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

更新时间:2021-07-19 21:49:34
作者: 臧运祜  
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尽管在对于事变后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存在着顺序与方式上的分歧,但是,在发动占领满蒙的事变上,则是心照不宣且高度契合的,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稍有差异。

   三、事变之后扶植伪满洲国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事件爆发,关东军与军部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在数日内取得了统一。19日开始,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与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商定在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目标。22日,关东军决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规定“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的方针;其要领是“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由日本掌管;国防及外交费用则由“新政权”负担;维持地方治安,要起用与关东军有联系的中国人员等。

   10月1日,关东军任命满铁的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根据本庄繁司令官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位参谋的指示,21日拟订了被称为“满洲建国”第一个方案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在22日以后,从其“满蒙占有”论的主张上后退一步,妥协为“满蒙独立建国”的方案。24日,他起草了一份《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关东军的目的是“建立与中国本土绝缘的、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我方掌握实权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新满蒙国家”。

   10月间,关东军还派遣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携带了相当的谋略费,并在当地中国驻屯军的支持下,计划将寓居于此的逊清帝溥仪劫持到东北。11月8日,第一次天津事件爆发,土肥原贤二趁乱将溥仪“运送”到东北。11月26—27日,板垣征四郎派遣的川岛芳子在天津又策划暴乱,并乘机将婉容劫持到了东北。与此同时,关东军侵占东北各地以后,纷纷扶植汉奸分子建立了地方伪政权。

   上述关东军在事变之后的“建国”行动,虽然受到政府与中央军部的质疑甚至反对,但12月11日若槻内阁的总辞职以及第二次币原外交的结束,使得关东军认为“这将在解决满蒙问题上出现转机”。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上台后,日本加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步伐。

   12月23日,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拟定了《时局处理纲要案》,提出日本当前处理时局的根本方针:“在帝国军队的威力之下,使满蒙在本质上形成帝国的保护国状态,并要使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各种关系上,体现出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要素的性能。”其具体纲要有:对于满蒙(包括北满),当前应使其与中国政府分离,“引导其逐渐成为帝国的保护国”;在满蒙的中央、地方政权中,使日本人以顾问等形式介入;以地方官、民及新中央政府为对手,恢复扩充满蒙的日本权益;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时,首先要求其再次确认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条约、协定等,并要在国联进行登记,还要求其取缔排日排货;对于满蒙的外部防卫主要由帝国担任,要使该地区成为帝国对苏、对华国防的第一线。这是日本军部中央在事变后第一次制订的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主的对华政策文件,其将满蒙作为日本帝国“保护国”的方针与政策,与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的目标一致。

   上述文件之后,陆军省继续与海军省、外务省协商对华政策的问题。1932年1月6日,犬养内阁的外务、陆、海军三省在陆军方案的基础上,共同决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在这个以处理满蒙问题为主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关于满蒙政策,基本上重复了陆军省部上述方案的内容,并提出了对中国本土的政策以及与中国政府交涉的方针:“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满蒙问题时,要采取尽量拖延之策;如近期该政权提议,则以要求再次确认大正四年条约等一切条约、协约及协定等及取缔排日排货,与之相对抗。”这份文件交给了正在东京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陆、海、外三相同时还与板垣进行了商谈。1月11日,昭和天皇破格召见了板垣。13日,板垣回到奉天,带回了天皇8日对关东军发布的“敕语”和陆、海、外三省的上述方案。天皇说他对于关东军自事变以来的举动“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天皇的“敕语”使关东军感激涕零。而新政府与军部达成一致的满蒙政策又成为其进一步扩大事变的指针。这一切都表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前、后方之间原有的那些所谓龃龉与分歧,至此已经烟消云散。

   板垣返回东北后,关东军加速了伪满洲国的“建国”步伐。2月间,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十次“建国幕僚会议”,敲定了伪满洲国“建国”的有关问题,最后向中方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亮出了底牌。3月1日,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10日,在板垣的胁迫与压力下,溥仪被迫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请求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给予援助指导,并求其许可下列事项:国防、治安委诸日本,而伪满洲国负担其经费;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诸日本或其指定机关;竭力援助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参议府的参议及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还规定“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述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5月12日,本庄繁答复:“我方对此无异议。”

   溥仪—本庄繁之间的密约又被称为“日满密约”。它是溥仪必须签署的卖身契,也是伪满洲国对于中国东北领土与主权的卖国条约。它表明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是一种不同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直接殖民统治方式的、间接的殖民统治方式:表面上是由溥仪“执政”,而关东军则成为其“太上皇”。

   在本庄繁回复溥仪之前,3月12日犬养内阁阁议通过的《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就确认了上述密约的原则,同时还通过了以下两个文件作为其“附件”:《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对外关系处理纲要》以及《伴随新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中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此后,犬养内阁又以“阁议”决定了下列相关文件:4月11日的《帝国对于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与指导》,15日的《关于满洲国铁道、港湾、河川的处理方针》,5月3日的《关于建设吉敦延长线的方针纲要》等。上述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各种具体政策。但犬养毅首相本人因为踯躅于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5月15日于法西斯分子发动的政变中丧生。

   四、承认、统治伪满洲国与“十五年战争”

   “五一五事件”宣告了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结束。元老西园寺公望被迫接受了军部的主张,举荐海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出任下届内阁的首相。5月26日,斋藤内阁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军部、官僚、政党各派势力均衡参与的“举国一致内阁”,但此后的情况却是“政党远离政权,而军部对政治的发言权却一直加强起来”,斋藤内阁最终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这在日本近代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日本此后对外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斋藤内阁的首要外交课题就是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斋藤首相在兼任外相两个月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7月6日出任外相的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8月25日的第63次帝国议会上,内田外相在回答森恪的质疑时,公开表示:日本为了解决满蒙问题,“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决心贯彻这个主张,对此必须说已拥有寸步不让的决心”,此即所谓“焦土外交”的声明。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加速了承认伪满洲国的进程。

   9月13日,日本枢密院在昭和天皇亲临、斋藤内阁全体成员出席的情况下,仅以1小时35分钟的时间,就讨论通过了签署《日满议定书》的文件。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以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郑氏还致函武藤,将此前的“日满密约”等与日方签署的各项协定,均予确认,并宣布继续有效。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了“满洲国”。

   关于日“满”关系,该议定书规定:“一、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以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担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并宣称这是为了“确保东亚之和平”。上述条文就把以往日本的所有“满蒙权益”,通过伪满洲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同时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国防第一线”,还要为日本担负其国防的责任,以确保“东亚之和平”,这就把日本的满蒙政策与其亚太政策连在了一起。

   因此,《日满议定书》不仅在于它宣布了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承认,在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既表明了日本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满蒙政策告一段落,同时又拉开了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序幕。九年后的1941年9月15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编纂公布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就把上述议定书作为第一份文件,并在“序言”中宣称:“从满洲事变开始的我帝国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业,虽遭遇几多难关,但也正向其完成而迈进。”

   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之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曾经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过“不承认主义”声明的美国政府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承认,较之其“独立”的问题,是一个更能引起列强关注的敏感点。中国政府随后照会《九国公约》各当事国,指出:“所谓满洲国,固系日本在中国东三省领土内,所制造所维持所支配之傀儡组织也。一年以来,日本所为种种国际罪恶连续不已,……今者日本之承认伪国,无异其犯罪行为之索链上,又加一最毒之环。”10月2日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指出:“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本之工具而已。”

   日本则按照既定国策,在“焦土外交”之后继续坚持“自主外交”,并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对于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发表的报告书,日本外务省于11月21日发表了长篇意见书,予以全盘驳斥。12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成立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起草有关决议。1933年2月17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坚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的观点。对于该报告书,日本代表则予以抵制和抗议。20日,日本阁议决定《对于国际联盟的方针》,认为该报告书与日本的对“满洲”方针“不相容”;如果国联大会通过该报告书,帝国政府决定退出国联;在表决该报告书时,日本代表要投反对票。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上述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发表了反对宣言后,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昭和天皇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的诏书。这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必然归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通过多次诱降,终于使得汪精卫集团走向了叛国投敌之路。1939年11—12月间,日本“梅机关”在上海与汪精卫集团通过多次秘密谈判,双方签订了一系列被称为“日汪密约”的《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的协议书》。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1月30日,日本又以与汪伪政府正式签订一系列《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形式,宣布承认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的伪国民政府。可见,日本之扶植与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是如法炮制了其对伪满洲国的做法。

   日本扶植、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也在筹划如何统治这个傀儡政权的决策机制问题。

犬养内阁自1932年2月设立“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之后,又在3月12日的阁议决定“为贯彻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59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