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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领域

更新时间:2021-07-20 13:09:36
作者: 课题组  
不因城市管理者行政级别更高而使城市拥有特殊权力和利益。

  

   与经济结构转变相适应推进税制改革。 改革重点是从流转税为主导转向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人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流转税征收环节也要仅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向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共同征收,征收价外型消费税,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规范财政收入来源,形成制度化的稳健的预算收入。 在预算法基础上,切实打通税收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所得收入和社保收入之间的联系,做到统一预算。更重要的是统筹支出,特别是建立将国有资产所得收入作为调节社保支出的规范化制度保障。在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可通过国有资本变现的办法来弥补社保支出。

  

   在强化地方预算约束的基础上扩大并稳定地方政府财力来源。 增加地方性税种,引入房地产税、消费税等,推动服务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逐步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完善分税制,保持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占比,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试点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实现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和三级财政,促进城市之间的平等竞争。消除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打破刚性兑付,更好地发挥地方人大等机构对地方预算和债务管理的决策监督作用,在此基础上允许拓展与地方发展能力和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市政债及其他融资渠道。

  

   提高国家信用利用效率,建立国债弥补的正常化机制。 重点是形成以稳定财政预算赤字为基础、期限结构合理、有秩序的国债市场,以稳定金融市场预期,必要时可发行特别国债,以弥补非正常支出。这样的国债市场能够促进市场基准利率传导,有利于货币政策由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也有利于金融结构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

  

   四、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导向的城乡间要素流动市场化改革

   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我国经济今后5~10年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大部分新增长点会出现在这一范围。抓好这个龙头,就要把与此相关的要素市场改革置于优先位置。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原集体成员所有,可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可自由出让。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而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那种认为宅基地属于集体财产、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流转的观点,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不利于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因此,应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积极稳妥务实地解决好小产权房问题。 所谓小产权房问题,是在有关部门不承认农民在属于自己土地上应有的建造房屋权利,因而不可能符合城市建设规划的背景下形成的。小产权房,特别是以小产权房为主导的城中村,对满足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城市运营成本,促进产业和城市发展繁荣,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正本清源、理顺关系的基础上,应给农民的权利要给,应缴的税费要缴,不符合规划的要纠正,使小产权房成为住房市场上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农村转让收益优先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过去长时期内,我们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可以替代农村土地这种原始的、低效率的保障方式,把稀缺的土地资源解放出来。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由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

  

   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 除个别超大型城市外,取消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逐步取消伴随户籍的控房、控车、控学的限制性政策。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相配套,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与都市圈建设相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从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

  

   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对城里人下乡买房持开放态度,可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在都市圈范围下乡建养老社区试点。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共建共享。

  

   五、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的放宽准入改革

   目前仍然存在的低效率领域,大多与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讲了多年,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有实质性突破。

  

   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 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能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在历来由国有机构经营的高技术领域,如航空航天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和其 他行业外企业进入。 近年来在这方面已有所进展,步子可以更大一些。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中国航天领域也有可能出现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

  

   实施中国的诺奖计划,设立30年30名科学诺贝尔奖和诺奖级别的世界科技 大奖,加快补上基础研究滞后的短板。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建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政府传统产业政策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政策转型。 政府应致力于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不再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投资和设备规模等作为准入条件,不再给地方和企业戴帽子、发牌子,防止寻租和腐败行为。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并与国际规范接轨。

  

   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更多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 重要创新往往依托于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而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并非人为指定,而是在竞争中形成。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鼓励地方特别是有潜力的城市改善创新环境,由以往的GDP竞争转为创新竞争,重点是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等,吸引聚集全球优秀人才,促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融合,争取形成若干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

  

   六、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金融结构和监管体系改革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发展状况如何,要以所惠及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做出评判。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经济转型、结构升级、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等相适应,并发挥促进引领作用,在此过程中驱动金融体系的变革、创新和稳定发展。

  

   进一步改进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改变长期形成的国有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格局,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给竞争力、创新力强的企业以更多的准入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将那些生存不下去的金融机构淘汰出局。有序处置信用债违约事件,逐步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处置和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法治化、市场化退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在金融机构数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提高金融机构质量。

  

   构建适应支持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 进一步发展多层次、有差异、互补而又相互竞争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围绕实体经济创新创业、兼并重组、产业升级等需求,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全面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准。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形成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银行体系为主还是资本市场为主,或者二者相互融合发展,主要由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竞争决定。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形成有竞争力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体系。 认真研究总结推广金融科技企业识别控制风险,降低融资成本,为大量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成功经验,建设开放银行,加强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服务成本,不断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程度。稳步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充分利用熟悉本地客户等优势,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差异化服务。

  

   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水平。 金融开放既要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提高股权占比,更重要的是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并适合国内金融发展的法规、制度、做法,促进形成规范、公平、法治的金融发展环境。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开放之锚,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形成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

  

建立目标明确、专业性强、可追责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保障公平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持金融稳定,把发展的责任从监管部门相对分离,避免产生道德风险。在明确责任、与政府相关机构顺畅沟通的基础上,不再把金融监管部门列入政府序列。完善监管追责机制,监管出了问题,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经济甚至法律责任。适当增加监管部门的编制与经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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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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