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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多边疆战争:未来战争的可能形态

更新时间:2021-07-17 22:45:06
作者: 张家栋  
称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间的商业和金融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胆敢发动战争。虽然安格尔的理论是失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对战争的选择和形态就没有影响。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迅速向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方向发展。各国间进行的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而是不同生产链条之间的交换、合成和一体化。这使得各国,包括各大国都失去了生产链条的完全控制权,也都因此而产生了影响他国产生战争能力的权利。换句话来说,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这一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从主权国家手中接管了或至少是部分接管了战争资源的分配权。所以,中美冲突一起,美国首先想到就是制造业回流,就是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其实质就是要从全球化手中夺回更多的战略自由和战争资源支配权。

   全球化对战争形态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还要高于核武器的产生。核武器的威慑功能超越了战斗功能,使得冷战成为必然。但冷战成为现实,则主要是由于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方面的相互隔离与独立。事实上,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畅想过冷战后的美苏关系和国际秩序。罗斯福总统认为,把美国社会主义化,把苏联资本主义化,都走一条偏向中间的路线,将会使美苏两国意识形态上相向而行,从而有机会避免冲突,实现和解、共存。但最终,美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太大,简单的调整无法弥合分歧。两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上的相互独立,又使得进行冷战对于双方来说成本都非常低。美苏两国如果相互调整以适应对方的话,将可能支付比进行冷战更加高昂的国内成本。所以,美苏相互隔离、独立的经济科技体系,既是冷战发生的前提,也是冷战发展的基础。换个视角来看,冷战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态,即局部的全球化。美国和苏联都努力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美国、日本和欧洲盟国的经济实现了空前的整合与一体化。冷战的象征是核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但其基础则是两个局部全球化体系之间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长期竞赛。当一方的经济模式不能维持自己体系内的内循环时,就必然向对方寻找出路。在实践中,苏联高度集中、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受到生产要素供应的限制而不能维持时,冷战行将结束。全球化由此跨越了意识形态界线,从局部全球化阶段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阶段。

   因此,终结冷战的是全球化进程。美国本来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赢家。从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从一个短期内来看,也仿佛如此。从1991年到2008年,美国处于独霸的地位。但是,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发展,则削弱并分散着美国的霸权优势。一方面,全球化导致生产效率的平均化,新兴国家纷纷崛起,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在利用全球化进程统治世界时,也同时被世界反向牵制,最终形成了一种美国既领导世界、又被世界所融解的新现象。美国本来想使世界美国化,但同时也出现了美国的世界化。这在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以及美国国内人口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美国日益从世界的一座灯塔,变成世界的一个缩影。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实体战争,尤其是在大国之间,失去了可能性与可行性。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分工,导致任何国家都不具备控制自己战争物资供应的全部能力,甚至也不具备冷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力量就将让位于经济、社会等领域,成为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场所。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认为的,在亚洲,经济而非军事,是战略博弈的主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的形态,到底如何?

   三、人类通向多边疆战争的新时代

   人类战争形态,是由战争原因、武器技术、经济状况、国际格局和动员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在一战之前,除了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以外,很少出现意识形态全面对垒的局面。战争要么发生在君主之间,要么是国家政策的一种理性选择。从一战到二战,都存在意识形态对抗,并得到战争技术和动员能力的强化。人类战争也因此变成了总体战。二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斗争继续,动员能力更加强大,但核武器的出现及发展,却让热战盛极而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国间战争因武器技术和经济结构等原因而变得日益不可行,世界上再没有出现世界大国间的直接热战,战争向小型化、碎片化和内战化的方向发展。从1946年到2016年,世界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在增加,从1946年的17起增加到2016年的52起。但是,战争与冲突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却在下降,从1946年到1952年间的每年30万人左右,下降到近年来的每年9万人左右。如果考虑到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发展。1946~1952年间,每年每万人死亡率在15人左右。最近几年中战争死亡率最高的一年是2014年,每万人死亡数也只有1.44人。这些数据清晰地显示出,世界大国间的总体战,正在被动机多样、规模不一、行为体多元的新战争模式所取代。并且,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面对垒也消失了,冷战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不再具备。

   多边疆战争产生的原因。从表1可以看出,影响战争形态的主要原因,从战争根源、武器技术、经济状况、国际格局到动员程度,都在发生变化,并且方向不一。这些变化共同影响、塑造着新的战争形态。

   第一,核威慑的存在和全球化进程,是导致大国间不发生热战的主要因素。核威慑曾在美苏间成为避免热战的主要因素、走向冷战的重要因素,在塑造当代大国间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罗斯于1993年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环境整体向好的情况下,各大国仍然会不时强调核武器的重要性。美国维持着美军在应对常规袭击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英国在2021年3月16日发布的《安全、防卫、发展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称在5年内将放弃以前自我设定的225枚核弹头上限以及削减至180枚的下限,代之以260枚的新上限。全球化、尤其是生产链条国际分工所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是维系大国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现在,中国与美日欧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要远远大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国之间的依赖程度,更与美苏冷战时期的经济几乎完全相互隔离远远不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还创造了一些超越政府间关系的复杂联系,补充、影响也约束着各国政府的决策和选择。

   第二,战争根源分散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导致战争形态小型化、分散化的两大因素。价值观的分散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与二战时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以及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抗不同,现在世界各国内部普遍分化,很难形成国际舞台上的价值观统一战线。在美国,左中右三派并立,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分化组合,关系复杂多样。除非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刺激和威胁,否则美国社会中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体系。一个国家,三个世界,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也体现在很多国家的价值观结构上。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当前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在各自的同盟体系中都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和领导能力,有高度的决策自由。二战刚结束时,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6%左右,制造业产值曾占世界制造业部产值的60%以上,并拥有世界总量近70%的黄金储备。这些力量优势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基本相当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准则。当美国认定苏联是主要威胁并决心对苏联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时,冷战也就爆发了。现在则不同。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但领先优势在多数领域大不如前。以GDP为例,美国虽稳居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额,但加上其核心盟国在内,GDP总量在世界中也难过半。这使得美西方集团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正逐渐从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领导者下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虽然目前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参与者。

   第三,新战争领域的出现和动员程度的多样化。新技术开发出更多的战争领域。尤其是网络所构建出的虚拟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平行空间,还有成为现实世界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推动政府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另一方面也使虚拟战争的价值不断上升。截至2021年1月,世界人口规模为78.3亿,而全球手机用户规模为52.2亿,互联网用户规模为46.6亿,社交媒体用户规模为42亿。一般互联网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平均在7小时左右,与睡眠时间相当;社交媒体用户的使用时间为每天2.5小时左右,占据了工作和休息以外的主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要通过战争去获得的社会心理结果,现在有可能通过虚拟空间直接作用、影响和塑造。这导致现实空间的战争重要性下降,虚拟空间的战争以其低成本、全天候、精准性和重要性不断上升。战争领域的多样化也导致国家动员程度的多样化。在不同领域,国家需要调动不同程度的力量,很难再制定出整齐划一的对外战略。

   多边疆战争的主要特征。多边疆战争也是多战线战争,将没有统一的战场、没有一致的战线、没有同一的结果,出现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同时发生的复合现象。

   多边疆战争将在多领域同时展开,没有确定的、单一的战场和一致的连续战线。从高级政治领域到低级政治领域,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金融、文化到社会心理;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处处都可能是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多边疆战争将是没有整体战线的消耗战,国界线和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与意义下降。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只是我们目前还很少视其为战争。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以后,伊朗GDP增长速度从2016年的12.3%、2017年的3.7%,下降到2018年的-4.8%和2019年的-9.5%。伊朗的失业率也于2019年上升到16.8%。美国和欧洲自2014年以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仅每年给俄罗斯带来0.2个百分点的经济损失,还损害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积极性,长期内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这些在伊朗和俄罗斯国内引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就是一场寂静的战争。

   多边疆战争的行为主体将出现多元化现象。一方面,战争参与方将出现多元化现象。传统战争是在两国或两方之间发生的,多边疆战争则可以拥有两个以上的参与主体。例如,在围绕着芯片的科技战争中,参与者虽然以中国和美国为主,但日本和欧洲也是关键的行为体,最终胜负并不一定要在中美之间产生。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战争参与主体也将多元化。在实体战争中,战士不必是军人,背后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提供侦察和通讯服务的企业可能是更加重要。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就发现了这一现象。美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由工程技术人员规划的,将军和军官们更多地承担实施功能,而不再是传统的策划与指挥功能。在外交战中,行为主体也不必是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媒体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行为体。冷战结束以后,很多国家的外交机构已经先行一步进行改革,很多外交官变身为非政府组织人员去从事公共外交活动。这种以传统外交机构为后盾的新民间外交,效率更高、敏感度更低、隐蔽性更强。中国在缅甸北部克钦邦的密松(Myitsone)水电站项目,本可成为世界第15大水电站,将使中缅同时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美国支持的一些社会团体抗议掉的。这不仅让中国企业10多亿美元的前期投入打水漂,也给中缅关系的长期发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其影响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

多边疆战争的表现形态将会差异化。多边疆战争的形态,正在由实体战争主导向虚拟战争主导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多边疆战争中,后勤、指挥和控制系统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前方战斗人员的重要性。无人机等新作战手段的出现,把前方战斗人员的重要性更加降低到极致。另一方面,战争双方的关系形态也更加复杂。在传统战争中清晰的敌我界线,在新形态中变得逐渐模糊。多边疆战争中,不仅是冷战、小规模热战和代理人战争会同时存在,就连敌我、合作和竞争这些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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