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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传统家庭的转型:宋辽金元时期

更新时间:2021-07-15 13:34:36
作者: 张国刚  

   宋代是传统家庭发生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南宋时期的朱熹设计了一套新的家族制度,宋代及其以后的血缘型的家族制度,大体上就是按照朱熹设计的模式和规范建立起来的。在家庭关系上,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夫妻关系影响逐渐加强,强调妇女守节。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女性改嫁的情况仍然比较常见,国法和家法都是允许改嫁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四岁的时候,父亲亡故,母亲带着他改嫁了平江府做推官的朱文翰。继父虽然家境拮据,但并没有歧视他,支持他读书进学。成年后他改回了范姓,他常对儿子和弟子们讲述自己坎坷的少年时光,激励他们要贫而有志,并没觉得母亲改嫁是丢人的事情,所以并不隐晦。可见,两宋时期,尽管理学作为一种学派已经成熟,但是它所提倡的妇女守节观念,并没有同步产生社会影响。

  

   宋代家庭小型化的同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开始兴盛,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家族组织对这一时期的家庭形态和生计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义田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由私人兴办、依托家族力量的赈恤组织。其中,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是历代公认的宗族制度楷模,“当思范公,顾恤同宗”。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献田地1000多亩设立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范氏义庄是中国最早的家族义庄,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800多年。在范仲淹之后,宋代兴起了很多义庄。义田通过帮助族人来增强小家庭对家族的依赖,并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使得宗族制度强化成为这一时期家庭史的一大特色。

  

   1 家庭规模与结构

   宋辽金元时期与汉代以来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是以“扩大的核心家庭”即三代五口之家为通常的家庭结构和规模。这一时期的家庭形态比“汉型家庭”的规模大,而且结构复杂,又比“唐型家庭”的规模小,结构也简单,可以称之为“宋型家庭”。这种“宋型家庭”形态主要是在宋代形成的,是宋元时期直到近现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主要的家庭形态。同时,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比唐代以前明显增多了。这是家庭类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现象,也可以说是宋元时期家庭类型的两个突出特点。

  

   所谓“宋型家庭”,也属于通常说的“三代五口”之家,其中主要是三代结构,即以中间的壮年夫妇为核心,上养老人,下育子女,都是直系血缘关系。与“唐型家庭”相比,唐代家庭的三代是以最年长的祖父母为核心;宋代家庭的三代则是以中间的壮年夫妇为户主,祖父母属于寄养而不是核心了。家中只有直系血缘关系,因为第三代只是这对壮年夫妇的子女,没有他们兄弟的子女即其侄儿、侄女了。

  

   宋代是家庭结构的转型和定型的重要时期。两个具体的原因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的变化:第一个原因是税役制度和户等划分制度的逼迫。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的瓦解导致流民大量增加,家庭的不稳定性增强。同时,为了逃避繁重的税役,各家都设法降低户等,方法之一就是尽早地分家析产,分散家产和人丁、缩小家庭的规模。儿子们一结婚就会与父母分开,而且公开要求单立户籍;甚至还没来得及分开时,如果正赶上登记户口、划分户等(每三年闰年一整饬),也声称已经分家,要求从原父母家庭户籍中单列出来,这便是宋代地方官一再说的“诡名子户”现象。唐代是已经分家户籍上却说没分,称为“相冒合户”;宋代则是一旦分开甚至还没来得及分开就想把户口单列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的供养能力与供养需要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这是“宋型家庭”形成和定型化的主要原因。从全社会来看,各个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对稳定下来,佃农客户约占35%,地主(包括平民地主、官僚贵族地主)在10%以内,自耕农阶层通常占将近60%。宋代自耕农通常是每家平均20亩地,亩产和税率(什一之税)不变,大体可以养活五口人。佃农家庭只要有两个男劳力,也同样可以维持五口人的生活。

  

   此外,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形态在宋代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宋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最多的时候。但是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已经不是主要的家庭形态,而主要是价值观念的产物,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故难以长期存在。当时人们对这种大家庭的描绘很逼真,如会稽唐氏,“其家累世合居,一门之中,隐然成小都聚”,即像个小城镇。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存在的时间一般就是几十年,超过百年的不多,所谓五世而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大家庭的地域分布也很有特点。唐以前两个名气最大的“义门”都在北方,即北魏的博陵安平李家,在河北;张公艺家,在山东寿张。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义门”则出现在东南地区,如越州会稽裘承询、信州李琳、江州陈氏、浦江郑氏。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在唐宋之际由“北盛于南”转变为“南盛于北”了。其中的原因,当与晋朝永嘉年间北方人以家族为群体聚族南迁有关。

  

   与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相似的,还有一种“同居合活”的大家庭。所谓“同居合活”家庭没有真正共财,而是以析产为前提,仅仅是把诸兄弟的财物暂时放在一起共用,或者是把一家的财物拿出来供兄弟子侄们用。唐五代时期这种“同居合活”的情况,大都是由兄弟之间相互关照的需要引起的。从宋代开始,家族组织的特点和功能由选官、婚配转为“收族”即组织、管理和保护族人,其结果是,在宋代,临时性的兄弟家庭“同居合活”现象少了,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多起来。生存救助的需要由家族组织来完成,兄弟家庭的“同居”从原来的生存需要变成一种对孝悌精神的追求,甚至由实惠的救助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

  

   2 婚姻与夫妻关系

   结婚本来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事,但是在中国古代包括两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结婚却是家庭和家族的事,婆家对择媳十分慎重。上层家庭讲究门当户对,一般家庭也注重女方家庭的状况(财产、家风)。除了像以前那样禁止同姓近亲通婚外,为了保证选择理想的女子做媳妇,宋代的习惯和家法中还有两个具体限制:一是不搞“幼议婚”。与汉代以来的早婚习俗不同,宋元时期的女子通常到十七八岁才结婚。二是尽量不搞姑表亲。宋代不严格限制表兄妹结婚,不过,宋代人从不利于家庭和睦的角度谈论这种婚俗的害处,认为亲上加亲容易产生矛盾。此外,还有一些选择儿媳的经验性说法,如:“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

  

   对于家庭来说,选择女婿不如选媳妇重要,因为女儿要随女婿到婆家居住,为婆家生育后代。对于女儿的婚姻,娘家最挂心的是奁产和聘财,奁产是女儿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到婆家的嫁妆,聘财则是婆家送给娘家的彩礼,自然是奁产尽量少出,聘财尽量多要。

  

   按照传统的礼仪,婚礼应当经过纳采、问名、问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程序。到宋代,司马光、程颐等人简化了这些礼仪程序,综合设计为议婚、定聘和迎娶三个步骤了。在这三个步骤中,作为当事人的女子不仅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议婚并不全是父母一手包办,父母会用各种方式征询女儿的意见;而且不只是双方父母商议,有时还可以让双方见面相亲。

  

   宋代仍然信奉“多子多福”,如蔡襄说“娶妇何谓,俗以传嗣”。在这种观念和事实的影响下,多生儿子的女人“贡献”大,在家庭中的地位就高,不能生育或只生女儿的女人则没有地位甚至遭休弃。媳妇怀孕后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即使中下层普通家庭的媳妇怀孕后也不再干或少干体力活了,并且特别注意调整日常的饮食起居。娘家也关注女儿的生育情况。宋代有一种“催生礼”,就是在产前一个月左右娘家人送给婆家的礼物,取静卧安养之意;临产的时候娘家还要送上馒头,称“分痛”,即分担女儿的生产之痛。如果生的是女孩,婆家娘家都不太当事;如果是儿子,特别是第一个男孩,则有一套繁琐的庆贺礼仪:孩子出生3天叫三朝,要“浴儿”即给婴儿洗澡;出生7天、14天和21天为一腊、二腊和三腊,亲戚朋友都要来祝贺;满月的时候外祖父母都要来送钱果等物;百天和周岁的时候还要举行庆祝活动。

  

   结婚、性生活的目的是为了生育后代,所以宋人对夫妻性生活有很多讲究。为了保证多生优生,特别是生健壮、聪明的儿子,在性交的时间和方法上有很多禁忌。同时出于保持血缘关系纯正的需要,对通奸行为严厉惩治,家法和国法都有严格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不仅有一套保证多生优生的方法,而且还有一定的控制人口生育的观念和方法。控制人口的原因,一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意识到家庭中人口多了消费多,所以需要控制一个适当的度;二是中国传统分家方式的影响,一定数量的家产土地,子孙越多分散得越细碎,后代就越贫穷。

  

   妻子在夫妻关系中原则上处于服从的地位,没有明确的经济权利。法律上把丈夫定位为尊长,妻子定为卑幼,不过,伦理说教和法律规定往往只是纸上的东西,与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例如按传统伦理说教,只有丈夫可以休妻,妻子不可以离婚,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连司马光也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女方也有同样的权力。宋代有类似于协议离婚的“和离”方式,而且往往是女方先主动提出离婚的。

  

   与唐代以前相比,宋代确实开始大力倡导妇女守节、“不事二夫”。但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本意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以寡妇守节来比照规劝大臣们忠君。实际上,改嫁也好、守节也好,都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只是在当时人观念中,这些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家庭和家族的事情,故受到家族族规的约束,更受到家庭需要的限制,所以可以说宋代人对寡妇改嫁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实用主义的需要。不改嫁,守住原来丈夫的家,上养公婆、下抚子女、支撑门户,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宋代妇女改嫁情况并不少于以往。宋代的律令只是禁止宗室妇女改嫁;至于平民百姓,只规定丈夫死后一定期限内不得改嫁,开始为27个月,最后缩短为100天,以防止寡妇改嫁时无意中带走前夫的遗腹子。宋代史书中也有一些谴责改嫁的例子,但是谴责的往往不是改嫁本身,而是迫使寡妇改嫁的原因,有的是子孙为了尽快分家,有的是官府税役、户等的压迫。

  

   妾又称侧室,是身份地位低于正妻的妻子。正妻只能有一个,妾则可以有许多,也可以没有。纳妾的本意在于弥补正妻生育方面的不足。宋代与前后各代一样有允许纳妾的习俗,但是必须在确认正妻已经没有生儿子的能力之后才可以纳妾。许多家庭的家法都明确规定“四十不纳妾”,即夫妇40岁以后没有儿子,才能考虑纳妾的事。在通常情况下,妾只是充当帮助正妻完成生育任务的“如夫人”角色,不能写入家谱;只有在生了儿子之后才可以在儿子的旁边注明“某妾生”。妾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不仅是丈夫的性奴隶,也是正妻的奴役对象。按元代以后大家庭的规矩,正妻可以称丈夫为夫、夫君,妾没资格称夫,只能称“老爷”。

  

寡妇守节,独自承立亡夫的门户,有一种类似招婿入赘的方式,即在婆家招一男子上门,帮助自己料理家务,抚养前夫遗下的子女。这个男子通常被要求改从妻子前夫的姓氏(甚至姓名),称之为“接脚夫”,俗称“坐地招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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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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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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