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更新时间:2021-07-20 16:33:23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那么,这种强劲的冲动或本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路风对单位体制有一个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历史研究,但那种十分粗疏的历史研究依然是在治理术层面进行的,而没有触及单位人的气质或心态层面。从历史的广度来说,我们需要至少从中共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和政权的苏维埃时期开始,追溯这种政治文化的渊源及其对人的塑造。

   而从历史的深度来说,我们需要突破社会学惯常的机制研究、底层研究、潜规则研究,把制度本身的设计与实际运作、高层与底层、规则与潜规则结合在一起,把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与主权、纪律这权力三角的研究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透彻地理解组织人、单位人和“新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西方传统的张力中,从制度层面到气质层面,从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才可能把华尔德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真正提升到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第三个例子是20世纪中国乡村口述史研究的局限。

   这个研究规划是孙立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也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最具历史感、与革命研究最具亲合性的研究方向,其研究特色鲜明、影响巨大。但是,这个路数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受限于口述史的资料形式,这些旨在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渊源及其形态的研究将1949年开展的土改界定为研究起点。然而,这种文明的起点远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其次,同样受限于口述史资料的特点,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的权力机制,开拓中国社会的底层研究。从底层构建历史当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努力,但底层口述史仍有其内在的残缺性。

   我所著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虽然不是严格的口述史研究作品,但我作为口述史研究团体的成员,该书也是在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氛围下出来的作品,所以我不妨在这里作一个自我反思。

   如前所述,理想的制度研究不仅要呈现制度是怎么做的,还要呈现制度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会去这么想。我在研究上访现象时,既研究了上访者,又注意到了治理上访的这些官员。但从我的书中更多看到的是这些官员到底是怎么去摆平上访的,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这些官员表面的想法是要尽力维稳,防止“出事”,产生这种想法的表面机制是所谓的“压力型体制”。但在国家摆平术及其德性话语背后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却很难从该书中看出来。

  

   而从我所研究的上访农民来说,我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和国家不是简单对立的,农民上访和国家治理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思维使然,遵循着同样的政治文化。这些底层的普通农民,既没有理论修养,也缺乏政治经验,为什么他们对权力的态度、对人事的处理、对局势的理解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竟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认为在这背后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熏染的话,那么,这种政治文化的源头到底是从哪里发端出来的?又是如何沿革流变,如何加载在人心中的?

   民国有学者称:“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对政事是不甚了了,对风俗至多是知其表而不知其里、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对人才则是不得其要、不明就里。我们的焦点总是放在权力、技术之间的较量,但在这种较量背后人的因素、政治文化的因素却被遮蔽了,因此也就无从理解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气质、这种组织形态是如何铸就出来的,而这些问题都直指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

   今天,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了,其间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传统,但仍存在严重的缺陷。我们今天的研究越来越规范化,却也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看似精巧,实则越来越小家子气。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格局与我们身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是远远不相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及演化,围绕霍布斯鲍姆所谓“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催生了一大批堪称不朽的社会学作品。而今天围绕共产主义文明的渊源及流变,理应诞生出黄钟大吕般的社会学作品。这也许就需要对中国社会学来一次重新的奠基,需要大大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需要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研究格局。就其本性来说,社会学不过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历史学则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

   因此,在这次重新奠基中,历史研究是重新焕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关键引擎。这个引擎的三个部件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明,重新思考现代中国形成的思想变局,以及重新思考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

   (二)既有革命研究的困境

   尽管中国社会学领域很少处理中国革命的主题,但来自中共党史领域、中国现代史领域和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参与其间。本节仅对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作一反思,而对史学以外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放在本文后半部分略加讨论。

   1.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

   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是一个被海内外学界较早意识到的问题。早期的革命史研究基本上都偏重宏观政治史。在海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范力沛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倡导根据地研究以来;在大陆,自从90年代初张静如等人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以来,微观社会史的方法得到了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今天看来仍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一极滑向另一极,缺乏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勾连起来的意识与方法。微观社会史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中的运用远早于在中国革命史中的运用,因此,在史学界已被热烈讨论过的“碎片化”问题在革命史研究中尚缺乏充分的自觉。倒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老一代学者面对今天成为时尚的地方化、细碎化、文化取向的研究一直忧心忡忡,不断在呼吁“把革命重新带回来”。

   第二个问题是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研究之间未能很好地实现对接。这主要是因为党史学人与近现代史学人由于学科的人为分割而存在较深的隔阂。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厦门大学傅衣凌开创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与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传统在对闽粤赣地域社会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他们却极少关注在同一个地区发生的苏维埃运动。

  

   而地方党史学人自觉应用地方史研究成果的意识和学术训练都不够。只有在南开大学魏宏运开创的研究传统中,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与华北革命史的研究有较好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基本限于华北地区和抗日战争时期,而未触及中国共产革命早期的重心——南方。

   2.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本文所谓“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包括了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到苏俄苏维埃革命再到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由于以杨奎松、沈志华为杰出代表的中生代党史学人的着力推进,在苏俄革命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上已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但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源头——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联还甚少得到注意。

   诚然,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受苏俄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影响,但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这种理念毕竟来自欧洲,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毕竟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哪些理念和组织形式是从德国那里经过苏俄传到中共这里来的,哪些理念和组织形式又是在欧洲不曾有过而由苏俄独创传到中共来的,还有哪些是欧洲与苏俄都不曾有过而由中共独创的?这些对于澄清中共政治文化的源流及演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层内涵是从晚清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革命的连续性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被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三个学科人为地分割,所以这三场革命的关联性曾长期被忽略。近年来由于王奇生、杨奎松、黄道炫等人的呼吁,已经开始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3.成败问题意识背后的历史目的论

   这个问题海内外学界甚少注意到。目前的革命研究在总体的问题意识上过多地被政治和军事上的成败问题所牵引。因此,为什么中共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苏维埃制度在江西时期失败,为什么美国会丢失中国大陆,这些问题就成为革命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即使周锡瑞20世纪90年代在反思革命研究时,提出的问题意识仍然是:“思索为中国带来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

   如果我们要从政治上理解革命问题,那么,胜败问题毫无疑问是首要问题。但如果要从政治文化上去思考革命问题,那么,问题恐怕就要复杂得多。那种以成败为中心的历史观常常容易陷入一种历史目的论。比如,在这样的史观下,对那些更关心总体史而非地方党史的学者来说,中央苏区就不具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如果要研究,重点也是诸如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主题。

   但是,苏区时期恰恰是中共独立掌握军队和政权的开端,中共的组织形态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集中与民主之间复杂的磨合,毛泽东倡导的农村调查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渐臻成熟的。如果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达成对中共革命的总体性理解,就需要跨越1934年、1949年或1966年这一类的政治界标。

   4.“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杨奎松曾把近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总结为“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历史学开始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础。这个总结最好地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中。杨奎松以他高产达十数本专著(文集)的数量,以他心思细密、言必有据的实证史学风格,把党史从一种意识形态带回到史学的大家庭中,并把中共党史与苏俄史、共产国际史和国民党史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一人之力支撑起对中共革命各个重要时期、领袖人物及关键事件的重新梳理,考证缜密,视野开阔,可谓是今日中共党史研究的执牛耳者。但当党史主流回归到史学大家庭后,依然面临着“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史学以求真为基石,同时也需要对史实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求真与求解的尺度和界限到底在哪里?这种尺度和界限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又有何特殊表现?这就需要慎思明辨了。尽管史学界公认杨奎松的成就,但仍从这个张力的两端向他提出了疑问。

   一端可以中国近代史实证派的杰出代表茅海建为例。茅海建在高度肯定杨奎松最重要的代表作《“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批评他“致力于理论的新释,为其初建的架构不遗余力,分析时更不惜笔墨”;“许多我所感兴趣的历史真实,在此书中往往作为论说的例证,而非为论说的主体”。显然,在茅海建看来,“历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之外”。

   而另一端则可以中共党史研究在台湾的杰出代表陈永发为例。陈永发在他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将各种零碎的史实与大量的二手研究整合起来,围绕三个宏大问题(即中共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中共自身的组织机制)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框架。杨奎松应邀对该著作写了长篇书评。但令陈永发诧异的是,杨奎松在文中主要着力纠正他著作中的各种细节和史实错误,而对他的解释框架似乎无甚兴趣,除对民族主义问题有所回应外,对其他两个重要问题根本不置一辞。

  

在陈永发看来,“历史写作的基本特质是不断推陈出新,让历史关怀和历史事实对话”。“个别史实的真伪固然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59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