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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中国金融发展应当重视德国经验

更新时间:2021-07-21 20:41:43
作者: 李扬 (进入专栏)  

  

   作为在发达经济体中独具特色的金融制度安排,德国金融体系一直是我比较关注且希望做些深入研究的领域,无奈一直杂务缠身,蹉跎至今,未能如愿。如今得到这样一部凝聚几位专家学者智慧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当然不愿放过了解和研究的机会。

   一

   在我看来,与类似的论著相比,《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贯穿始终的问题导向。这些“问题”绝非概念化的教义,而是在40 余年乃至70 年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但迄今未能得到解决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是未来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难点、疼点、堵点,是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攻克的难关。

   问题导向作为主线,在全书中一咏三叹。

   在内容十分充实的“前言”中,这些问题以“德国金融印象”之题首次集中展现,并进行了初步梳理,发挥了为全书导读的作用。在继之而来的第一章中,该主题则以醒目的“德国金融谜题”之称再现,而这次出现的角度则主要立足德国自身,概括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金融发展的主要特点,并与美英为首的西方“主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及其理论概括进行了比较分析。做了这些铺垫之后,全书后续的九个章节,浓墨重彩地再现了问题导向的主题,顺次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低杠杆率、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铁律、金融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银行“雨天少收伞”的亲客户特征、中小企业融资安排、金融运行中政策性因素与商业性因素的有机互补、信用社的独特作用,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之谜等几个方面,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德国金融体系、货币金融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图景。最后,作者用“德国金融的十个启示”作为全书的总结,再次从中国金融改革的角度回看了德国金融体系,并提炼出若干可能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的方面。

   这种安排,既便利读者由浅入深地把握德国金融体系的全貌,又凸显了德国金融体系的特色。就专著的布局谋篇而言,这本书显然是成功的。

   二

   以中国的问题为牵引来研究德国金融,当然意在从这项研究中获取借鉴。我以为,这是该书又一值得关注的地方。

   如所周知,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发达经济体的学习过程。在我的记忆中,最先进入改革设计者视野的是中国香港,其主要经验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多于米店”。于是内地就兴起一轮大办银行(主要是储蓄所)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浪潮。然而,中国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城市经济体,其经验难与大国相匹,于是,学习的视野自然便转移到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于是就有了大机构、专业银行体制、产融结合、主办银行制等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推广。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快就把建立更先进的金融体系的任务摆在中国改革者的面前。这个更先进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继续为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提供长期资金的支持,还应能为改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提供助力,更能为着眼未来但充满了风险的创业资本提供激励。于是,学习的目光最终落在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头上。毋庸讳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无论是相继设立资本市场(主板)、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还是兴办“真正的”投资银行,乃至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设计,或多或少都有美国的影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 余年下来,我国金融体系中固然引入了诸多美国因素,但是,我们最希望引入中国的若干制度安排,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及“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等,似乎都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这些机制和市场都为我们急需,以至于我们一次次地在金融改革方案中重复这些诉求。

   这一事实令我们反思。近年来,越来越多严肃的研究者开始质疑这种制度诉求的合理性:如果那些总是位列榜首的改革目标历经20余年都成效甚微,我们是不是应当重新审视这些目标的合理性呢?

   令人欣喜的是,新的探索已经出现。大致说来,新的探索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真且深入地思考,对于中国这种独具特色的体制机制,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东方国度,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或者说,怎样的金融体系才更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第二条路径则是拓展向发达经济体学习、借鉴的范围——我们不再仅仅面向美国,不再仅仅面对盎格鲁- 撒克逊传统,还将我们的视野投向德国、日本这些具有其他文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度。在我看来,这本书主要是沿着第二条路径开展研究的,然而,由于其明确的中国问题导向,其中又蕴含着第一条路径的深刻寓意。在这个意义上,《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值得关心中国金融改革、货币金融政策,乃至关心金融理论发展的人们一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可称道之处。《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不像过去一些从事比较分析的论著那样,以宣示某种教义或最佳实践为能事,而是透过那些在作者看来值得学习的德国的制度安排或做法,致力于挖掘使这些制度安排或做法得以生成、发展、稳定发挥作用的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了如此深入的“有机体解剖”的功夫之后,作者事实上进一步告诉读者:德国的经验,哪些是我们可以学得来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创造若干前提条件方可借鉴实施的,哪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我认为,从“解剖肌体”这种理念出发,以这样的分析为铺垫,我们当可避免陷入类如号召大力“发展直接融资”20 余年而收效甚微的困境。当然,由于同样的原因,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更强化了需要向德国学点什么的愿望,毕竟,中国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集体主义至上、追求公平的社会精神等,使得中德之间似乎更有共通之处,基于这些民族精神和社会背景,我们学习德国发展金融业的经验似乎更有条件一些。

   三

   正是因为全书的研究和写作是带着“中国问题”的,所以,《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对于若干困扰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我相信,每位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寻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房地产金融市场有浓厚的兴趣。

   (一)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几乎成为国内所有财经文件、会议、文章以及媒体的箴言。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个命题显然并未很好地得到落实,否则它就不会数年来总是占据着我国金融发展和改革任务的头条。作为研究金融问题的专著,这本书自然不会缺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正如我早在几年前就曾指出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命题,并不像一望之下的那么简单明了。稍一深究便可发现,要想把其中的道理阐述清楚,其实相当困难。问题在于,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所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为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提供资金。秉着这种认知,倘若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金融机构便很容易被说成是“不服务实体经济”的。

   然而,只要不是心怀偏见且具有正常的判断力,人们都不会认同这种判别方法。任谁都知道,企业有优劣之别,正常的经济发展,恰正是一个企业不断优胜劣汰的过程。显然,如果不加甄别地为那些注定要被经济发展所淘汰的企业提供资金,金融部门肯定要承担失职之责。纵观世界各国,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在“应该支持”和“不应该支持”之间找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各国当局,甚至世界银行都费尽心思,其中最典型的努力便是编制各种类型的“拒贷率”(其对应便是“放贷率”),用来为金融部门的贷款行为划定合理界限。然而,在实践中,哪怕指数编制得再精细,各种影响因素考虑得再全面,用之来评判金融部门的行为时,始终难以在借、贷双方之间找到共识。作为研究者,我还当真曾经身陷此等窘境之中。那是1999 年底,正是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受危机影响,国内经济急剧下行,优良客户急剧减少,很多企业被银行停贷、断贷甚至抽贷。在此局面下,货币当局在各种讨论经济形势的会议上,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专业且负责任的宏观调控机构,央行始终坚持自己严防金融风险的立场,但是急切之间却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各方的汹汹指责。在这种情势下,央行委托我们做了一项课题——编制中国的“有效信贷需求指数”,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指数,将那些真正需要信贷支持,并能够真正生产出为社会所需(而不是过剩)的产品的企业准确识别出来,以防止贷款错配给那些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课题的结果可以想见,我们只是将过去若干年一些银行申请贷款和未获贷款的户数以及金额做了个统计分析,得出“在经济下行时期有效信贷需求急剧下降”,而“在经济上行阶段有效信贷需求逐步增加”的结论。其实,这种结论充其量也只是聊胜于无。

   显然,要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进行较为切近且能获得各方认同的刻画,我们还须另辟蹊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从金融功能入手分析,或许能引导我们走出困境。如所周知,关于金融功能,罗伯特·默顿已经给出了比较完备的解说。在他看来,金融的功能有多个方面,广泛涉及便利储蓄投资、支付清算、促进社会分工、防范和化解风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协调非集中化的决策过程、降低交易成本等。金融功能多种多样,金融工具林林总总,金融活动种类繁多,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作为媒介配置资源。因此,所谓“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要求就是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所谓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根本要求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助力企业创造利润。

   我们看到,《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分析的。在书中,金融业增加值的高低是度量金融中介成本的标尺,从而构成评价金融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指标。“金融规模及其之于实体经济的相对规模,体现的是金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作为观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度量金融化的重要视角。在全球金融化浪潮中,德国的金融规模并未急剧膨胀,长期处于主要经济体的最低行列。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超过7% 的情形从未在德国出现过。2017 年,德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仅为4%,分别比同期美国和英国低3.6 个和3 个百分点,2019 年该比例进一步降至3.9%。”

   书中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理顺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提出金融部门是不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它的功能只是服务于资本形式的转化。因此,维持这个部门的费用构成社会生产的“纯粹流通费用”,显然,这种费用当然是越低越好。同样显然的是,这个部门的成本越低越好。

讨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侧,我们还需讨论该命题的企业侧。我们看到,在德国,金融是否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命题,似乎没有我们这里炒得凶,仔细想一想,在发达经济体那里,这个问题远不像我们这里,动辄就会登上头条,甚至有时引起高层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发展资金对外源融资并没有过高的依赖。      这种状况显然是符合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或者毋宁说,现代公司金融理论根本就是根据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实践概括提炼出来的。根据该理论,可以把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分为内源融资(利润积累)和外源融资,其中外源融资又分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大类。企业理性的融资优先次序为: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所以我们看到,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中,内源融资无不占据主导地位。资料显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杠杆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杠杆率最高,2000 年为117.7%,2019 年年底已降至101.6% ;美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低,2000 年为64.1%,此后逐渐攀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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