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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更新时间:2021-07-17 07:38:3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14—15世纪之间(1368—1420),曾经笼罩欧亚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瓦解。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可以把它叫作“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在这半个世纪中,东部亚洲海域经历了妥协、冲突、再平衡的过程,终于在1419年所谓“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以及1420年朝鲜通信使赴日之后,初步形成了政治上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经济上环东海、南海诸国,以商贾往来为主的贸易圈。从此,东部亚洲海域经由朝贡与贸易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把联通欧亚的“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但蒙古时代之后,世界史却再度出现东西分离的曲折,尽管大航海时代再一次打通东西,但这个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作为全球史/世界史一部分,1368—1420年是东部亚洲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应永外寇”/“己亥东征”;宋希璟;通信使

  

   引言: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历史上有一些“关键时期”,值得一再讨论。在中国史上有不少“关键时期”,使得前后两个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宋之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假说一出,无论赞成或反对,但它都让历史学家的眼光聚焦755年(安史之乱)至1005年(澶渊之盟),人们纷纷深入探索这两个半世纪如何造成了“中古中国”与“近世中国”的巨变。另一个是晚清民初。张灏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所谓“转型时代”,他把1895年到1925年这一段历史凸显出来,晚清民初的甲午战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被连接起来,人们看到在知识群体、新闻出版、教育选举、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这三十年如何显示了“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

   在历史上,这一类历史“关键时期”之意义,既是“断裂”,也是“联系”。如果勉强说,或许可以用“承先启后”一词来概括。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关键时期”往往造成一个王朝/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那么,在超越王朝/国家也就是较大空间的区域史里,是否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值得讨论呢?如果在这些“关键时期”中,各个国家在区域中的地位、力量与利益重新“洗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奠定了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相对稳定平衡的国际秩序。那么,这一时期是否也可以视为这一区域史上的“关键时期”?本文讨论的就是蒙元这个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在东方逐渐解体之后,从1368年到1420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之所以重要而且关键,大概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这半个世纪里,席卷欧亚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在亚洲东部的笼罩与影响开始衰退,汉族中心的大明王朝崛起。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以西与中亚以东,各自形成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也由于东西之间的这一阻隔,环东海南海的东部亚洲(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

   第二,在环东海南海海域即东部亚洲地区,15世纪初,几个主要国家即明王朝、李氏朝鲜、足利日本,也可以扩大到琉球、安南与暹罗等,经历了妥协、对峙和冲突,在1419年“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之后,以1420年日本僧人出使朝鲜、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为转折点,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势力形成了新的平衡,使得这一区域的秩序再度稳定下来。

   第三,在这段关键时期之后,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国际基本秩序,大体延续了几个世纪(15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中叶)。这个可以称之为“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的基本格局是:在东北亚,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构成了明朝、朝鲜、日本的基本平衡;在东南亚则以朝贡和贸易,尤其是海上商贾的往来,构成了彼此互相依赖的密切联系。尽管此后几个世纪中,也有“倭寇事件”“壬辰之役”“明清易代”这些重大事件,还有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来的巨大冲击,曾经引发各种波澜和变动,但东部亚洲海域秩序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太根本的变化,一直要到19世纪中期,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颠覆。

   下面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鸟瞰14、15世纪之间(1368—1420),这关键的半个世纪中发生在亚洲东部的历史。

  

   一、妥协:东部亚洲局势的暂时稳定(1368—1405)

  

   14世纪中叶之后,横扫欧、亚百年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溃退,在蒙古时代贯通欧、亚的“世界史”,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曲折。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基本由汉族统治的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相当蒙古化的高丽王氏,李成桂建立了绵延五个世纪的朝鲜;同一年,日本的足利义满逼退南朝后龟山天皇,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的黎(胡)氏取代陈氏,但仍然延续着对明王朝的朝贡;五年之后的1405年,原本计划转向东方,可能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去世,帖木儿帝国陷入争夺汗位的混乱中,不再有余力觊觎东亚,这标志着蒙古时代即“全球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终结。从此,东部亚洲在蒙古时代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国际秩序。

   让我们先看明初中国。元明易代之后,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并不那么乐观,对于新建的大明王朝来说,周边还未安定,内部问题牵扯。因此,一方面,在理念上明朝虽然试图重建朝贡体系,但明初君臣设想中的朝贡/册封体系,尽管仍以“天朝”自居,但对于“属国”的态度,相对比较现实。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中,明王朝对异国也采取了比较妥协的姿态。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非常郑重地训谕省府台臣的一段话,很值得特别注意。他说:

   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除了北方蒙古之外,相对柔软地处理周边关系,在洪武一朝大体上是被遵循的原则。例如,明王朝对周边诸国山川的祭祀,宣布不再由中央,而是由各地方负责,同时还列出“十五不征之国”,表明了对周边各国自主的宽容态度。同时,明朝还采取所谓“海禁”政策,对宋元时代活跃的对外交流与贸易,采取收缩的策略。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总体来说,明朝对外的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南,试图廓清边疆隐患,而对周边其他异国,则大体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对鞑靼和兀良哈,也曾采取过招抚策略。

   这一策略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因此在东部亚洲,无论对山水相连的高丽和安南,还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都相当克制,这大概是因为明朝初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考虑。洪武二年四月,他致书高丽国王,用胡、汉之分晓以大义,说“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因为“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并且暗示自己是继承宋代,“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下面的口气很平和,只是表示他希望高丽与蒙元绝交,站在自己一边。尽管高丽国王始终观望,立场在北元与明朝之间左右摇摆,但朱元璋对高丽仍然网开一面。洪武三年九月,他对来朝的高丽使臣张子温说,“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这段话表明,明朝官方的大原则,是区分了中、外,外国只要“守分”,能够“事大”就可以了。一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还是主张高丽“不必强往来,致生衅隙”。当来访的高丽使臣偰长寿试探性地要求改换大明衣冠,以表示归顺臣服之意时,朱元璋却宽容地表示,你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并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害其为贤君”。甚至在洪武二十二年,明朝得知高丽发生王位废立消息时,朱元璋还让礼部官员告诉来访的高丽使臣,“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相干”。

   明初这种隔离、安抚和妥协的对外策略,不仅针对朝鲜,对日本、安南也大体如此。洪武二年,明太祖派遣杨载去日本通报元、明易代的消息,还是说,日本“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意思就是日本只要不来“为寇贼”即可。同时,他又遣使祭祀东海之神,宣告“受命上穹,为中国主”,据说这时倭寇“不复出,沿海遂宁”。两年之后,他又派遣赵秩赴日本见南朝醍醐天皇之子、实际执政者源怀良亲王(1329—1383)。怀良则派遣僧人祖来作为使节,随同赵秩到中国。作为回应,第二年明朝又派宁波天宁寺僧人祖阐、南京瓦官寺僧人无逸出使日本;到了洪武七年,日本北方的足利义满,派遣僧人宣闻溪(闻溪円宣)、净业、喜春来进贡“马及方物”,明太祖虽然下诏“却之”(原因据说是明朝听说当时日本国内持明、怀良正在争斗,而来贡的人虽然带来“国臣之书”,却没有国君的“表文”,所以,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婉拒其朝贡),但仍然送给这些来使“文绮纱罗各二匹”,送给随从人员“钱帛有差”。

   这种妥协策略也同样用于安南。明初对安南的策略颇为灵活,众所周知,北宋以来逐渐独立的安南,雄踞南天,向来难以安抚,即使在蒙元帝国强大压力下,安南虽受册封,但“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不仅不用蒙元年号,甚至自己还有“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到明初,随着裕宗早死、陈(杨)日礼、日覈乱政、艺宗起兵推翻日礼,接着让位给睿宗,由于这种内部走马灯式的政治混乱,加上外部如占城接连入侵,安南处境相当困难,所以,安南才在洪武年间被迫接受明朝册封,勉强成了朝贡圈中的一分子。

   但尽管如此,大越国王仍然自称“皇帝”,对北方的大明王朝并不太买账。比如,艺宗刚刚登基,就宣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此后又与明朝在边境上纠纷不断。但是可以注意到,明太祖的态度却始终相当忍让。比如洪武二十九年,在处理安南侵夺思明府属地五县的纠纷中,明朝曾经派出陈诚、吕让去交涉,但安南方面态度相当强横,尽管有人极力主张派兵征讨,但朱元璋仍然说,“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前面曾引到洪武四年朱元璋深思熟虑的一段话,意思是海外蛮夷之国如果不为患中国,绝不可以轻易动刀兵。这一段话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朱元璋说,隋炀帝“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但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最后导致王朝覆灭。他看得很清楚,所以,终明太祖一朝30年里,这种你是你我是我,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始终是明初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朱元璋是很有谋略和心机的皇帝,他深知蒙古力量尚未完全消失,高丽背后有兵力尚存的北元,也知道日本、安南等国,始终对中国有二心。但在明初外部尚有强敌,内部并不安定的情势下,他不打算轻举妄动。对于可以控制的邻邦,他只是时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就连对异族统治的西域诸国,他虽然知道“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但只要可以怀柔,都表示友好,避免刺激对抗情绪。例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致书别失八里王,不仅承认各国各族“虽隔山限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所以应当“一视同仁”,更策略地表示,是汉族的宋代皇帝“奢纵怠荒,奸臣乱政”,上天才让蒙古人“入统华夏,生民赖以安静七十余年”。他避开了华夷胡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并用这种方法来取得西域诸国“通好往来,使命不绝”。

至于山水相连的国家,他更秉持“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这个底线。朱元璋相当擅长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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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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