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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

更新时间:2021-07-19 21:49:34
作者: 臧运祜  

  

   [摘 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以后,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以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应该作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先占领满蒙、再扶植中国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伪满帝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构想与实践,为十五年战争期间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继续统治提供了范例和借鉴,具有开端与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满蒙政策;殖民统治;十五年战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31年9月,日本按照既定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随即在次年3月9日炮制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是其为实施满蒙政策而发动“满洲事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乃是其发动事变的最终结果。为此,日本方面曾毫不掩饰地宣称:“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伪满洲国也因之被视为“中国百余年近代史的一个怪胎和毒瘤”,成为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及殖民统治密不可分的一体之两面。

   日本通过伪满洲国来实施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其方式毕竟不同于此前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的直接统治;伪满洲国的统治模式又被日本在中国关内乃至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所延续和仿效。因此,关于伪满政权的历史研究应该被视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尽管如此,学界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史的研究多是将伪满洲国作为其附属品而非重点内容来进行论述,更遑论将其与此后的十五年战争史相关联;而且因各种因素之影响,对于伪满洲国的成立与性质,迄今又充斥着各种纷争。有鉴于此,笔者在与王希亮先生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7卷《伪政权与沦陷区》之后,对此继续加以论述。

   一、一战之后的满蒙政策

   在中国的民国初年,近代日本的满蒙政策形成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速实施该政策:伙同沙俄以密约瓜分“满蒙权益”,并趁中国内乱之机,发动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基本接受其包括满蒙条件在内的“大四条约”;通过出兵西伯利亚,将势力扩展到北满和外蒙地区。一战结束后,日本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非法继承的山东权益、托管南洋群岛等好处,但是面临美英重返远东、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山东问题并将撤兵西伯利亚的形势,奉行对美协调外交方针的原敬内阁决心改变一战期间所推行的大陆政策。

   为了赶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决定日本的有关对外政策,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阁议决定了《对满蒙政策》《与远东共和国的交涉条件》两份文件以及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兵的方针。为了充分贯彻上述阁议决定,5月16—25日,原敬内阁召集了朝鲜总督斋藤实及政务长官、朝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山县伊三郎,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青岛军司令官由比光卫,西伯利亚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和奉天总领事赤正助等人,与全体阁僚一起,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满鲜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上述阁议决定的文件,目的是将政府的有关决定贯彻于驻外文武官员。因有别于后来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东方会议”。会议除就山东撤兵、与远东共和国谈判等问题达成一致外,着重对阁议决定的《对满蒙政策》进行了研讨,并于5月17日决定了文件《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针对阁议决定的方针:“满蒙与我领土接壤,对我国防及经济生存上,有着极大且密切的关系”“从上述利益出发,我对满蒙政策的根本就是要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该文件对此进行了补充,并决定了以下态度:“对于张作霖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树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直接、间接地予以援助”;但对其向中央政界扩展势力,则“不采取援助的态度”。这表明,日本准备通过扶植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来实现其满蒙政策。

   张作霖在1918年9月被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以后,继续加紧对日求援。日本政府的上述政策与方针,证明其在华盛顿会议后将以援助与扶植奉系军阀来实现其满蒙权益。日、奉勾结的史实验证了原敬首相当时的如下见解:“事实上是,张作霖企图以日本为背景而扩张势力,而我方为了在东三省的发展,有必要给张以优遇。双方利益不谋而合。”1924年5月30日,清浦奎吾内阁的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决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规定:日本要按既定方针,继续援助张作霖,并且“要采取向北满方面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这是日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后决定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日本的上述政策在1922年4—5月以及1924年9—10月发生的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在对于奉系军阀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再次入关,并联合段祺瑞组建了亲日的北京政府,日本的“满蒙权益”得以继续确保。

   但是到了1927年,面临中国国民革命的形势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奉系军阀在关内的统治岌岌可危。4月20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阁,并一直兼任外相;他还以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负实际责任。田中义一是山县有朋的继承人,不但在民国初年策划过“满蒙独立运动”,又在一战期间力主出兵西伯利亚。他在批判币原外交的基础上,主张对华采取积极政策和强硬外交,因此被称为“田中外交”。他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谈到外交问题时称:“当前对日本和远东而言,迫切而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日本对此应“加以切实考虑”。为了进一步确立新的对华政策,曾经在原敬内阁担任陆相并参加过第一次东方会议的田中义一,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

   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前夕,1927年6月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拟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6日由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上报陆军次官,要求“此时必须以扶植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派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东方会议的实际策划者森恪在会前也提出:“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划为特区,并在此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日本所要做的一切,……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第二次东方会议的参加者,除外务省及陆、海军省、大藏省的局部长级官员之外,还有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朗等人。会议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最终达成了《对华政策纲领》。该文件规定了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还有一项在当时不予公布的事项,即第七项:“至于东三省政局的安定,考虑以东三省人自身的努力为最上之策。对于东三省实力派中间,尊重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区政局稳定者,帝国政府当予以适当支持。”会议之后,为了贯彻日本对满洲问题的决策,8月15日,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旅顺再次召集了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及奉天总领事等人,召开了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是第二次东方会议的延续。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成重伤,而后死亡。张学良企图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针对这一最新事态,8月7日,参谋本部第二部制订的《应付满洲局势突然变化的措施》表示:“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日本自然要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并且“要在幕后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树立符合我方新政策的亲日政权,并以此为对手,采取积极措施”。但田中内阁的上述政策未能付诸实施,1928年底东北最终易帜。1929年7月,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而垮台。

   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以原敬内阁与田中内阁的两次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满蒙政策的主旨始终以确保与扩张其权益为核心和依归,在实施上则主要以奉系军阀作为其“代理人”。但是,如果奉系军阀不予配合或者难以配合,则不惜消灭奉系、另选代理人甚至分裂“满蒙”。这些积极的满蒙政策无疑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与“近因”。

   二、事变前夕关东军与军部的构想

   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从1929年起就主张由关东军占领与统治满蒙地区。他在7月初开始的关东军参谋旅行中,曾在满洲里对于他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进行过解释。他设想对将来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也像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地点设在长春或哈尔滨,由日军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总督;并设想在这里,按照士、农、工、商有别的原则,由日本人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劳动”。7月4日,石原莞尔在旅行到长春时,曾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起,委托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兵要地志的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开始“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佐久间的方案于1930年9月完成,12月印制完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一页没看就签了字,并说:“这玩意儿以后能派上用场就好了!”石原告诉他:“两年以后准能用得上。”佐久间的《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全部地区,且鉴于一般局势的不稳定,将全部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三个时期,为全部地区军政大体稳定的时期。”

   1931年1月开始的每个星期六,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及调查班的同仁们组织研究会,继续研究佐久间的上述方案。5月31日,菱刈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委托佐久间继续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参谋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一直在谋划占领中国东北后由日军实施直接的军政统治问题。

   与此同时,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门也在进行规划。1930年底,参谋本部在拟制《1931年度形势判断》时,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满蒙问题了。与关东军提出的以上三个时期的军政统治计划相对应,1931年4月,参谋本部正式确定的形势判断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第一个阶段,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第三个阶段,占领满蒙。

   4月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成立以后,新任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立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为首、由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五名中枢级课长组成的秘密的“国策研究会议”,继续研究有关上述形势判断的对策问题。直到6月19日,该会拟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向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进行了传达。这份可以被称为日本军部中央对满蒙政策的原始方案,与此前不久出台的关东军方案存在很大不同:关东军主张首先占领满蒙,然后实施军政统治,而军部中央则坚持要把占领满蒙放在最后一个阶段来实施。

   8月1日,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其赴任前夕,3—4日在东京召开的陆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特别要求各军司令官要精读上述情势判断文件,南次郎陆相也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

上述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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