反复。洪武、永乐时,山东委官运送布花等过海给辽,行之数十年少有异议。洪熙元年(1425年),广宁中屯卫军冯述要求改变山东在辽东交割布花的地点,以方便辽东领支,“辽东早寒,朝廷岁赐军士冬衣布花,凡二十四卫,今皆于金州位[卫]旅顺口贮积分给,诸卫相去远者二千五百里,或二千里,往复甚艰,且妨废农功,若如洪武旧制,定辽、三万、沈阳、海、盖诸卫于牛庄,广宁、义州诸卫于凌河,金、复二卫于旅顺口贮给,则军士甚便,农功不废”,宣宗认为“所言皆有理,礼部其议行之”。22冯述之议或未施行,或行之未久。宣德十年(1435年),辽东总兵官巫凯再次建言山东改变布花抵达地点,“军士冬衣布花不得全给,每岁运至金州卫旅顺口,途路窎远,请如洪武中例全给之,仍令山东登州卫以海运船定立程限,运于各卫中分之处,以便给赏”,英宗从其请。23对山东来说,济辽物资自登州出发至运旅顺交卸最为便捷,辽东要求改变抵达地点无疑加重了其负担,山东方面希望维持原制。景泰三年(1452年),户部以登州卫意见上奏:“近登州卫言,洪武、永乐中本卫海船攒运军需百物赴辽东者俱旅顺口交卸,甚便。近令运至小凌、六州河、旅顺口、牛庄河四处交收,缘小凌河等处滩浅河淤,往往损失,即今运去回,船回再运,秋深风高,海洋险远,尤为不便。请于[以]所余布花、钞锭六十余万暂运于旅顺口,以后年分,仍运于小凌河四处,宜暂允所请”,景泰帝诏准。24但登州卫的建议很谨慎,只是要求改变景泰三年的物资抵辽地点,其后仍照旧例行。辽东和登州卫提到的洪武旧制截然相反很耐人寻味,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各持的旧制是制度一时调整的结果,并无定规,万历时山东方面的援朝粮草便运到旅顺口交卸25,体现出国家施政的复杂性。

   布花本是山东派员运抵辽东,由于辽东方面的苛索,形成辽东委官赴登州府验视棉布质量,合格者方行转运的规定。正统二年(1437年),山东左参政王哲奏,“登州府每岁转运绵布赴辽东都司给赐军士,比至,收受官员故称纰薄短窄,责令转运之人赔偿,以此破家者众。请敕辽东都司每岁委官一员,同布政司委官预赴登州府验视,中度者方行转运”,英宗准议,同时“仍敕巡抚辽东左副都御史李濬监收,以革其弊”。26其后,确有辽东官员勒索山东解户布钞,受到惩处,正统三年,广宁左屯卫指挥张聚等人便因登州府解户布钞,发辽东极边哨备。27但该政策行之未久又出现新问题,赴山东领运的辽东官员受到山东官员欺凌。正统十一年(1446年),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曹议奏,“辽东各卫军士备倭防胡,往来瞭守,无时休息,全倚官给冬衣布花、钞锭之用。洪武、永乐间,山东布政司委官运送过海给军,近例,辽东差官往山东领运,所差官俱系布、按二司所属,每有不堪,徇私顺受,军士不得实惠。请今后照旧例,命布政司部领过海,交付巡抚都御史给散”,英宗命户部议行。28山东和辽东形成“辽东隶于山东”的特殊政区地理格局,辽东巡抚以下的文官较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官品低,赴山东领运物资的辽东官员受到欺凌在所难免,正统二年,英宗批准山东方面之请的同时,仍命辽东巡抚监收,或暗含保证布花按期交收和保护辽东派员的意图。至正统十一年,辽东军方借耽误军需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实际是代表辽东方面的意见,在边防大事面前,朝廷准曹议所请,仍让山东布政司派员运送布花等交付辽东巡抚,此后未见改动。

大规模海运停止导致运力削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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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安徽史学.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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