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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试论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理论问题

——以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为例

更新时间:2021-07-21 20:27:38
作者: 朱立元  

  

   内容提要:知识体系问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继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问题之后,一个新开辟的理论研讨领域。后现代思想的双重影响构成我们今天重新提出知识问题的特殊语境。对西方思想史上价值论(德性)知识观和价值中立论(科学)知识观这两种主要的知识论传统进行梳理和考辨,可以为我国文艺理论思考提供参照和借鉴。21世纪以来,我国文论界通过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问题的争论,启动了对知识和知识生产问题的多方面探讨。这其中包含三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类似于西方的无涉价值和包含价值取向的两种知识论的分歧;二是知识与理论的关系;三是知识的体系性与片段性的关系。在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现对这些分歧的辩证统一。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正在广泛探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过,在我看来,对于各个学科来说,与这三个体系密切相关而不可缺少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体系的问题。建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关系,笔者认为,它们既相互交叉,又相互包容。当然,它们各自又有相对关注的重点,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或者吞并。比如:学术体系有大小之分,大则包括所有学科,小则仅限于某一个学科,前者只能用于总体上的概括,不适用于具体学科的学术领域,一般说来,不存在无所不包的“巨无霸”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也有大小之分,比如自然科学之大,包括所有具体的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亦然;哲学既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又包括美学等学科;不同层次的学科都有自身的学科体系,不能笼统言说;它们也都有各自对应的学术体系,不能“一锅煮”。而话语体系的基本构件是特定的理论概念、学术范畴和核心命题,在我看来,它是构成每个特定学术、学科体系实际存在的语言方式和基本形态,它是相对附属性的,不能离开特定的学术、学科体系而独立存在,任何话语和话语体系总是依附于特定的学科和学科体系,其内容总是附属于特定的学科、学术领域和范围,受特定的学科体系、学术领域制约。相比较而言,知识体系的范围应该是最为宽泛的,无论是大范围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还是比较具体、特定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都会有特定的知识和知识体系与之相对应。比起前面三个体系,知识体系是最具包容性的,它可以而且必定渗透到三个体系的方方面面和各个层次。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仅仅满足于前三个体系的探讨和建构,而不考虑知识体系的问题,至少是不够完整的,而且在实践中也会造成某些缺憾。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经出现了一批研讨相关学科知识和知识生产的论文。其中,有的学者自觉尝试以某种知识学模式(或者“知识背景”)引领,展开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知识状况和知识生产的系统、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①。但是,总起来说,文艺学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一、当前知识和知识体系问题的重新提出

   必须指出,“知识”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何以现在重新提出知识和知识体系的问题,我认为有其特定的时代(后现代)原因,也是出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紧迫需要。这里所谓“特定的时代”,主要不是从经济、政治意义上说的,而有其特殊含义,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一个毋庸置疑且绕不过去的事实,一种确实发生过并继续发生着的现实状况②。

   后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最显著的影响,莫过于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共谋关系的论述。福柯把知识置于带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权力”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打破了人们过去认为的知识单纯、独立、自由,等同于“真理”,超然于权力之外的“神话”,从而在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和理论视野下重新提出了知识和知识生产问题。他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请注意,此前很长时期,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知识”是存在于体现着真理和自由的、无政治倾向性和超权力关系的独立领域中的),“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够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起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③。在福柯看来,不但各门人文学科的知识和知识生产离不开权力的支配,为权力服务,而且所有人文学科本身都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产生的。福柯又论述了权力和知识的互生互动关系,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④在此,权力和知识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的。

   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中,权力就是政治,“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⑤。因此,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同时也就是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这种知识谱系学观点对萨义德影响很大,诚如丹尼斯·波特所说:“萨义德的著作具有系谱学的特点:划出一个探索的领域,以便暴露知识和权力之间、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多种隐蔽关系。”⑥

   后现代知识论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利奥塔。他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对当时的知识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重点分析了构成现代性社会主要意识形态机制合法性的“宏大叙事”,即其他文化叙事(小叙事)从中获取合法性和意义的元叙事。利奥塔论述了两种宏大叙事的知识状况,一是属于启蒙的“解放叙事”,主人公是人性,通过科学知识完成“解放”,体现着民族国家出现的革命时期的特点;二是“思辨叙事”,与现代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创立相伴随,其知识状况的核心是“为科学而科学”,目标是以思辨精神建构理论体系。利奥塔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日益膨胀,由于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学科界限的打破,特别是知识商品化的加剧,这两种由宏大叙事支配的科学知识状况遭到质疑,相反,如自然科学中的哥德尔定理、量子物理学、分形理论、灾变理论等“小叙事”则纷纷出现,体现出后现代追求差异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知识状况⑦。这种观点虽然不同于福柯的权力知识论,但其对两种宏大叙事知识状况的解构性批判都指向现代性语境下趋于同一性的科学知识观,与福柯有所呼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后现代权力话语主导的知识谱系学理论在中国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介绍和传播,对当代各门人文学科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应当看到,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许多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影响。于是,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如何认识知识和知识体系,如何进行知识生产,便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了。

   二、对西方思想史上“知识”概念演变的总体性考察

   首先,我们需要对“知识”概念进行重新认识。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相当长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看法是把知识纯客观化、中立化,认为知识属于自由、独立和真理的领域。但实际上,这种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近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这种独立化、中立化的知识观才形成并上升到主流地位。冯·赖特将科学知识分为古今两种:古希腊服从和顺应自然、关注和探讨人自身(心灵)的知识,以及近代工业化以来旨在用技术控制或驾驭自然的知识。他认为“希腊人阅读自然之书的方式与伽利略时代以来西方科学家的阅读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希腊人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的贡献是令人惊奇地少”,但并不能说古希腊科学“是落后的”,应该承认“它也是一种‘科学’”,虽然“不同于我们的意义上的‘科学’”,“希腊科学是有价值导向的,而现代科学并不如此”⑧。据此,他把古今哲学的“资格分割”概括为“事实与价值之间或‘是’与‘应该’之间存在着的概念鸿沟”⑨。换言之,希腊哲学和科学有“价值论或价值的取向”⑩,而近代“科学是‘价值无涉’的”,这种古今区分也被称为“休谟鸿沟”(11)。西方知识观、“知识”概念内涵的这种历史演进是极为重要、值得认真注意的。应该看到,前述福柯的权力话语主导的知识谱系学理论,主要针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是‘价值无涉’的”观念,而不是针对古希腊价值论知识观传统的。

   诚然,早在古希腊,也存在着不完全是价值论的知识观。例如巴门尼德就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实在的知识,我们接下去还要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知识部门必定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事物的某个部门的知识。”(12)苏格拉底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事物的知识并不是从名称中派生出来的。不是,要学习和研究事物必须学习和研究事物本身。”(13)他主张通过理性探讨万物存在的原因,追求概念的普遍定义,以获取绝对的知识。在此,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都把知识界定为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认为不是名称(概念)加在事物上派生出知识,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研究中发现其真理,形成知识。这种知识论是在早期希腊自然科学、哲学对自然事物本质认知的知识观基础上的普遍运用和推广。应当说,这种具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知识观,对于20世纪之前的自然科学研究而言是有效的、能够成立的。但是,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来说,完全排除人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性和特定的价值倾向性,认知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形成纯然中立、客观的知识,则是不可能的。

其实,古希腊哲人知识观的更主要方面并不是客观主义的,而是如冯·赖特所说,是价值论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寻求概念的普遍界定,是为了寻求万物变动中不变的永恒本质,发现万物变动背后的“理型”(eidos)。他说:“如果万物都在变动,那根本没有任何知识;因为只有知识本身没有改变它才能是知识;如果作为知识的‘型’(eidos)变化了,它就不再是知识。”(14)这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放弃了知识的价值追求。在同一篇对话中,他问克拉底鲁,究竟有没有绝对的美、绝对的善以及其他绝对的存在呢?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强调要寻求的是真正的美、美本身,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具体的美的事物。这里,绝对的美和善本身就是最高价值的追求。虽然《克拉底鲁篇》可能为柏拉图所著,但其中的知识观无疑也代表着苏格拉底的思想。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苏格拉底价值论的知识观最集中、鲜明地表现在他“美德即知识”这个影响深远的核心命题上。他说:“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15)这里“知识”主要是指认识人自身的本性。他早年曾经关注自然哲学,探究自然界的本性,后来逐步转向研究人自己,强调“美德即知识”,就是首先要人“认识你自己”。这个转向实际上是从知识客观论转向了价值论。他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德性以确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苏格拉底的德性知识观,首先由亚里士多德概括出来并给予部分的肯定,同时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他在《形而上学》第十三卷第四章指出:“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的论证和普遍的定义,这二者都是知识的出发点。”(16)这主要是指苏格拉底的德性知识观为美德寻找普遍的定义:“高年的苏格拉底以关于美德的知识为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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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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