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国刚:传统家庭的繁荣:隋唐五代时期

更新时间:2021-07-15 13:33:44
作者: 张国刚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

  

   这首诗描述了唐代的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但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个故事揭示了唐代常有的一种特殊家庭形态:一个男子即使姬妾成群,甚至子女众多,只要他没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就仍然保持着“未婚”的身份。没有经过正式礼法手续出嫁的女子,即使为夫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也仍然不被认可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家庭人际关系自然十分复杂。

  

   在隋唐五代,传统家庭达到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各种家庭形态都得到了发展,家庭户籍人口与实际共爨人口呈现出二元复合型特征;同时,普通民众的小家庭与官宦士绅的大家庭共存。伦理上,婚姻重门第,亲子重孝养。男子除了妻子之外,还可以有多个女性伴侣。而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家庭教育出现了很多新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家学风气;另一方面随着私塾等的兴起,礼法文化下移到了普通民众中。

  

   1 家庭规模与结构

   隋文帝时期的家庭人口政策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求三代同居的家庭必须析籍;另一方面,在开皇末年,隋文帝又对于“家门雍穆,七叶同居”的太原文水郭家公开进行表彰。这说明隋代家庭结构存在二元模式:政府把析籍与同居分开来处理。

  

   唐代墓志资料中有关于家庭子女的比较确切的数据,可以作为研究家庭人口的重要资料。我们从5000多方墓志中搜集出486个家庭资料比较完整的墓志,做了一项统计,归纳出唐代家庭人口和生育数据。统计结果是平均每家生育有4.75个孩子,其中以子女3~4人的家庭为最多(共229个)。根据同样的资料,还能估算出当时儿童的性别比和夭亡率。综合这些数据看,唐代家庭子女生育数平均不足5个,其中男女性别比例大体平衡。父母加上3~4个孩子,假如还有一个祖父母辈的老人,唐代家庭平均人口为5~7人。[1]

  

   唐代这个平均家口数在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周礼·地官小司徒》:“上地家得七口”、“中地家得六口”、“下地家得五口”。其基准是5至7口。郑玄注云:“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七六五者为其中。”很显然,古史记载中这个5~7口或者说平均6口的数据也正是唐代户口统计中的家庭人口平均数。

  

   家庭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学上有所谓“家庭生命周期”或者“家庭生命循环过程”的概念。费孝通先生在研究生育制度的时候提出了“出身家庭”和“生育家庭”的概念。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生活在父母身边,这个家庭是其出身家庭;结婚后自己生男育女,这个家庭是生育家庭。出身家庭与生育家庭的关系形式,是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家庭结构和规模的演变,取决于男女双方出身家庭和生育家庭或分或合的关系形式。就某一个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而言,出身家庭、生育家庭(结婚家庭)、养老家庭,就构成了该家庭生命的初期、中期、末期。唐代60岁入老,对一个男性来说,1~20岁在出身家庭里(古人出生即1岁,没有0岁的概念),21~59岁在生育家庭里,60岁以上在养老家庭里。

  

   唐朝男性的平均寿命为62.3岁,女性平均寿命为64.2岁。[2]当一个家庭步入晚年的时候,一般可以有三代人,但四世同堂则只有少数高龄老人或者早婚早育之家才有可能。三代之家中,第二代同样生4个子女,则这个家族会有13~14人。如果子女出嫁或者分家,则分别为7~8人(与1位或2位老人同居者)和5~6人(不与老人同居者)。到第四代出生之时,第一代当已作古,家庭人口数仍然在上述数据范围内波动。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主干家庭—若干核心家庭,事实上是一个家庭发展的周期形态。

  

   官僚地主家庭常常有成年兄弟同居的情况,因此家庭人口多在10人以上。其原因大体有三点:一是儒家礼法文化的影响,士大夫之家总是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唐朝许多讲究礼法门风的家庭,都追求大家庭生活模式。二是经济基础的雄厚,官宦人家和富裕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可以有条件支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三是职业特点的助力,官宦人家的子弟大多追求功名,弱冠之年正在读书赶考的时候,出仕之后由于在外地做官,在客观上使大家庭难处的诸多因素都获得了缓解。因为离开了老家,所以实质上成了同籍异财的家庭形态。总之,官宦人家三代同居的家庭结构比较多,有其客观原因。

  

   中古时期的家庭存在“二元复合”的特征。一户未必是一家,而一家又往往不只一户。本章使用的“家庭”一词只是对应于同居共爨共财这样的狭义的“家”概念。唐代法律中的“同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只要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即真正生活在一起的亲属或非亲属;另一种是,凡血缘关系或伦理关系比较密近的亲属,即使不是同财共居,在法律上也可以算作同居。把这种解释引入到家庭关系领域,就会发现同居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财共活,但却不在一个户籍上;第二种是并不在一起过日子的各“家”拥有同一个户口,拥有同一个名义上的“户主”,即所谓“同籍别居”。另外,唐朝法律中还有“虽复同住,亦为异居”的说法。它是指那些随母亲改嫁后与继父住在一起的孩子,尽管孩子与继父共同生活如一家,但是,他们并不被官府承认为“同居”关系。户口登记成员与共居家庭成员的不一致性,构成了唐代家庭形式的二元结构模式。

  

   唐代复合型家庭关系可以大别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同居共活”型。这种家庭虽然户籍上并不是一户,赋役也分别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承担生活负担,生活上采取合伙的形式。第二种是“同籍别居”型。这种形态的家庭对于官府而言,只有一个户主、一个家长;但是,内部却是各家独立过日子。他们之间也有财产纠纷,主要表现为对于共同承担或者分摊国家赋役时的配额问题。

  

   “同籍异居”型和“同居别籍”型两种不同的复合型家庭在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在富裕家庭和上层社会,同居别籍主要是因为家族之间关照的需要,即所谓依养型家庭,是一种过渡的家庭形态;同籍异居则是因为兄弟父子在不同地域做官或者乡村地主本家与外地做官的子弟之间的自然分异所造成的。在基层普通民众家庭里,同籍异居是为了避免官府反对所谓“生分”(父母在而别籍异财);同居别籍则是在分家之后,由于经济和生产上的需要而保持的一种“同居共活”的家庭形态。

  

   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这种二元的复合型家庭结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政府的强力干预,隋唐政府一直鼓励同籍共居,反对分家析户。儒家知识分子更是把“同居共活”视作孝悌和仁义之举。其次是中古转型时期家族形态的影响。在传统的世家大族门阀制度下,大家族对于宗族属党的荫庇十分普遍。隋朝统一以后,命令“大功以下,兼令析籍”,目的是要消解世家大族的势力,因此宗族或家族中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家庭之间保持某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十分必要。最后是唐代的法律制度的影响。小家庭从大家庭中裂变出来,本来是古今中外家庭演变的基本轨迹。唐代法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更加使富室多丁之家为规避徭役采取分家析产的方式。国家权力对家庭结构进行强力干预的结果,反映在户籍制度上就出现了种种变通办法,也出现了史料记载中各种分家或者同居而引起的财产纠纷。

  

   妇女归宗是复合型家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对家庭结构、家庭类型及家庭规模也有较大的影响。妇女归宗,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种是由于某种原因,出嫁女独自或与丈夫、子女一起较长时间居住于本家,即长期归宁;另一种是由于丈夫早年亡故,夫家不便停留而归宗,即夫亡归宗。如果出嫁女个人或其夫婿、子女居住妇女本家,按照唐律的解释,归宗妇女及其丈夫、子女,与本家只论及同居关系,并未强调上升至同籍关系,因此,出嫁女、女婿应该还保持着自己单独的家庭户籍。另外,出嫁女及其丈夫、子女与本家合籍,可能会出现借此规避赋役、减免刑罚的情况,这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在完整的敦煌户籍史料中,没有任何一个户籍登录女婿,可为一明证。出嫁女长期归宗,尤其是夫随妻居,使得出嫁女及其丈夫、子女与本家亲人形成了同居关系,甚至同财共居关系,出嫁女小家庭与本家家庭成为事实上的联合家庭。

  

   妇女夫亡归宗,由于孀妇自身条件的差异,与本家家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关系。其中,依养外亲家庭中的寡母孤儿,依附于本家家庭生存,将本家家庭由原来的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扩展为真正的联合家庭。但在官方的户籍登录中,孀妇的户籍或隐或显,既可留置夫家,也可加入本家;孤子虽在一定时期内寄养于外家,但其户口则并未出现在外家的户籍之中,致使生活实态与官方户籍并不一致。寡母无子守节,寄养于女儿女婿家庭,一般出现在夫家、本家皆无所归依的境遇之下。寡母不论从实际生活和官方户籍来说,都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由于家庭中增加了非直系长辈,改变了原有的核心家庭的结构,成为其他类型的家庭,而寡母原来的家庭则实际消亡了。不过,寡母寄养于女儿家庭守节属于权变之法,并不常见。孀妇终身归宗守节,是唐代妇女寡居生活的常态;寡母先归宗而后再嫁,也是唐代妇女常见的生活选择之一,有时也会对本家家庭带来直接影响,尤其是寡母将子女留给本家抚养,并不改变外家的家庭类型,但也增加了外家的抚养人口。

  

   2 婚姻与夫妻关系

   隋唐时期流行早婚。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结婚的时候,李世民16岁,长孙皇后年仅13岁。

  

   按照文献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里,唐玄宗仅规定了最低的年龄限度,即男年15岁、女年13岁就达到了合法的结婚年龄。在《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辑录的5164件墓志中,我们共得到有妇女婚龄记载的样本480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男大女小是基本模式,女子结婚的高峰期集中在13~22岁,男子结婚的高峰期为17~30岁;一般女子笄年订婚到过门出嫁之间会有两三年的间隔;而夫妻之间男大女4~8岁为常见;男女婚嫁推迟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结婚前男子普遍有妾等性伴侣,使那些奔竞仕途的官员有可能推迟结婚,他们取得功名后常有老夫少妻现象。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502.html
文章来源:《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