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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

更新时间:2021-07-19 21:15:24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提要】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欧游归来后,他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宪政、自治、国民运动;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些观点都是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有些学者将梁启超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或东方文化派的做法并不恰当。

   【关键词】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游心影录》;国际观

  

   长期以来,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总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种情形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改观。实际上,在短短的四年欧战期间,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遭遇顿挫,共和制作为中国政制基本定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得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压迫,获得前所未有的喘息和发展;新式教育依托共和体制迅速发展,清算儒学意识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兴起。正是在这段充满动荡、混乱、无序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现代转型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切不可仅仅视之为中国自身转型的结果,它们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成果。一战后国内舆论要求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呼声大涨。

   不像近代中国的前七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是处在非常被动的境地。欧战的爆发,拉近了中国与欧美的距离,中国朝野主动探寻战争的动态及其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开始形成新的国际观。梁启超是北洋政府内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欧战的观察不仅对政府决策具有智囊作用,甚至左右国内舆论。因此,梁启超的国际观是一个值得检视的思想标本,对认识一战及其随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一、从梁启超对欧战的观察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迅即投入关注的目光。1914年9月,杜亚泉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发表《大战争与中国》,提醒人们:“故此次大战争之关系于吾中国者,一为戟刺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此虽为间接之影响,而关系于吾中国十年内之变局者,当以此为最巨。”至于其对大战争与中国关系之认识,显示了他作为新闻编辑专业人士捕捉世界信息的特殊敏感力,《东方杂志》在当时的确成为国人了解欧战动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

   欧战爆发时,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本欲有所作为,但天不遂人愿。于是,梁启超花大力气研究刚刚爆发的欧战,1914年11—12月撰写长文《欧洲战役史论》,11月6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5年1月20日、2月20日在新创刊的《大中华》第一、二期发表《欧战蠡测》。其中《欧洲战役史论》长达20节,在当时如此全面分析欧战爆发的前因后果,这可能是最长的一篇文字,展现了梁启超广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惊人的国际洞察力。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显示梁启超的审慎。不过,梁启超虽为一代启蒙思想家,但缺乏欧洲经验,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的分析有其局限,他为德军在战争初期所发动的凌厉攻势所震撼,看好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他表示:“自开战之始,吾尝昌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吾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信德之决不能败也。”梁启超对德国的极端崇拜,在战后曾被人诟病。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讽刺梁说:“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矛头直指梁启超。如果将梁启超对欧战前期战况的观察与严复所撰《居仁日览》作一比较后可知,梁氏对欧战的分析确不及严复专业,严复为海军专业出身,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大陆的经历,具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报刊,严复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德国的实力。严复因任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他的分析在当时对最高决策自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作为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预感到欧战可能对世界思想演变大势的影响,即:“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当别为专篇论之。”梁启超将欧战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战争”,把欧洲的近代史看成是一部国家主义的发达史,对欧战暴露的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作了大胆批评。目睹德国在战争中渐趋劣势的表现,他的立场也在调整。1917年初欧战双方进入决战阶段时,他多次上书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公开发表《中德国际前途观》《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绝交后之紧急问题》等文,申诉中国参战之理由,从积极进取来说,“处今日国际关系复杂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凡此皆足证明今日之对局,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吾之所谓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以结纳友邦获得奥援增高国际地位为前提,而以孤立退婴为大戒。”从消极维持来说,“我国二十年来惟托命于均势,此事实之无可讳言者也。”“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者之林,虽进焉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德而全胜,则中国必亡,无论吾参战与否,皆无可逃避也。”梁启超为打消人们对参战的种种顾虑,针对美不参战说、俄国革命由德人煽动成功说、德胜报复说、俄德单独媾和及德俄日同盟说、日本乘机侵略说、影响商务说、影响民食说、酿成内乱说等反对参战的各种说法,一一回复、批驳,预判中国参战可获之利益。这与严复等人坚决要求对德宣战的主张不谋而合。当时,反对中国参战的声浪颇盛,朝中有总统黎元洪之抗拒,酿发所谓“府院之争”,国会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群起反对;外有国民党孙中山、唐绍仪,遗老派康有为反对宣言和通电,段祺瑞之部属徐树铮也“日日扬言,谓合肥为梁某所误”,所以主张参战面临的阻力甚大。冯国璋上台后决定参战,梁启超又代拟《大总统布告(对德对奥宣战文)》。1918年11月18日,梁启超发表《对德宣战回顾谈》,详细回忆中国参战的来龙去脉。梁启超说,他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还曾建议段祺瑞“更勿投身国内政争旋涡中,惟当亲身先赴法国战场,而大兵之运输徐随其后”,此议不见采纳。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梁正患大病,“展转床蓐,以不肯舍忘此伟大妄想故,托人致词于彼,请速行切实计画,为赶明年春期战场之准备”,亦未能成。梁启超将其咎推之于南方的国民党人,“推原此次参战目的后半段所以不能贯彻之原因,其最大罪恶,固在南方好乱之徒,兴无名之师,牵制政府,致不能有余裕以发展于外。”当时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对中德关系影响殊深,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南方军政府则暗中与德交好。对此,梁启超无可奈何,只能扼腕长叹。

   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前瞻战后世界大势,发表《欧战议和之感想》《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欧战结局之教训》《世界和平与中国》等文或演讲,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作了新的论述,对世界和平抱以新的期望。梁启超充分肯定中国参战之价值,他说:“我国民实亦以一种极大觉悟,破除其数千年闭关自守之故见,自进而参加于人类全体之正义和平活动,以尽其为国际团体一员之天职,使人类全体共同生活之基础更进一步,斯即我国参战最大之意义,最大之价值也。”他希望借此新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永绝战乱之源”。“吾敢信我国人对于世界为和平后之贡献,其所尽之义务,决不让他国。以我国原料之丰富,劳力之勤良,以之补偿战后疮痍,实负一莫大责任。”对于中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解决中国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第一,可以开放外蒙、西藏,实行威尔逊所谓民族自治自决主义,多予各该地人民以自治之机会,但持宗主权,居指导之地位,且不妨许外人公同指导也。第二,青岛之当归还中国,本不待论。即外人租借地之威海、旅顺,从前本为对待德国青岛胶州湾而起,今目的已消失,则各该处或请即予归还,或请明白保证,租借期满即行见还,不再展延。第三,中东铁路本为中俄合办,今鉴于东北形势,宜声明以我之名义,而用各国之力,共同管理之。第四,领事裁判权固为中国之耻辱,即在各国侨民,受裁判于非法官之领事馆员,亦岂有利?宜即请求撤回此权,或于租界地方,由中国政府任命外人为法官,以当审判之衔……第五,关于关税,虽不能遽望互相平等,然一部分之自由科税,务望得许。如消费税之类,为各国税收之中坚,亟当加以整革,以裕财源。”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决策有一定影响。考虑到舆论对外交的可能影响,梁启超在欧行前夕,特别提醒国人:“故我国民于此时宜发挥一种舆论,内以督促政府,而外以博世界之同情,寔今日所最当有事也。然欲舆论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第二,当求一致。”他还提出开展“国民外交”,他说:“各国无不注重国民外交,其政府之外交政策,恒依以为转移。吾国夙无所谓国民外交者,一方固由当局者之不知注重,一方亦由我国民素未造成此等势力。此后应当切实研究,并造成此等势力,以与各国国民为国民的外交。是则吾人所应努力者也。”注重公共舆论,推动国民外交,这是欧战后梁启超新的外交思想,对当时朝野都有相当影响力,五四运动的兴起与此有直接关系。

   从看好德国的优势兵力,到主张对德宣战,到最后展望欧战后世界和平、希望建立新国际秩序,这就是梁启超观察欧战走过的心路历程。探讨梁启超思想时,人们总是喜欢以善变、多变来形容他的演变,梁则用“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来自辩,笔者认为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梁启超欧战观的调整可能更为适合。梁启超欧战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战后世界和平抱持积极的态度,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礼赞,他后来倡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偶然。

   二、梁启超介入东西文化论争:从缺位到补位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热议的问题。陈崧编选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一书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著作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在该书的“前言”,陈崧将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论战内容及代表人物作了分析,她的分析除了行文带有当时的时代风味外,其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过程描述大体不错。唯用“论战”一词火药味较浓,五四时期的许多讨论和论争其实大多属于文化、思想的范围,这与后来那些党派之间的政治思想论战毕竟不同,应当区别对待。

   阅读五四以前东西文化论争的文字,往往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论争双方的主要代表杜亚泉、陈独秀都没有去过欧洲,缺乏实际的“欧洲经验”。他们比较东西方的现象,往往大而化之,很多带有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误差。双方都认可的所谓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重个性、东方重家庭等说法其实难以成立。事实上,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又何尝静止,真正安定、平和的“盛世”并不多见,无序、动荡、混乱在历代王朝常常占有较长的时段,下层民众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造反起义且不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内斗和皇权与藩镇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来自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更是未曾中断。古代欧洲国家何尝不重视家庭,天主教对一夫一妻制有比东方国家更为严苛的规定和约束;反之,中国古代充满个性的诗人作家又何其多矣,不胜枚举。自戊戌维新以来,因战败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中国思想界在反思自身传统时,更多地是从负面来理解它,逐渐出现新的偏颇,对中西特性的认识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与东西文化论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1916年以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就东西文化的特性和优劣展开论辩。争论持续到1919年以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成为双方争论的新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旧文化能否融合。梁启超前期因忙于国内政务,加上自己缺乏欧洲经验,无暇顾及这场论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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