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更新时间:2021-07-17 07:38:3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通过怀柔、蹂躏、威胁、示好等各种交错的手段加以控制。以高丽(以及后来的朝鲜)为例,一方面他拿出怀柔远人的高姿态,对高丽使臣试探性地表示要把高丽并入大明的说法,加以婉拒,以便让高丽君臣放心。他说“高丽隔海限江,风殊俗异,以夷夏论之,本等东夷,实非中国所治”。并且告诉高丽国王,只要对大明有诚心就可以了,“大概则要至诚,倒不要许多小计量,你那里合做的勾当,打紧是倭子,倒不要别疑虑”。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语带威胁,表示对高丽了如指掌,“我这里大碗小匙都知道”,暗示高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洪武二十二年,高丽发生内乱,李成桂废掉昌王立恭让王,李成桂派使者来作解释,朱元璋故意拒绝接受高丽方面的使者,说“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请欲来朝,盖为彝伦大坏,君道专无”,表示大明不会干预。但到了李成桂在1392年真的取代高丽,建立朝鲜,自己称王,朱元璋也会采取要挟和蹂躏交替的方式,对李成桂建立朝鲜的合法性反复质疑,对朝鲜派来的使臣也百般刁难,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朝鲜就范。

   其实,不仅明王朝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稍后新建立的朝鲜王朝也需要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更需要赢得强邻的承认。历代朝鲜国君其实内心对明太祖并没有那么敬畏,甚至有相当不屑,像继承李成桂的定宗就曾经批评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对明朝的天朝意识和倨傲态度,李成桂也很不满,对明朝在史册中以“僭位”或“篡位”记载朝鲜取代高丽,更是相当怨怼,曾经对臣下表示,朝鲜对明朝只是虚与委蛇,来应付身边强大的邻国。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角度着眼,不能不采取“事大”的姿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明朝派出使臣。同时面对东方,他也正式与日本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满就倭寇问题进行交涉,以实现所谓“交邻”的目的。

   而日本也同样如此。在“蒙古袭来”的震撼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日本对于继承蒙元的明王朝仍然有警惕。前面提到,洪武二年和三年,明太祖派遣杨载、赵秩两次赴日本表示招抚之意,南朝的怀良亲王非常强硬,对明太祖回答说,你“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为什么还有“不足之心”,如果你来进攻,那么,我们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臣何惧焉”。可是到了14世纪末南北统一,稍稍稳定下来的日本,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以改变由于抵抗“蒙古袭来”而导致的孤立状态。因此,执掌政权的足利氏开始积极寻找与李朝朝鲜以及大明帝国的沟通契机。虽然大明帝国为了减少麻烦,把隔山限海的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在稍后更以胡惟庸一案为借口断绝了往来,表明了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足利义满却觉得,日本不应当被摒于东亚国际秩序之外。根据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日本在1374年(洪武七年,应安七年)、1380年(洪武十三年,康历二年)两度被明太祖拒绝遣使入贡,足利义满意识到,明朝自我尊大的天朝意识,可能是拒绝明日邦交的原因。为了满足大明王朝的虚荣,他辞去将军及太政大臣,以便灵活地以“日本国王”名义与中国交涉,1401年,他以“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谦卑方式致书大明,试图进入大明朝贡体制,以换取通畅的邦交和贸易。而与朝鲜方面,则以书写日本年号,用“朝鲜国王殿下”和“日本国王源某”的方式交换国书,以表示对等之礼。在这个东亚历史转折时代,正如日本学者仲尾宏所说,东亚内外情势之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因为在足利义满时代,日本既以“日本国王”的名义进入了明代的朝贡体系,又与明代属国朝鲜以同等立场建立邦交。这样,就改变了9世纪以来东亚只有通商关系的状况,日本与中国、朝鲜建立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东亚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不过,他也指出,这种秩序并不牢靠,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外交事务,由于公家方面处于无能为力的放弃状态,事实上成为武家专断执行的局面,这体现了日本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上,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由武家政治在实际控制。可是在稍后,由于控制全国的足利政权也渐渐弱化,以及各个地方有力量的大名掌握政权,所以,不仅出现地方诸侯的专权化,还出现了濑户内海等地海盗横行,加上掌握了私下流通渠道的商人,于是,在掌握公开外交权力的室町将军之外,形成了这个时代对外的多元交流,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的,在对朝鲜交流上,室町将军、大名、中小领主、商人都在起作用。这个东亚新秩序,也同样纳入了琉球和安南。洪武五年十二月,杨载作为使者赴琉球中山国,带去明太祖的诏书,两年后中山国王尚察度的弟弟来到中国进贡,正式进入明朝的朝贡圈;而安南也因为自身内外问题的困扰,不得不暂时妥协,进入这一秩序中寻求自身的安全。正如前面说到的,14世纪末安南的内部纷争,以及占城入侵,安南处于动荡之中,逐渐衰弱,只好主动派遣使者来明朝贡,蒙元时代都一直无法控制的安南,至此算是勉强纳入明朝的朝贡圈。机缘凑巧的是,这个时代即相当于洪武一朝的那数十年,西边的帖木儿帝国忙于征服花剌子模、波斯、印度及西亚,无暇顾及东亚。诗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召集大会,准备挥师东征,进犯中国之时,1405年2月他却在乌浒河附近突然去世,继任人无法统一帝国,只得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与明朝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

   这样,在东亚海域诸国之间,暂时形成了一个彼此妥协的新秩序。

  

   二、对峙: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的一段曲折(1403—1419)

  

   但是,14、15世纪之交,明太祖(1398年卒)、李朝太祖(1398年退位,1408年卒)和足利义满(1394年让位,1408年卒)相继去世。接下来的继承者,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朝鲜太宗李芳远(1367—1422)、日本将军足利义持(1362—1428),这几个新统治者似乎都跃跃欲试,打算改变这种相对稳定的东亚秩序。

   首先是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他从即位那一年起(1403),曾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余部,永乐八年(1410)在鄂嫩河击败鞑靼本雅失里,永乐十二年,在土拉河击败瓦剌马哈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出征漠北,这就是《明史》所谓“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同时,又以安南黎苍(胡)杀害受明朝册封的合法国王陈天平,而陈氏又无后为理由,试图将宋代以来就实际独立的安南“改土归流”。永乐四年,明朝出兵南征,经过几次战役后,“获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并建立直属于明朝的交趾,设置了“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 。

   永乐一朝的对外政策从保守转为进取。除了前述出兵安南和远征蒙古之外,也许还应当提到以下几个事件:其一,是先后派郑和六下西洋(1405—1422),向南海沿岸诸国夸饰国威,开拓东南亚及印度洋;其二,是先后几次派遣傅安、白阿儿忻台、陈诚等出使中亚诸国(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包括祭祀帖木儿,赐帖木儿之孙哈里玺书,与西部边疆之外的诸地域进行联络;其三,是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出海口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大片地区;其四,是永乐十一年派遣司礼太监侯显去尼八剌(今尼泊尔),派遣杨三保、李达赴西藏,并让侯显招谕当时西藏高僧哈立麻,“借此确立对西藏的军事控制权” ;其五,是在福建、浙江、广东设立市舶司,“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从这三个市舶司的名称,可以看到永乐帝向外的雄心。

   正如日本学者檀上宽所说,“对永乐帝来说,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的必要条件……是在四夷朝贡的盛世表面下所包含的复兴国际秩序” 。这种积极向外进取的对外策略,形成了永乐一朝对外居高临下的姿态。就连始终作为朝贡国,表现已经相当顺从的朝鲜,他似乎也不很满意。永乐元年,他让礼部尚书对朝鲜国王传话说,“君臣之间,父子之际,都有一般孝顺识理的孩儿,有五逆不孝不识理的孩儿”,要挟朝鲜国王要懂得孝顺大明皇帝。接下来,又仿效元世祖,又是强迫朝鲜太宗世子迎娶明朝皇帝之女,又是要求朝鲜给大明皇帝选秀女。同样,他也改变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南海区域容忍妥协的政策。洪武年间,勃泥(今印尼加里曼丹)不再向明朝进贡而转向满者伯夷(今印尼爪哇)进贡,明朝派往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的使者,也因为爪哇与三佛齐有嫌隙被爪哇杀死,但尽管如此,明太祖始终不愿意作过度反应。但永乐皇帝却不同,正如王赓武所说,“1402—1424年这个时期内,中国之卷入东南亚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永乐皇帝个人兴趣的结果” 。所以,宫崎市定曾经猜测,永乐皇帝超越了朱元璋“消极锁国主义”,他“并非只想做(明)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有道理,但永乐皇帝改变了朱元璋韬光养晦的策略,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看日本的足利义持。足利义持改变了足利义满的基本策略,他对于其父足利义满所谓的“对明陪臣路线”进行批判,颠覆了足利义满奠定的现实对外策略。一方面,他不再承认大明王朝的宗主地位。永乐九年,足利义持拒绝接见三宝太监王进,使得王进不得不靠“夷妇密引”,才得以从兵库回国;永乐十六年三月,他又拒绝接见明朝行人吕渊,不允许他进入京都。另一方面,他又在日朝交往中,改变过去“日本国王”对“朝鲜国王”的文书称谓,而以“日本将军”对“朝鲜国王”的方式,表示日本最高象征天皇与朝鲜的宗主国明朝皇帝,算是对等身份,而他作为日本的将军,和朝鲜的国王之间才是平等往来,试图在国际关系上以这种方式使日本凌驾于朝鲜之上。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朝鲜强硬的国王太宗,虽然已经让位给儿子世宗,但仍然参与甚至主持政事,并于1419年夏天,突然进攻日本的对马,把对马纳入朝鲜版图。这一举措造成日本的极大震撼,也引起明朝与朝鲜是否会联手进攻日本的疑虑。应当说,这一疑虑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因为明朝这时也确实一改洪武朝的保守策略,由于使臣屡屡被拒,而且得到朝鲜方面提供的屡次情报(说日本在“大修战舰,欲寇中国”),永乐皇帝对日本相当不满,曾经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对日本发出过“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

   再次来看朝鲜。其实,朝贡国未必对宗主国总是臣服,即使是与天朝最近的朝鲜也不例外。朝鲜太宗对永乐皇帝的强横和野心始终有很深的戒惧。永乐三年,朝鲜内史郑昇、行人冯谨从明朝带回《平安南诏》,太宗就对永乐征讨藩属之国的行为很不以为然。几年之后,他又对手下官员说,“比闻皇帝北征(指征伐蒙古),是乃门庭之寇,事出不得已耳。如向者安南一举,帝之失也。自念吾东方,土嵴民贫,境连上国,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如不得免焉,则当积谷练兵,固守封疆” 。这显然是兔死孤悲,物伤其类,从安南想到朝鲜,不免对被并吞的命运相当警惕。只是李朝太宗对明朝采取的策略,是“尽心事大,以保一区”,但如果万不得已,他暗示朝鲜也会练兵自保。

   不过,当他面对另一个威胁即日本的时候,也常常会狐假虎威,借用明朝的力量。很显然,他敢于令继承他的世宗大王在永乐十七年六月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饱受倭寇骚扰之苦,不得不采取激烈措施,另一方面恐怕与明朝转向对外强硬的态度,有一定关系。因为正是在同一年同一月的稍后几天,明朝总兵刘江也在辽东望海埚全歼登陆的倭寇,获得前所未有的一次胜利。

尽管朝鲜太宗始终不喜欢明朝永乐皇帝,不仅批评永乐皇帝侵略安南,甚至私下里还批评永乐皇帝听信朝鲜逃亡僧人的谗言,说永乐皇帝“深信浮屠,胜于萧梁”。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朝鲜还是与明朝亲而与日本疏。当时的朝鲜君臣曾反复强调,在惩罚倭寇的问题上,朝鲜与明朝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而且他们也不断向明朝传送有关日本的各种情报,无论是真是假。1419年,被日本掳走的汉人金得观、彭亚瑾、宋舍佛等陆续逃到朝鲜,随即被朝鲜送往辽东。其中,金得观还向朝鲜当局报告“倭贼造战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54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