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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传统家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更新时间:2021-07-15 13:32:36
作者: 张国刚  

   提起魏晋南北朝,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不拘礼法的“名士风度”。但实际上,士族家庭的家学与礼法传承,恰恰是这一时期家庭的重要特色。社会等级壁垒森严、门第观念强烈则是这一时代家庭(特别表现在婚姻方面)的基本特征。士族之间根据门第高低世代联姻,选妇择婿都以高门士族为荣。东晋梁朝叛将侯景曾向高门士族攀亲,要求晋武帝替他向江东望族王家、谢家求亲。然而武帝回答他说:王家、谢家都是高门士族,你的地位和他们不般配,建议你在朱家、张家以下的门第求亲吧。侯景以此为奇耻大辱,怀恨在心,发誓一定要将这些士族子女拿来配奴仆。这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婚姻观念,高门大姓不愿意与寒门通婚,即使自己家境窘迫,而对方家道殷实、政治上很有权势,也不愿打破门第的樊篱。如果士族出身的朝廷官员因为贪图利益而“结婚非类”,不仅会受到同僚的耻笑,还会遭到弹劾。《昭明文选》中收录了一个故事,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家世不够高贵的富阳满璋之子,收取了五万聘金。遭到沈约的弹劾,认为他辱没了祖宗,也辱没了同流士族,请求皇帝将他罢官并禁锢终身,以示此风不可开。

  

   1 家庭规模与结构

   自东汉开始,家庭结构开始出现某些异动,家庭规模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迹象。一方面是豪强地主控制下的没有独立户籍的依附人口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兄弟婚后继续与父母同居共籍,因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孝悌伦理,逐渐得到了国家的默许。累世同居共财在魏晋以后还被视为孝悌伦理的榜样,受到社会舆论赞扬和国家表彰。以“家风”自我标榜的士族往往刻意维持大家庭是可以想见的,家庭人口达到“百口”的固然很少,但数十口人在一起生活的三世、四世同居家庭则可能比较常见。但在民间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平均家庭规模,仍在“五口之家”这个标准上左右摆动而并未偏离太远。北方比南方家庭规模略大一些。具体来说,文献中不断出现“千丁共籍”、“百室合户”以及“累世同居”之类记载,表现出宗族或家族对家庭的控制明显增强,个体家庭的独立性则有所减弱。

  

   与两汉相比,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幼年丧亲之后由叔伯或外家收养,更多的老人在丧子之后由侄子或其他近亲赡养。这使得同室居住、同灶炊饭的家庭成员,常包含有非直系的亲属,亲属关系要更复杂一些。

  

   2 婚姻与夫妻关系

   这个时代的婚姻状况表现出如下几端:一是门第等级观念逐渐强化,婚姻关系的缔结受到社会等级制度的严重影响,身份制婚姻盛行,在婚配对象的选择方面,人们更加重视家世门第和等级身份而非其他。二是婚姻关系更加复杂,异态婚姻相当多见,甚至出现一夫二妻、嫡庶不分的情况。三是初婚年龄普遍偏小,士庶阶层都流行早婚;同时,结婚礼仪较前代有所简化。四是由于社会动荡,婚姻比两汉时代更加缺乏稳定性,因环境所迫或乱离失散而导致离婚和再婚的案例显著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礼教的束缚相对较轻,青年男女享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所以有些人是自己挑选嫁娶对象——不但可以是男方主动,也可能是女方主动。另外,母亲甚至祖母在子女婚姻,特别是嫁女方面具有较大的决定权。在当时,人们固然希望与富贵之家结亲,但一些有见识的人鉴于政局多变、势家易败的社会现实,出于对子女及整个家庭的安全考虑,拒绝与一时显贵但隐藏着潜在危机的人家通婚。不过,婚姻重视门阀,嫁娶必求旧姓,仍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自西晋以后,中国社会事实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家世门第决定的等级内婚制。大体上,南方自东晋开始,延及宋、齐、梁、陈,以重门第为特征的士族等级婚姻持续盛行;北方地区十六国时代情况缺少记载,而自北魏以后,直到北齐、北周,婚姻重门第亦成普遍风气,其程度与南方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考量标准有所不同而已。

  

   男婚女嫁自然要准备大笔钱财,男家备办聘礼、举行婚礼仪式都要花费很多,这自不必说;女方家长为了不失体面,也要准备相应的资装。当时嫁女娶妇索取和资送大量财物的风俗,似乎并不亚于两汉。当时不但重聘礼,而且厚“资送”(即重办嫁妆)。不但皇室贵族嫁女要厚送资装,普通人家也要尽力而行。有些人因家庭贫困,岁数老大仍不能结婚,还得靠亲友帮助才能完成这件人生大事。

  

   早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普遍习俗。上流社会大多数人在15岁前已经结婚,不满10岁就结婚的情况也颇为不少,在皇室成员中尤为多见。当时普通民众的初婚年龄,比较保守地估计,大体普遍是男子15~16岁,女子13~15岁。

  

   由于自汉末大乱之后,社会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导致了许多异态家庭的出现;兼以外来文化包括游牧文化和佛教的影响,传统儒家礼法也受到了各种挑战,即使在士人官僚阶层,结婚不依儒家礼法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出于安定社会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当政局初转安定之后,各个王朝都试图利用儒家礼法来规范社会上的婚姻礼俗,有些朝代也试图对儒家婚礼程式进行重新整理和规定。

  

   虽然夫妻之间是一种夫主妻从的关系,妻妾之间也是一种类似于君臣的主从关系,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家庭中,夫妻和妻妾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远非礼教所规定的那样简单。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受儒家礼教的束缚较轻,北方社会由于少数民族风习的影响,女性更加开放,既具有较多社会交际自由,在家庭中的地位亦似乎要高一些。在北方社会,妻子不但主持家政,还参与外部事务。当然,总体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夫妻关系依然是夫主妻从。同样,由于当时儒家礼教的束缚力量较弱,兼以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妇女拥有较多的社交自由,丈夫们似乎过得不如其他时代舒心安逸。妻子与人私通或者丈夫养外室的事例,在上流社会屡见不鲜。有的因此离婚,有的甚至夫妻相残,门庭之中鸡犬不宁。由于夫妻彼此不忠或者其他原因,一些家庭中的夫妻关系长期不睦,甚至形同水火,家庭暴力不断发生。

  

   在上流社会和富有人家,妻妾矛盾也是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妻妾矛盾当然主要是围绕争夺对丈夫的性权力和家庭地位而展开的。妻子在家庭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与丈夫分庭抗礼,妾虽多因年轻美貌而受丈夫宠爱,但往往不被当做家人看待。一旦夫君先亡,妾在家庭中就更加没有地位,很可能被剥夺作为家庭成员应有的权益。在妻妾矛盾中,妾通常处于劣势地位。如果遇到性格嫉妒、狠毒的主妇,她们的下场往往十分悲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板荡,不仅导致众多家庭生计维艰,而且致使婚姻形式复杂多样,出现了许多异态婚姻现象。在历史上极少发生的重婚现象,这个时期的文献却不时有所记载。这里所说的重婚现象,与通常情况下的富贵人士一夫一妻多妾不同,而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妻子并嫡。此类一夫二妻现象,大多是由于社会混乱、夫妻离散,或者皇帝赐妻等所造成的,但也有一些是由于本人想重婚数娶。这种二妻或数妻并嫡的情况,不仅对传统礼制是一种严重背离,造成嫡庶不分,也增加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在一夫二妻家庭中,二妻地位的高下多取决于各自娘家的势力。不仅二妻之间关系扞格,还连带众子女彼此相视如仇人,家里常闹得鸡犬不宁。

  

   尽管儒家向来主张夫妻双方“壹与之齐,终身不改”,但离婚在古代始终是一个常见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因为没有生子、不孝敬老人等原因而离婚的例子时有发生,不过不如两汉时代那样多见;由于政治原因而导致夫妻离婚的情况却颇为不少。丈夫贪恋美色而遗弃发妻的例子,文献也有所记载。北方社会因受胡人风气影响,女人地位较高,妻子在家里也显得比较强悍,对丈夫纳妾多加干预,这反而使得丈夫往往在外另求新欢,由此而导致离异的情况似比南方社会更为多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离婚同结婚一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普通民众夫妻离婚的概率远比上层社会要低;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动荡丧乱时代,因战争、灾荒而导致买妻鬻子的情况,则必然多于和平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果夫妻离婚或者一方亡故,通常会再婚——男子再娶,女子则再嫁。从史书反映的情况来看,在上流社会,男子休妻或妻子亡故之后,一般都会再娶,少有例外。在这个时期的正史中,有大量关于妇女在夫亡之后义不再嫁、甘愿终身守寡服侍公婆的记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亡妻不改嫁者恐怕是少数,普遍的社会习俗则是夫死再嫁。丈夫死后,不但妻子往往再嫁,其妾亦然。不过,由于妾的家庭地位低下,与财产无异,其命运更不能由自己做主,很可能被亡夫的子弟买掉。同两汉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男人不甚介意娶一位弃妇或寡妇进门,上流社会的男子中也颇有娶他人弃妇或遗孀者。

  

   3 家庭中的人际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许多家庭生计艰难,但为了延续血脉和维持门户,仍非常重视添丁增口。围绕子女生育,当时家庭采取了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术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育技术尚不发达,家庭生育的频率相当高。在那些经济富裕、妻妾众多的家庭中,产育更是常有的事情。新生婴儿通常由母亲哺喂,但富贵人家往往花钱雇人代哺,代哺者多为民家妇女,时称“乳人”或“乳母”。富贵人家子女哺乳时间比一般家庭的婴儿要长一些,或至数岁仍由乳母喂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方地区已经出现了“抓周”的习俗,时称“试儿”。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丧乱之世,大量的幼儿因年幼丧亲而失去了呵护。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往往续娶,后母虐待前妻子女现象屡见不鲜。倘若父亲早丧,立志守寡的年轻母亲可能会终身含辛茹苦,独自承担对子女教养之责;年幼失怙的孩子由叔伯兄长抚养成人的例子也很常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子,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同姓收养,二是异姓亲戚收养,三是异姓非亲戚收养。通常情况下,同姓收养和异姓亲戚收养,多因收养者无子,希望养同族或亲戚之子为继嗣,是生者和养者协商的结果;异姓非亲戚收养,大多亦因收养者无亲生子,为门户和养老计,乃通过买卖方式收养婴幼儿,有时也收养他人弃婴或遗孤。在魏晋时代,养异姓子为后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和家族力量强盛,国家专制权力削弱,兼以最高统治集团篡位成风、杀伐不已,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需要继承两汉传统,更强烈地标榜“以孝治天下”。在这种强力提倡孝道的社会政治氛围下,养老送终在许多家庭中受到了更大的重视,老人也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民生多艰,家庭(特别是那些贫困家庭)在养老送终方面,也遇到了比安定时期更大的困难。尽心尽力让老人获得最好的物质生活享受,同时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乃是孝养的基本要求。为了让老人免于孤寂、安度晚年,一些士人拒绝朝廷辟召或者弃官归家,承欢膝下,亲自奉养。这在当时是一种受到赞许的孝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厚葬之风在社会上层亦曾间歇流行,但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这一风气受到了遏制。尽管当时有识之士提倡“薄葬”并且身体力行,在士人阶层中形成了一定风气,但并不是很多人都能自觉做到,达官权贵阶层的丧葬仍然相当靡费。尽管让死亡亲属入土为安是家庭的一个基本责任,历代都极受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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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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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家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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