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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更新时间:2021-07-20 16:33:23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革命;政治文化;路线;事件社会学

  

   引    论

  

   (一)“革命”:社会学经典母题的丧失与回归

   “革命”(revolution),从一个最初表达民众骚乱的意大利地方俗语,通过洛克之手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概念,代替战争和政体问题,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革命也曾经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母题。奠定社会学学问形态的思想大师们尽管对革命的态度迥异,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大多是由革命所牵引出来的,其研究往往基于对革命及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尤其是社会学最早的几位奠基人都与1848年欧洲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孔德将政治放到了从属社会的地位,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却为社会学奠定了革命的基本研究路向。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内在关联性的独特洞察,对革命与民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的深刻剖析,对引发革命的主观不满与造成不满的客观因素之间的错位的揭示,对革命时代“文学政治”泛滥的鞭挞,对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交迭在一起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的解析,开启了其后的革命政治学与革命社会学的诸种线索。

  

   而作为辩证唯物史观创始人的马克思,既然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革命在他的新史观中自然占据了中心地位。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致力于深入挖掘革命和动乱背后的社会因素,但对马克思来说,社会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而是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无论是“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的种种背谬,还是“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的种种错位;无论是波拿巴从蚂蚁变成狮子的闹剧,还是山岳党人虚张声势的可笑表演,或是小农马铃薯般的联结形态,都需要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得到解释。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1789年这样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大革命,也远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更不用说1848年这样模仿性的革命了。历史的火车头必须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置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进入一个通向人的全面自由的历史新时代。马克思也由此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引入了经典社会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中,涂尔干试图将社会学的诞生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及宗教改革关联起来,将社会学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可能出路。尽管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主义概念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根本差别,他对暴力革命也始终抱持着不信任乃至厌恶的态度,但他从圣西门那里继承来的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概念,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伸展到经济领域的时候出现的。

   韦伯的社会学论著则有着更多对革命问题的正面思考。他的这些思考既体现在以理想类型为方法论的理论思考中,也体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犀利剖析中。在他关于政治正当性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卡里斯玛权威即超凡权威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联。卡里斯玛权威本身是在非日常生活形态下(常常是巫术、战争与革命)产生的,而它们一旦形成又会发挥革命性的作用。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深刻揭示了革命和战争中卡里斯玛权威与纪律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以及卡里斯玛权威在走向例行化过程中给政治支配带来的种种难题。而在对政治事件的历史性分析中,韦伯对德国现实政治的关怀始终萦绕于心。

   德国一直不曾经历法国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般的革命,1848年爆发的“三月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我们从韦伯对俾斯麦时代及后俾斯麦时代德国政治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到他对革命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他与马克思潜在对话的基础上的。韦伯与马克思一样犀利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只是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上的不成熟,缺乏政治意志和政治教育,充满了冷漠与市侩气息。

   与此同时,韦伯对工人阶级也进行了无情的解剖,认为他们带着尼采意义上的怨恨投入工人运动和革命,并不足以担纲政治领导。在韦伯晚年对俄国革命的论述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与马克思的对话。他对俄国革命的分析着力从文化、经济、组织和宗教等多个角度去分析——他用利益群体和身份群体的概念替代了马克思的阶级群体,他强调精神理念在革命的推动力上更甚于物质利益,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也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者全球一体化的视角。

  

   20世纪自从社会学进入美国的专业学科化体系后,其历史视角被遮蔽,革命研究逐渐被移出了社会学的学科殿堂。帕森斯式的“宏大叙事”与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的二元架构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以社会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和功能主义范式取代了对革命的关注,结构和功能成为社会学更标准、更时髦的用语。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学家大多退却到“现在”中去了。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美社会政治形势的剧烈震荡,社会冲突范式开始取代功能主义范式。但直到70年代中期,西方主流社会学仍然既乏国家视角,也无革命视角。国家只是被视为一个各阶层相互争斗的平台,研究者的兴趣在于社会对国家的“输入”和国家“产出”的分配效果,而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革命则被归为应该由历史学和政治学去关心的历史现象或非西方国家现象。社会学领域新兴的社会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关注的不过是被制度化的社会运动,而非与之判然有别的革命。只有早年曾研究苏联政治的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少数例外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革命的主题重新出现在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摩尔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摩尔早年的学生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蒂利从1958年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以1793年法国的旺代叛乱为选题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与历史、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的结缘。1978年《从动员到革命》一书的出版奠定了他从历史社会学视野研究革命的经典地位。尽管蒂利平生兴趣广泛、著述丰硕,但他的这些著述始终贯穿着两种相互关联的努力:把国家结构重新纳入集体行动的分析中,打通革命研究与社会运动研究之间的界限。他晚年提出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概念正是后一种努力的结果。

   摩尔的另一个著名学生是西达·斯考切波(T.Skocpol,中文名也译“斯考克波”)。斯考切波是比蒂利年轻一代的人,但她同样师从摩尔。她197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举成名,一方面掀起了在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把国家带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国家回归学派高潮,另一方面以其“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s)的概念提出了革命研究的新范式,将托克维尔、马克思与韦伯分别奠定的革命研究传统带到一个新的平台去对话。1983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了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斯考切波主编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埃文斯等主编的《找回国家》于80年代中期也相继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国家、革命与历史研究开始回归为西方社会学新的研究主流。

  

   几乎在革命主题回归西方社会学主流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开始起步。无论是在摩尔的著作中,还是在斯考切波的著作中,中国革命都被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中国革命的主题却很少在中国社会学界得到正面呈现。革命研究之所以在社会学界缺位,既有其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因素,也有研究资料上的局限性因素。

   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过于狭隘的经验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造成了诸多的社会学研究有社会而无国家、重现实而轻历史、重生态而轻心态的问题。费孝通在晚年的反思中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需要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个案社会学与定量社会学双峰并峙的格局,没有超越就现实问题谈现实问题的偏狭视野。既然做不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真正做到“成一家之言”也就难乎其难。我们下面可以举三个典型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国家—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滥用。

   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最流行的理论范式,人们动辄用这个范式来观照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改革前的中国是没有社会(civil society)的国家,而改革后的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兴起。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套用实际上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支配方式与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国家(或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国家—社会关系这种说法本身,无论是在近现代的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

   无论是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是中共通过党团对非党群众组织的领导,或是中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在政党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呈现出极其复杂而独特的交错关系。无论是将中共的这种集中面向径直认定为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还是将中共的群众路线或改革方向比附成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或民主取向,都是乱贴标签的做法。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缺乏贴切理解,而且在于我们根本就不去研究国家,而只面对所谓的“社会”。检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学著述,我们满眼看到的只有城乡、阶层、社区、家庭,哪里有国家、政党和政府呢?我们对国家尚且不知就里,何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大约从2000年起,政府行为研究逐渐进入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不过,政府行为研究的层次仍没有达到国家与政党研究的层次。前者属于行政的范畴,而后者属于政治的范畴。借用霍布斯的比喻,行政仅仅是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关节”,而理解这个人造人的“灵魂”、“神经”、“心脏”以及将这些部件组合起来的“技艺”,这整个过程才是政治的关键。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宜治理之道,不足以支撑对政治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的理解框架。

   如果我们不能透彻了解国家和执政党是如何走到今天来的,那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它们今天的想法或做法。它们对我们来说始终就是黑箱,只见动作,难觅心思;只有化身,难现本尊。尽管我们现在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反思,但思考所及往往从晚清直接跳到改革开放时代,缺乏对中共塑造新政治传统这一关键时段的反思。

   第二个例子是单位制研究的不足。

单位制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一个突出的研究亮点,但既有的单位制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权力技术或组织技术层面。在单位制受到巨大冲击的今天,即使是对那些已经走出国门或身在体制外的人来说,我们也时常可以看见中国人寻找组织的某种惯性冲动乃至本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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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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