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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以社会学为业

更新时间:2021-07-16 13:44:56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从川大本科毕业回部队以后,我一直怀念大学的氛围——不是享乐玩耍,而是探索未知,意识到自己很喜欢那种不断学习的感觉,一年后我就决定考研,1983年考上了南开大学,次年入学,从此踏上了从事社会学的生涯。

   我选择的是南开大学社会学,进入了当时费孝通先生为恢复社会学开办的社会学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学“黄埔军校”的那个班。我是第三届进去的,之前的两届都是从各地大学挑选的,我们第三届开始了考研制,结束了选拔制。但研究生班建立了,老师却没有。因为国内社会学取消了多年,国内基本就没有现成的老师,但是南开很负责,从世界各地请老师来授课,美国请了布劳、林南,日本请了富永健一,中国台湾和香港分别请了蔡文辉和李沛良,有时费老还亲自过来讲座。

   我在南开接触的东西很多元,学习收获很大。这三届班上的很多同学,多进入到各地大学的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的第一批青年学者。当时的工作机会不像现在这样紧张,有在各种大学工作的机会,郑杭生先生当时在人大成立了社会学所,正准备建设社会学系,他求贤若渴,已经邀请了李强、李路路、林克雷,正好在南开的时候我们参加过郑先生组织的会议,所以他注意到了我们。最终我和景跃进就都进入人大工作。

   在人大任教不到三年,1989年秋我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1990年通过考试,收到了录取通知,1991年春天动身前去香港。那个时候香港的大陆学生很少,相互交流很多。当时汪丁丁在港大,杨小凯也在香港讲学,这几个年轻老师一有什么活动,大陆学生就会聚到一块,讨论各种公共问题。在他们的读书会上,我接触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天回头再看,虽然当时不很清晰,但我必须承认,本科阶段是思维方式和逻辑训练,研究生阶段是分析方法,博士阶段是通过探讨理论问题来滋养敏锐性和判断力,这些训练为我的研究起步奠定了基础。

   做研究除了学习,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关切是兴趣和持久动力的来源,专业方向的选择和个人的关切有关系。在香港读博的时候,我选择了政治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时代背景,当时苏东剧变,我认识到政治有关整体的控制权体制,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公共事务比吃穿住行更重要,你可以吃穿不那么好,也可以忍受一个比较差的房子,但如果所处的环境有问题,其影响将是基础性的。第二个因素和我的导师刘兆佳有关,当时港中文只有三个社会学教授——金耀基、李沛良、刘兆佳。金耀基做文化,视角人文;李沛良做方法,专长统计;刘兆佳做政治社会学,分析社会组织结构。他们三位都是大拿,但我自己不善数字,国学基础也不好,所以选定政治社会学做资格考试的专题方向。我去找刘兆佳谈的时候,他问我考虑清楚了没有,说这个方向较少有女性,因为形象上非常硬,有很多尖锐学者在这个领域里,挑战性很大,需要宏观视野,但这正合我意。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研究兴趣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在香港读博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第一个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能随意乱说,而是需要论证,采用简洁清晰的论述风格。刘兆佳教授口音很重,普通话不太好,人们经常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他写的东西非常简洁清晰,逻辑性强,没有花里胡哨,人们对他的著作《香港的政治与社会》评价很高。应该说能吸引我的书,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在结构和逻辑上要清晰,不讲废话,没有无意义的高谈阔论,而是把关键的东西抓出来,直指问题的核心,把问题和论据明确呈现,不要华丽装饰和遮遮掩掩;要用可见的事实作为资料,而不是用别人的意见或观点来支持观点,要把事实和观点区分开来,不能用一个观点来论证另一个观点;研究目的应该在追求解释,力求解释一种行为或现象的原因。我基本上把这样的研究作为学术上的榜样,尽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

   第二个影响是国际视野。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议论长短,而是经常跑到房子之外,这样才能知晓这些“长短”的位置,防止认知的局限形成障碍。从文化的同源角度说,大陆和台湾、香港更近,但为什么我们大陆这一代学者,没有受到多少台湾、香港学问的影响,而是更多受到域外学问的影响?这个问题并非偶然。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南开社会学班,当时授课的老师来自世界各地,讲的东西很多元,很国际化,这是外因;第二个是内因,我们当时正处于探索新知识的时期,不太关注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是想去寻找新的东西。所以当时港台争论社会学本土化,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反而对国际化的东西更感兴趣。比如论述社会组织,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自家的学说,而是富永健一、亨廷顿、魏昂德,布坎南这些人的理论,所以我受到结构-组织-制度分析的影响也比较深。

   从香港毕业回来,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之后除了几次外出访学,工作状态无大变动。我享受这个职业,感觉自己很适合,应该说,青年时期的思想历程为我造就了这种适合性。

   不少学生都问过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学术?实际上,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生活除了运动和旅行,其他时间里都是在阅读、教书、调研或者从事学术交流和评估:运动能够保持思考和敏锐;调研能够了解实际,让自己面对问题的挑战;旅行能够学习不同的东西,克服不同的困难,处理不同的问题;教书能够和青年人保持思想交流。所以我的学术和生活之间没有界限,学术本身就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从事学术最关键的,还是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加上自主性。如果你只关心个人的发展和生活改善,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但不适合从事学术,因为你不会乐在其中;如果你习惯跟从外在的要求和安排做事,比如现在有项目要做,这可以到处跑,还有钱花,于是你做项目,也不适合做学术,因为你不会有动力发现问题,主动提出问题;如果你喜欢社交,没有人说话就难受,感到无事可做、孤单,更不适合做学术,因为保持阅读并独立思考需要安静。如果你向往一种相对来说可以自主安排的生活,一种需要创造力,而不是每天重复昨天的活动,那大学确实是很好的去处。当然我不是说大学里的人绝无世俗功利,但是相对别的领域来说,大学生活的吸引人之处,确实是更加精神性的。所以,做学术能收获别的职业收获不到的东西,这就看你内心真正的乐趣在什么地方了,是否内心真正感到愉悦可以是个自我测量标准,因为人是骗不了自己的。

  

   本文选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心路历程(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49—85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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