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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否定之否定?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

更新时间:2021-07-21 11:18:41
作者: 赵月枝  
集中体现在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前30年的全盘否定上(Vukovich,2012:xv;Lin,2013),体现在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颇有左右合流意味的“历史终结论”上。在这里,我希望把自己近10年来所探索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运用到对传播学术本身的“理论旅行”与“跨文化传播”的反思中。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言:

   这一研究取向聚焦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为己任,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一方面,它强调源于西方的强势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所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划时代影响,对任何传统主义和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它尤为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碰撞与摩擦中的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和所形成的多样现代性,包括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主体等问题(赵月枝,2009:115-116)。

   首先,这一框架要求我们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视野下,在全球资本主义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在马克思所倡导的过程关系本体论的思维方法指导下,重新反思传播学术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历史。其次,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需要直面中国传播学术界一直纠结的“本土化”问题背后的学术政治。说传播学术在中国需要针对西方学术走“本土化”的道路不无原因,甚至有强烈的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诉求,但是,这里也存在用一个问题掩盖了另一个问题的倾向。一方面,这一话语意在回应作为学科化的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尤其是作为美国冷战社会科学一部分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的依附地位,其所遵从的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这一话语遮蔽了学术政治立场的区别。就“3S”而言,这就是作为批判学者的思迈斯和丹·席勒与作为美国冷战学者施拉姆的区别。毕竟,这几位同时或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研究院任教过、同为白人男性学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就同时代的施拉姆和思迈斯而言,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霸权的维护者,一个是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的批判者,甚至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从这个角度,没有抽象的“西方化”和“本土化”。“本土化”讨论掩盖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普世性和特殊性,还是林春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Lin,2013:198)。

   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普世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t universalism,Lin,2013)或“左翼普世主义”(left universalism,Sekyi-Out,2018)框架内,我们需要分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也可以讨论社会主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展、挫折甚至列宁所说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过程,分析这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对其具体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从197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思迈斯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到匈牙利、中国、智利等国家进行研究的。比如,除了有关中国的研究外,1972年3月,他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还发表了他们对阿连德执政后智利在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地考察文章。另外一位对智利的民选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新闻传播问题予以极大关注的西方批判传播学者是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严峻的传播与阶级斗争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正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持续影响这一对社会主义成败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正如思迈斯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主导知识界对技术的政治性问题的认识和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遗留如何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马特拉也同样关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智利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的束缚和胁迫作用。所以,毫不奇怪,赫伯特·席勒和思迈斯在对智利的调研文章中引用了马特拉已经看到的如下难题:“如果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传统论述,那么社会主义者最容易遭受攻击”(Schiller&Smythe,1972)。

   如果“世界中的中国”对于许多西方传播学者还相对遥远的话,“世界中的智利”更加接近他们。这不仅仅因为这个国家在拉美这一“美国的后院”地区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尝试发生在传播学科诞生以后,而且因为这个国家产生过一个在西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民选社会主义政权,更因为这个政权在美国的干预下很快被颠覆了。在他的《传播革命》一书中,当代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McChesney)回忆到,1973年9月11日美国颠覆智利政权事件对自己作为一个美国青年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阿连德政权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威权共产主义国家,美国还是不能容忍这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权,而是扶持了残酷和专制的皮诺切政权。这使许多他的同代人不仅怀疑美国对民主的真诚,而且认识到,“如果美国政府反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能否和平地自治”(McCheseny,2007:38)。没有比这一认识更能体现一位美国批判学者的全球视野和他们基于对美国帝国地位感知的学术主体性了。

   总之,就像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倡导者把自己当作美国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者,对于美国的批判传播学者来说,世界其它国家能否“自主”发展,更枉论社会主义能否在世界得到发展,是一个“内在”于他们作为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帝国的学者的问题。从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Schiller,1992)到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与诺曼·乔姆斯基(Norm Chomsky)的《制造共识》(赫尔曼,乔姆斯基,1988/2011),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批判学者的这一问题意识。直到1986年,当思迈斯把自己的那篇一直没有公开出版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中国调研内参打印稿给我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性质问题。思迈斯因为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以内参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交了自己的考察报告,并没有按照西方学术的“独立”和“不出版就出局”的逻辑行事;而我当时也没有把思迈斯这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他关于中国能否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文化体系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二、学术“本土化”的政治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的“序幕”,是由施拉姆在1970年代访问香港时拉开的(吴飞,2014:40)。正是施拉姆在1977年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首先提出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而他的华人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创办者余也鲁,不仅果然在1978年第一次提出“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而且在其老师所规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国传播理论,即把这一问题的内涵定义为基于西方的“现代”传播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史冬冬,2015;吴飞,2014:40)。作为这一命题的华人“先导”,余也鲁的定位和路径显然影响了此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命题,就悖论性地一方面是在带有极强冷战政治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偏颇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中被提出来,另一方面又包含强烈“去政治化”意味的文化主义内涵。而香港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和冷战东西方交往的前沿,起到了西方冷战学术的“中转站”及其“本土化”先声的作用。

   1989年后,这一有“去政治化的政治”内涵的“本土化”话语也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大陆部分学者的特定学术政治诉求。姜飞在一篇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的文章中,就透露了中国传播学界1990年代倡导本土化理念背后的某种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导向:由于当时“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对于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来说,回归传统文化既安全,又可以虚无中国革命,从而曲线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于是,1990年代,“本土化”成了学术政治上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宜之计”(姜飞,2012:23)。

   虽然“本土化”是个多元的话语结构,但是在这一特定的“本土化”话语中,中国独特的、现代革命过程中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被虚无了,更枉论中国在这一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已经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本土化”过一次了。总之,“中国”对“西方”也罢,“传统”对“现代”也好,“中国化”也罢,“本土化”也好,被忽视的往往是本土化了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一“传统”,不被认同的是林春所阐述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立场(Lin,2013)。实际上,林春在批判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对传播学同样适用:与其说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毋宁说其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中心主义”(capitalist-centrism)——毕竟,反资本主义对欧洲而言也从来不是陌生的(Lin,2017;Lin,2013:189)。

   正如李彬在1995年讨论到“传播研究本土化困境”时已经体认到的那样,1990年代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是对1980年代“西学热当中彻底反传统”的一种回应,而这里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中国现代革命中形成的新闻学“传统”,“就传播研究而言,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曾颇为急切地欲将西方传播学的一整套家当全盘照搬进来,并十分自信地断言“传统”新闻学已走入死胡同,可以寿终正寝。”(李彬,1995:8)。

   而中国传播本土化问题的“困惑”,或现有讨论所必然导致的刻舟求剑倾向,恰恰在于用“古代”或近代西方引入的传统掩盖和代替现代革命传统,甚至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道德高地,批评中国革命破坏甚至摧毁了中华文化遗产。李彬就含蓄指出:“本土化的指向自然在于常说的‘中国特色’,但当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去总结、概括、提炼什么特色时,不是早有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中么?”(1995:9)。虽然李彬没有点明,这个范式和框架应该就是施拉姆所倡导的现代化框架和线性发展逻辑。这里最为吊诡的地方在于,要在后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语境下引入这个包含“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框架,就必须“虚无”掉中国从1919到1979年的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传统。参照以上所引姜飞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不能说这种虚无是完全无意识的。

   黄旦在一篇题为《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的文章中转引自己的观点指出,“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黄旦,2014:42)。不过,针对吴飞提出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的观点,黄旦强调,当时中国引入传播学有“历史现实根源”,或“自有其道理”的“现实依据——逻辑”,“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黄旦,2014:42)。此处我无意在这二位学者的讨论中做评判,但是,直到今天,余也鲁所提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还影响着这一议题的讨论框架,就不得不让人去寻找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根源及其盲点了。比如,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李金铨依然诉诸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相对立的叙述框架:

据说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了,许多学者对“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其实,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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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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