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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学术写作的三大意识

更新时间:2021-07-21 22:25:51
作者: 吴国盛  
但也要明确显示信息的来源:你是现场目击者,要表明你是现场证人;如果不是现场目击者,要有多人证词,有多渠道信息来源,并且在不同观点上要有平衡考虑。学术研究不仅要像新闻报道那样有明确的视角意识,还需要对这个或这些视角进行质疑和辩护,缺乏这种视角质疑和辩护的平铺直叙,都是讲故事,而不是做研究。

   如何做到有问题意识呢?首先要有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基本标志是,面对任何论断,除了意识到这个论断本身,还能同时意识到这个论断得以成立的各项先决条件,也就是同时意识到论断存在的条件性。如果这些先决条件不能成立或者可疑,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可疑的。这就是反思性的思维习惯,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在不疑处有疑”。中国的传统教育多为知识灌输型教育,注重学到知识本身,对怀疑和批判性着眼较少,这是中国学生写不好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对某一个具体课题而言,“问题意识”与“吸取前人成果”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对既有文献的充分掌握,真的“问题”就提不出来,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假问题,是早已有了明确答案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因此,一个充实而非空洞的问题意识,往往与对既往研究文献的熟悉密切相关,这就引出了下面要讲的文献意识。

   三、文献意识:创新误导

   最近十多年,要求学生在学位论文中“创新”成了一个标准要求,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混乱和误导,需要澄清。

   在当代汉语语境下,“创新”有两个大不相同的意思。一个是出自英文innovation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包含“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等,指的是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制度的变革、新知识的引进等手段,提高“经济效益”。请注意,这个意义上的“创新”是创新一词的原初含义,着眼点在于“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个意思是出自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指的是“创”造性的提出“新”理论、新思想,这个派生的含义反而是今天中国公众话语中最为流行的“创新”概念的含义。国家层面上使用的是创新一词的本来意思,是希望科学家能够把新知识新技术转变为新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一旦成为某种“一刀切”的国家战略之后,那些并不能直接“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比如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为了加入创新战略、进入“创新工程”,也把创新作为口号,这样就搞得人人咸与创新了。“创新”一词也由其原初的意义,转移到了第二个更具广泛性的意义上了。

   在那些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学科中要求学者和学生创造性地提出新思想,表面看似乎是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但细究起来,这其实是过高的要求。过高的、达不到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弄虚作假、虚张声势、一地鸡毛。

   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只有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的非凡的创造性才有用武之地,而科学发展的大多数时期属于常规时期,是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这个时期科学家的任务是用既有的范式(理论框架、世界观、方法)解难题。这个解难题的过程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创新,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在解题技巧上的小创造。如果要求所有的科学家在所有的研究过程中都产出创造性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一般来说,倒是那些缺乏基本训练的民间科学家总是宣称自己有巨大的创造创新。

   在人文领域,人文学者担负的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传承”人类文化,是理解、解释从而传播人文经典。评价一个人文学者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是,他熟悉多少经典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经典著作,本着当代人面临的问题展开与伟大经典的对话。至于创造性思想,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些才能杰出者或许可以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那是人文学者“修炼”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应该是预先设立的目标。实际上,在人文学科中,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都已经有人思考过了,而且通常比你思考得更深入。

   我们当然希望中华民族有越来越多原创性的理论学说出现,但这件事情不是急得来的,更不能直接把“原创性”明码标价,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肯定会欲速不达、贻笑大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遵循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慢慢积累实力,伟大的原创性自然会不期而至。

   现在回到学术写作问题。在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应该如何循着这个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呢?在实验科学,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在社会科学,大概也要用到统计数据;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则只能用文献来说话。文献意识是人文学科学术写作最重要的意识。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在提出了问题之后,就要做如下三件事:一是追溯关于这个问题既往前辈已经提出了哪些看法;二是检查、讨论这些看法是否合理;三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三件事都需要有强大的文献阅读、理解和阐释能力作支撑。在人文学科,掌握语言种类的多寡、语言能力的好坏,决定了可以利用的文献数量以及运用文献来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高低。

   有的人说,我做的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比如研究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者一个前人从未关注的历史现象,没有任何既有文献可以依赖。问题在于,这种前人从未关注或涉猎的现象是如何成为一个学术话题的?与那些有前人的肩膀可以依赖的课题相比,这样的课题是更加困难的(而不是更加容易!),因为你首先要论证为什么这个课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为了完成这个论证,你需要调动更多的学术资源。如果你只是根据常识描述一下这个社会现象或历史现象,那就不是在写学术论文,而是在做“新闻报道”或者“讲故事”。做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或学生要经常问自己,当你做比如民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时候,你和新闻记者的区别是什么;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你和政策宣讲者、普及者的区别是什么。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引起学术界内部的对话,那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做不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你不能只是描述某种现象,而应该将该现象提炼成为一个问题,从而追究这个现象的“意义”。对“意义”的阐发以及阐发的深度,往往取决于你所凭借的学术思想资源的丰富程度。通过援引丰富而有力的学术资源,可以进一步明晰你的“问题”,增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意识和文献意识相辅相成。

   1、文献类型决定问题类型和解决路线

   我的研究领域和我指导的学生跨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学科领域,所以我经常会问学生,你是准备做一篇史学论文还是一篇哲学论文?论文的史学性质还是哲学性质有时从论文题目看不出来,但是却可以从征引的文献看出。文献决定了问题的类型和性质,也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路线和方案。如果想写一篇史学论文,征引的大多数是哲学文献,或者反之,那就说明,要么作者的问题意识还不清晰,不知道想解决什么问题;要么作者的文献意识混乱,不知道如何援引文献来解决问题。

   2、要有精确的同行意识

   有的学生有抽象的文献意识,知道要有大量文献的支持才能从事学术写作,但是找不准文献,往往引用一些东扯西拉、乱七八糟的文献。前面说了,文献的选择必须服务于“问题叙述”和“问题解决”目标,而不是“大路货”“常识”“教科书”。比如,你想研究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历史由来,你就要尽量寻找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而不是列一大堆科学通史、物理学通史、爱因斯坦传记充数。如果“狭义相对论的历史”根本找不到既往的研究文献,那就说明这个问题还不适合成为研究主题,至少不适合成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3、如何查检文献

   有的学生不知道如何去查找相关文献。通常有三种基本的文献查检方式。第一,咨询导师。导师如果不熟悉这个课题或这个领域,可以推荐咨询这个领域或这个课题的专家。导师或专家可以向你提供基本的文献,使你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当然,导师或专家也可能对学生造成误导,因此,一个优秀的学生不能仅仅是照着导师的意见去做,需要独立自主地、用批判的眼光来接受导师的指导。第二,根据已有文献扩充文献范围。西方的学术文献通常会在结尾处提供一个范围更广的文献列表,照此追踪,你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有用文献。第三,网络查询。网络功能强大,有些用传统方法费时费力的文献查找工作,在网络上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定要记住,网络检索出来的文献良莠不分,有时垃圾信息居多,有效信息较少,但有时也能够查到出乎意料的有用信息。此方法不能起主导作用,可起辅助作用。

   4、为什么题目容易太大

   所谓题目大,是指前人在这个题目之下已经产生的研究文献太多,以致要想把该题目基本说清楚(且不论创造性开拓),需要阅读的基本文献就已经太多,不是一个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之内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篇学位论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题目的“大”“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随时代和学界研究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大家没怎么听说,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比如亨利?摩尔,那么你写一篇“论亨利?摩尔的自然哲学”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是在今天写一篇“论海德格尔的哲学”作为学位论文,那就太大了,因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已经成了显学,文献太多,再研究就需要细化。学位论文通常要求“小题大做”,就是考虑了学位论文的这个特点:在相对有限的时间之内,把该问题涉及的基本文献都消化一遍,从而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题目选得太大,说明你对该问题的已有研究太不熟悉,“无知者无畏”。“大题小做”是学位论文的大忌,其后果是基本文献挂一漏万,最后得出的结论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问题意识和文献意识是人文学科学术写作的关键。每年的研究生开题,我通常会要求开题的学生先简明扼要地回答两个问题:“你准备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打算依据和凭借哪些学术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回答好这两个问题,那就说明学生尚未准备好,还要进一步阅读文献、澄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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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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