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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更新时间:2021-07-20 13:15:08
作者: 刘培林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国面临着许多迥异于以往的问题和挑战,我国自身的经验、国际上的经验,似乎都难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借鉴。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今后发展的潜力、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新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之道。

  

   一、我国现代化的可能前景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参照日本、韩国等一些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经验,从潜力上讲,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名义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经济总量以一定幅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有可能的。 [2]

  

   如果我国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管理好对外经济关系,顺利释放到2035年的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5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人均GDP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我国的GDP将有潜力接近美国的2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我国经济规模大起来,成为世界第一,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直接的意义。巨大经济规模意味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产业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空间;即使按照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比例投入研发资金,我国可以动员的研发资金总量也要比一般国家多得多,从而可以同时支撑很多领域的技术研发。同样一件技术突破在我国的溢出效应会很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意义,即我国将享受到不成比例的大优势,但也要承担不成比例的大责任。比如,在我国经济总规模世界第一、GDP占世界的份额达到30%后,全球500强榜单中落户我国的企业数量将远远超过30%;研发人才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将超过30%,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30%。当然,在全球诸多公共物品供给中,有一些公共物品需要我国承担大于30%的份额。从一定程度上讲,不成比例的大优势和大责任是对应的。

  

   二、增强对财富的吸引力

   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规模增长到上述体量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将相应增长,会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和一定数量更加富裕的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和更加富裕群体的未来增量,将主要来自民营部门。为此,需要围绕提高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没有这样的改革和法治保障,共享发展理念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内涵将难以完全落实,进而创新发展和生产率提升的动力会打折扣,社会公平正义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深化这方面的改革,也是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根据亚非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转移报告》数据,2018年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2008—2018年我国私人总财富增长了130%,增幅居全球之首。 [3]

  

   但是,仅2018年一年,我国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数量占比为2%,虽然从占比上不是全球最高的,但涉及的人数为1.5万,从流出的绝对数量看位居全球之首。 [4]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等作为高净值人士迁入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净流入1.2万、1万、4000和3000人。

  

   正是认识到高净值人士对于本国发展的积极意义,一些国家和城市,比如新加坡和迪拜,通过加强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完善配套政策,争相吸引高净值人士迁入。2013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星展银行举办的“亚洲洞察”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经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让10位10亿富翁迁入新加坡并在这里建立基地。这里的基尼系数一定会恶化,但我认为新加坡将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将带来企业、带来机会,他们将开设更多门店,他们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5] 新加坡也早在2004年就颁布了《商业信托法》 (Business Trust Act)。目前,有20家商业信托机构依据该法而成立。凭借良好的法律保护,这些信托机构为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财富,包括来自我国的财富。其他的高净值人士净流入国,无不具有周详而严格的财产保护法律制度。

  

   高净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取决于财产安全性,以及税负尤其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高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背景下,我国高净值人士流出数量全球最多,说明流出主要是出于财产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在可见的未来,全球各国政府不可能联合管制资本流动和资本避税。因此,税负这个影响因素对于高净值人士流动的影响程度,将会和目前类似。如果考虑到我国未来可能出台遗产税和赠与税,那么我国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将会比目前更低。今后我国要抵消这些促使高净值人士外流的推力,加大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必须从法律上比其他国家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给他们高于其他国家的财产安全感。这对于激发和创新企业家精神,活跃发明创造和创业,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国家竞争力,稳定社会,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围绕为人民群众提供财产安全感而实施的改革,至少在近中期不会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

  

   第一,这方面的改革将推动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这会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改革虽然可以增加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但尚难以吸引其他国家高净值人士大规模迁入我国。这方面的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所能起到的效果,是减缓我国高净值人士外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本土高净值人士如果大规模外迁,固然可以缩小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看上去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是以降低平均收入水平为代价的,且损害发展后劲。与这种格局相对照,如果我国高净值人士绝大部分留在国内,虽然收入差距会比他们都外迁的情景下高一些,但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而言则会高一些,也更有利于积蓄发展后劲。这种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是我们应该承认和接受的。我们谋划的现代化中的共同富裕的含义,本来就是指在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唯一目标。

  

   当然,实施这方面改革后,如果从更长期角度看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其他国家高净值人士和顶级富裕阶层大量迁入我国,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会因此拉大,但所带来的税收、就业机会等也会增多,政府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也会增多,社会捐赠也会增多。这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国家的发展。

  

   三、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020年之后,我国明显不再是在给定外部环境下谋求自己发展的小经济体,我国自己的战略判断、战略安排本身就会对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自身。甚至在2020年之前这个态势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就决定了今后对所处外部环境的判断需要一个新的角度,即把自身作为自变量的角度。以往我国在战略谋划时把外部环境作为给定条件的做法,需要做出重大调整。

  

   (一)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的国家,之所以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从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低收入国家,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前提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判断,我国才得以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做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部署。回顾过去的历史,可以说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准确而富有远见的。

  

   今后10~2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最吃劲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释放我国所具有的发展潜力,最重要的前提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历史经验表明,即使经济总规模处在世界第一,如果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全球前列,也未必有绝对的国家安全。比如,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收集的数据,1840年前后中国GDP是英国的4倍,但仍在与越洋而来的英国舰队在家门口进行的鸦片战争中败北。

  

   历史经验也表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犹如逆水行舟。虽然187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国和排名第四的美国的2倍,相当于当时日本的7.5倍,但是之后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快速增长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直线上升,中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降低和人口减少而绝对下降。中国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在短短20年内被美国取代,用“其衰也忽焉”来形容中国经济当时的情形并不为过。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

  

   其他学者对历史经验的研究还表明,在世界第二大经济规模爬坡最吃劲、国际力量格局对比迅速变化的时期,更是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相伴随的战争风险。

  

   由此可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条件,不论发展步伐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实现现代化都是可期的。但倘若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国的发展进程将和其他国家一道受到重大冲击,长远影响难以预计。从这个角度讲,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仅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乃至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国在谋划未来改革发展时,应该进一步明确重申自己坚持和平发展的主张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明确提出自身对今后15年乃至30年世界环境的判断:全球格局和平重塑的关键期。其含义有两个:第一,世界格局会有重大重塑;第二,中国不谋求战争,只进行积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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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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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刘世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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