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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古典哲学的永恒魅力

更新时间:2021-07-17 22:36:27
作者: 叶秀山 (进入专栏)  

  

   中国大陆的学者,历来重视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对它的批判研究受到社会的鼓励。当然,那个时候的研究也有许多偏颇的地方,但毕竟下了不少工夫,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方面来,把断了几十年的资料接续起来,开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毫无疑问更是必要的,这种工作的积累,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

   上面这个过程,我感到是我们这代人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

   我本人过去一直做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研究,后来更进入古希腊哲学的领域,近20年来集中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趋势,围绕这个方面,不成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感想。起初我读胡塞尔的书,后来对海德格尔感兴趣,一度还对现代法国哲学下过一点工夫,我对列维纳斯的兴趣较大。

   可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重新阅读古典哲学的书,仔细思考那里提出的问题。这种情绪,在我研究了海德格尔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书后,更加强烈了,所以近日我认真阅读谢林早年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还想反复地读它两遍。

   谢林这本书,是他25岁时出版的作品,我们现在很难想像少年的谢林居然已经有了那样成熟、严谨的思想体系。我们过去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重点在康德、黑格尔,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对于费希特和谢林,相对地就比较不重视,这就有点偏向,不太客观。

   谢林这本书还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地方何在?

   长期以来,我总觉得,西方从古代希腊以来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科学)”,似乎到了这个阶段的德国哲学,才开始“成熟”、“定型”起来。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哲学是开创阶段,博大精深,自不待言;而中世纪时代,“哲学”为“神学”服务,虽然这种“服务”对哲学自身也有激励,但当其时也,毕竟是一个“工具”。“哲学”只有从这个“服务行业”中“解放出来”,才展现了自身的特点,拥有了自身的光辉。

   当然,从“宗教”那里“解脱”出来的首先是"(自然)科学”。“感觉世界”的“自然(自身)”化,挣脱“神学”的枷锁,乃是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思想上的一大变化。“科学”从没有“神”干预的“自身”出发,走自己独立的道路,这是经验科学得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不过,经验科学的原则,即从感觉经验出发,上升为概念理论体系的路线,尚未能在原则上保证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性,所以从培根经霍布斯、洛克到休谟,出现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为挽救这个思想危机,“神”对他们来说,似乎仍然是必要的。

   为什么反倒是人幻想出来的“神”,能够使人“坚定不移”地“不惑——不怀疑”?我们知道,“宗教”,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它采取的是一条和经验科学相反的思想路线。它不是从既定的(given)的“感觉材料”出发,“上升”为“知识”;而是从“全知、全能、全善”的“至高无上”的“神”出发“下降”为“世间”之“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从“创世”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千世界,世上万物莫不为“神”之“创造”,则对于自己的“创造物”,“神”自然就了如指掌。

   “哲学”既从“婢女”的地位解脱出来,对于这个主人(神)的家庭“神圣家族”的底细也就一清二楚。它知道,要彻底摆脱这个枷锁,不能一逃了事,而是要砸碎这个枷锁。“哲学”要“取代”“宗教”这个“主人”的位置,在思想路线上,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给它留下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哲学”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也从“感觉”出发,单纯地走“自下而上”的路,而是同时也要把持住从“理性”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路。这就是尊崇“理性”的启蒙主义传统。

   在这个传统中,后来成绩最大的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系统。

   应该说,在这个传统中,康德贡献固然很大,但他还是不彻底的,他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条路分割开来,在经验科学知识里“自下面上”的“感觉材料”“限制”了“知识”,为“(基督教)信仰”留有余地,而他的“实践理性”走的才是“自上而下”的路,而正是经过“道德伦理”,通向了“神”。事实上,康德学说就“哲学”和“宗教”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他的“知识”不能贯串到“宗教”中去,他的“信仰”则不能贯串到“知识”中去,因而缺乏“现实性”。一句话,康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尚缺乏更为彻底的“哲学创造性”。

   我们看到,这个缺陷——就哲学体系来说的缺陷——到了谢林、黑格尔在“理性”的层面被克服了。“理性”为克服这个缺陷,也就是说,“理性”为自身的“创造性”-“创世性”,形成了“绝对哲学”。

   “绝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absolute”在古代希腊就是“自己(图片)"的意思。古代希腊哲学也在寻找这个“绝对(自己)”,以求知识的确定性;不过因为它们总是把“知识”理解为要受动于外在的感觉材料,于是知识的概念性、主体性与外在感觉的客观性如何协调一致起来就成了哲学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莱布尼兹还要委以“预定的和谐”。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哲学的出发点不设在外在的感觉上,也不设在“内在的”被动的“直观(印象)”上,而是设在一个能够自足而又能够自动的东西上,这就是从康德经由费希特到谢林发展出来的“绝对理念”和“绝对意识”。这种“绝对”的思想,在康德的理论理性中已经孕育了,但到他的实践理性,“理性”才有了“完全不借助感觉”的“创造”职能。在康德的实践理性中,道德律完全自足,是“自律”,道德出自“自己(自由)”,排斥“他律”。

   康德的二元论哲学的毛病出在:他的“绝对能动”的“实践理性”只涉及道德主体的“动机”,而缺乏“现实性”——道德的现实性一定要到“宗教-基督教”里才能赋予与其相应的实际“效果”,这就是说,在哲学里,康德的“本体-本质(道道)”,在“科学-知识”层面“回不到”“现象界”来,因为“本质”和“现象”是“二”,不是“一”。“现象”离不开原本不来源于“理性”的“感性世界”,于是“现象”与“本质”的协调一致,仍需一个“预定的和谐-宗教-基督教”。

   费希特和谢林,包括黑格尔,都是要拆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这堵“康德之墙-宗教”,让“哲学”来“一统天下”。

   于是,“绝对哲学”就不能把“绝对-理性”只限于“道德”领域,而是要将其延伸、扩大到整个的现象界,让“绝对”进入现象,这就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也“创造”了“现象”——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现象”原本无须从“感觉材料”出发,不“受动于”“感官”的刺激,“绝对意识”并非有两个“(来)源”,而只有一个“(来)源”。这样,我们看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就从自身的角度“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成了一元论而且由于“绝对”既已进入“现象”,“哲学”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知识学”成为“现象学”。

   我们这里说的“绝对”进入“现象”并不是说,原就有了一个“现象”,后来再加进去一个“绝对”;我们只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同时也“创造”了“现象”。“绝对”原本就是“本质”和“现象”、“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统一)”。所以谢林又把他的哲学叫做“同一哲学”。

   我们这里还要说的是,宗教-基督教可以独断地说“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感觉材料等等一切都是他老人家“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哲学”既讲“理(性)”,又如何说清楚不仅思想概念的世界是它创造的,而且感性直观的世界也是它“创造”的呢?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谢林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去论证解决的。到黑格尔,我们就很熟悉地知道他是由“绝对理念”的“历史进程”途径来解决“绝对”如何进入“现象界”的问题的,这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的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理性”的“创造”,就表现为一种“开显”,这是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现象学”到现今的“解释学”的一条途径。中文的“开显”很好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开”为“开创”,“显”为“显现”。

   不过我们仍然有康德的问题:按现今解释学,我们“开显”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材料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固然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就连黑格尔的“理念”也是“具体共相”;但毕竟不是管吃管喝的实用世界,也不是作为经验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原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要使“物质的世界”有所“改变”则只有用“物质”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这个思路的揭示,可以说明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王”思想之所以未获成功的理由所在。“王政治家”是一个经验实证世界的领袖,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要想从哲学的“绝对”来“开显”出一个经验的王国-国家-政治实体,是南辕北辙。

   或谓如今“新儒家”也要从“内圣”“开出”“外王”来,如果是从上述哲学意义上来说,则面临的问题也相同。走“从本质到现象”、“从内到外”的“开显”路线,则只是“开”出一种“意义”、“境界”来,而“开”不出“实际物质”的世界来,因而“开”不出“王”来;如果真要为“王”,则必须“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到内”老老实实地“学习”“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积累治理国家的科学经验,然后再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运用到实践中去,还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一条“(经验)科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就是圣者-智者,也必须先从客观实际出发考虑安邦治国之道,而不能从概念、空想出发。

   至于要从“内圣”中“开出”“(经验)科学”来,我们已经有了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历程以后,再持这种观点,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1999年10月7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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