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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否定之否定?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

更新时间:2021-07-21 11:18:41
作者: 赵月枝  

  

   摘要: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可以清楚看到西方“主流”和“批判”传播学术中的中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与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政治、以及更为宏观层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中外传播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而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来反思新闻与传播学术发展本身的意义则在于,它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西方学术”碰撞与转型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范式产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达拉斯·思迈斯、威尔伯·施拉姆、丹·席勒、新闻学、传播学

        在中外新闻事业关系史上,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885-1970)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因他们同情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和姓氏中都以字母“S”开头,被称为“3S”。本文以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也有翻译为“达拉斯·斯迈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从他们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如何体现在他们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和“批判”学术中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传播学术的主体性问题和反思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希望以此继往开来。

        很显然,这两组“3S的类比,有不妥的地方。且不说记者和传播学者有重要区别,在中国传播学术史的标准叙事和实际发展中,施拉姆1982年的访华是唯一真正历史性的。除了三位学者到中国的时间点和他们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影响不一以外,更有人会对丹·席勒(Dan Schiller)的选择有不同看法——毕竟,即使要找施拉姆访问之后的第三个S,许多人多会有自己的选择。关于丹·席勒的选择,我会在随后的讨论中说明;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在这篇关于传播学术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文章中做这个“这个3S类比,是希望从我近十年来所致力于探索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角度来反思传播学本身,讨论不同学术知识体系是如何在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碰撞和转型的问题。套用这一框架的核心议题,这里的关键,是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形式生成的可能性问题(赵月枝,2019)。

        本文的讨论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中国革命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与这三位学者以及“西方学术”的关系,中国传播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学术政治,中国新闻和传播学科与西方传播学不同学派的复杂历史性关系、以及后改革中国语境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特殊关系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如标题所言,本文只是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中的这“3S”说起。本文既不是对他们在中国的学术交流细节和影响的具体而系统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局限于他们。讨论会涉及其它学者,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位跨文化和跨国传播学者的相关体验。


   一、“西方”传播学术与“世界中的中国”

  

   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不是外在于“3S”记者的报道,而是他们成为“3S”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面向西方世界的报道,不但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外部舆论环境,也反过来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同样,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这三位传播学者和更广泛的西方传播学术也不是外在的,不管具体的西方学者是否在研究中涉及中国。一方面,他们是生活在西方、不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传播学者;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学术主体,他们的研究直接和间接回应包括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甚至有部分是直接关于中国的新闻思想与实践的。正如《风从东来》(Wind from the East)(Wolin,2010)、《黑色东方红》(The East Is Black)(Frazier,2015)等著作所示,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批判知识界包括美国黑人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不但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且在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两次到中国实地调研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传播理论、政策和实践,从而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跨国和跨文化联系(赵月枝,2014)。思迈斯第一次到中国调研是在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间,早于尼克松1972年2月的历史性访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报社、广播电视机构、甚至电子工厂等各种与传播理论、政策、技术和实践有关的单位,在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高度对中国传播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虽然中国传播学界把施拉姆1982年的访问称为“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从中西方学术关系,而不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登陆的角度,是思迈斯在1970年代的访问,而不是施拉姆在1982年的访问,才是西方传播学者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1972年3月,也就是思迈斯结束中国之行不到两个月后,他就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学术论文。一年之后,他的这篇题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的长达25页的学术文章就在基于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出版了(Smythe,1973)。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起源、内容和后果都是一场深刻和历史上全新的传播革命,而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和思想规训,并不适用于中国。作为中国经验和这篇文章在整部论文集中的分量的一个注脚,这部由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等人合编的著作,以《传播和社会政策:理解新的“文化革命”》为名(Gerbner,Gross&Melody,1973)。此后,思迈斯对中国传播道路和政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主要体现在他那篇给中国政府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内参报告中(斯迈思,2014),而且也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依附之路》的关键内容(Dallas Smythe,1981)。直到今天,思迈斯基于两次中国调研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依然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和传播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真问题,堪称“世纪之问”(赵月枝,2011:243-262),而他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迂回曲折性(zig and zag)的判断的认同(Smythe,1981:247),也具有前瞻性。

   对于本文的第二个“S”,即思迈斯的学术论敌施拉姆来说,早在他1982年到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现实存在的“反例”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力量。他与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经典的冷战新闻学教科书,虽然其关于“共产主义”新闻模式的描述以“苏联”命名,书中对中国的描述也很少,但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也是被包括在这一模式之中,这一点是无疑的;他有关传播与发展的理论,针对冷战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提出,用的是当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他那本影响颇大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书,就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写的),目的是避免这些国家走上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道路。除了如何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蔓延,把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还是他为自己的华人学生所提出的研究议程。

   1980年代,后“文革”中国的改革方向问题成了冷战末期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问题。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地成了这一斗争的一部分。1984年,读完新闻系本科后,我因没有自信当记者而选择考“新闻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当时还没有传播学专业),没想到得到了当年公派加拿大留学的资格。当时,我以为,传播学就是西方更广义的新闻理论,而“西方传播学”就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1986年,我不知思迈斯,只知施拉姆,因担心自己英文不好而带着《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中文版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留学。作为我与现实存在的“西方传播学”的“碰撞”的最初经历和“西方传播学”的“多重性”给我的第一课,我到后不久就被思迈斯邀请去吃他的“免费午餐”,并从他手上接过了那份当时还未出版的英文手稿《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进入1990年代,随着思迈斯和施拉姆这一代相继离世,他们的后辈、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成了最先强烈意识到中国之于传播研究核心地位的学者之一。1996年,丹·席勒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难得的一个传播政治经济方向的教职的招聘委员会主任,我因自己的中国背景和批判学术取向被录用,于1997年成了他的学术同事。从此以后,中美两个国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成了我与丹·席勒一直讨论的主题。2001年,我们以《与狼共舞?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整合》为题发表了一篇合作论文,讨论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整合的路径、矛盾与前景(Zhao&Schiller,2001)。我不知道我的参与是否会影响有关这样的文章算不算“‘西方’传播学术”的判断,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晰:那就是,到了1990年代,传播学术所面对的是一个与美国信息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世界中的中国”了。在讨论《与狼共舞?》一文的过程中,我与丹·席勒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逻辑,中国的加入意味着这一逻辑在全球扩展的成功;我同意他的分析,但也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中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在这一革命过程中锻造出来的国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中持续的社会主义宣称,还有中国工人农民对革命的认同、对正义的追求和社会抗争。基于这些,也是丹·席勒作为资深同事对我这个后辈的提携,一篇本来可能以“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为模式的文章,成了一个持续的、开放的对话的开端。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深究,现在看来,我几乎是凭直觉对包括丹·席勒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表示存疑。这一方面基于中国改革和开放现实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另一方面基于我作为一个深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影响的华人学者的主体性。

之所以要强调以上这些情况,是希望能在传播学术领域超越作为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西方”的简单二元对立,以及这一对立所体现的文化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尤其是胡德在《中国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汉学东方主义”逻辑(Vukovich,2012)。这一逻辑不但包含冷战和反共意识,而且包含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逻辑。这两者相互交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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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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