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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1-07-14 17:00:29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比较淡,因此他们采取的似乎是一种更加中立、科学、强调理解的研究方式。他们将来自中国的这种考据学学术传统,与现代科学规范相结合, 形成后来所说的京都学派。后来,他们提出很多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见解,比如“唐宋变革”“明清学术的近代色彩”“中古的贵族社会”等,都很有影响。

  

   很多人都把学术史上日本的关东和关西,分成所谓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 据说这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风景之一。但是,从根底里说,他们都是在明治大正时代大潮流之下形成的,相同的地方更多。怎么说呢?归纳起来有三点:(1)他们都开始不局限于传统历史文献,重视边缘资料与实地考察;(2)研究的视野,同样逐渐超越传统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把满蒙回藏鲜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纳入考察范围;(3)他们都越来越注重新问题和新观念。

  

   京都帝国大学的学者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一样,也注意发掘西域、南海和满蒙的资料,像内藤湖南对满洲档案的注意就是一例,他曾经编辑了蒙文版的《蒙古源流》,也在日俄战争后在沈阳故宫发现《五体清文鉴》,还收集了很多满文老档案,出版了《满蒙丛书》;而狩野直喜更是日本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之一。1909年,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先是由于伯希和在北京的宣传,后是经过北京一家书店文求堂的日本老板田中庆太郎,以及中国学者罗振玉的介绍,狩野直喜就特别注意到敦煌文书的意义,他请罗振玉代拍了照片。这一年的11月,也就是伯希和透露消息的一个月以后,狩野直喜就率先在京都史学研究会第二届会议上举行了展览活动,引起当时京都很多学者(如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羽田亨、桑原骘藏等人)的注意,还约定分头研究,他本人开始了敦煌本《老子化胡经》的研究。第二年也就是1912年,他更亲自到欧洲调查敦煌文书。再过一年(1913),他在支那学会上做了《敦煌发掘物视察谈》的报告。到了1917年,他又在支那学会上做了《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促进了日本学界对敦煌的关注。他自己则对敦煌文书里面的俗文学资料(比如变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16年就发表过《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大家可以联想到,当时在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也都受了他的启发。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后来居上,在敦煌研究方面,反过来对中国学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明治、大正年间东京与京都的学风,未必那么截然两分,而是彼此交错,互相影响。像在京都任教的藤田丰八、桑原骘藏以及后来的羽田亨、矢野仁一、宫崎市定等,与东京究竟有多大区别?恐怕很难说。更何况他们都在明治、大正日本学术整体转型的大背景和大趋势里。当然,如果从学术特色上说,和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那些东洋史学者比起来,也许京都帝国大学的一部分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研究特色不是满蒙回藏的研究,而是在传统中国的文献中不断发掘出有关中国的新资料。包括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清代学术研究,例如对考据学者崔述的发掘和研究,对史学家章学诚的研究,以及当年胡适都曾经受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内藤湖南的启发和影响;而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虽然不应当说是“抄袭”日本成果,但也应该承认,确实受到过日本人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的启发。

  

   以上,是日本东洋学转型的一个方面,大家如果有兴趣,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一本老书: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这部书现在没有重印是很奇怪的,在1936年它刚刚出版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重视,有过好些书评,虽然它主要是编译,也就是编译日本人自己的综述,但是王古鲁还 是做了一番整合和评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附录”部分,题为 “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趋势”,里面有王古鲁自己的分析,很值得一看。

  

   总而言之,明治、大正时期,是日本东洋学追求现代性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中国学,有意识地把传统中国影响下的学术 (汉学),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东洋学,把单纯的汉族中国的文史研究,转化为对中国及其周边也就是“亚洲”的研究。这种转换不仅对当时的日本学界,也曾经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与欧人争胜”: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也就是当时欧洲所谓“东方学”对日本学界产生的刺激。

  

   事实上,欧洲人的东方学在源头上,跟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察,以及新兴的人类学对亚洲的阐释分不开。18—19世纪欧洲东方学和传教士、人类学家、探险者都是彼此有关的。一方面,传教士了解中国和日本,跟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家,尤其是日本熟读中国经典的学者不一样,他 们往往带有传教信念,所以会深入边缘地方,下潜到基层社会,去了解跟经典中、文献中的中国不太一样的中国。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在亚洲探险,同时做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比较,甚至进行地质、动植物、语言学的研究。当然有人说这是为殖民主义深入亚洲做准备,但在这个探险过程中,欧洲东方学者对中国及中国周边,比如印度支那半岛,以及蒙古、新疆、西 藏、云南这些地方,乃至所谓“亚洲内陆”,都有很多了解。这些学者包括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还有斯坦因、伯希和,以及一些俄国学人。欧洲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对亚洲的了解,促使欧洲学者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域南海之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学界。

  

   日本学界从一开始就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写道:“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 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也就是说,在日本学界,有一个“究竟是谁更了解亚洲”的动力在里面,当然也有谁是亚洲的主人这个意识在里面。这很快就刺激出来一种学术倾向,日本也不再把汉族中国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都放置在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的研究范围内。

  

   这里,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回顾一下18世纪欧洲人对东亚史的认识。

  

   最早研究和撰写中国或者亚洲历史的,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在书写东方历史的欧洲来华传教士里面,有几个人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他编写有《中国通史》12卷,唐代以前的部分,本来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编译,唐代以后宋元的部分,则加上明代商辂《续通鉴纲目》,而明代以及明清之际的历史,主要是收集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加上传教士们自己的见闻。这部书编纂完成以后,在1737年,也就是乾隆二年送回法国。当时,法兰西金石考古文艺院秘书长准备出版这部大书,但是很不幸,这个秘书长很快去世了,而冯秉正也在十年以后去世,这部书的出版就搁置下来。一直到 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人们于1775年在里昂的大学院(Grand College)图书馆发现了书稿,这才让它得以陆续出版(1777—1783)。后来,到了1785年, 又出版了第13卷,这不是冯秉正的著作,而是古罗歇神父的《中国志》(巴黎,1785年)。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的说法,这部书一 出版,“不知为欧洲之中国史,尤其是不懂中文者的中国历史增添了多少知识!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中国学日新月异”。后来,法国学者考狄(一译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中国通史》就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但是如果注意看欧洲东方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后来情况在逐渐变化。如果说这部《中国志》教给人们的还是传统知识,仍然局限在“传统的中央王朝”历史里面。那么,这个时代其他的法国传教士,则看到了汉族中国之外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明清易代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他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中国来的,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大清帝国了。他很敏感地注意到,书写东方历史不能仅仅围绕汉族中国和中央王朝,而要注意塞外和周边其他民族的历史。不过,由于流传的文字史料不足,他也强调汉文史料的重要性,他觉得“东方文库”里面,没有依靠中国的资料是一个遗憾,所以,他翻译了中国各部正史里面有关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记载,又取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 考》,编成《鞑靼史》(Historie de la Tartarie)四卷稿本。这个取向在稍稍晚 一些的传教士,比如宋君荣(Antoine Caubil,1689—1759)那里看得更清楚。他到中国来之后,不仅学了汉语,而且学习了满文。他在1739年出版了《蒙古史》(Histori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Quillau,1739),虽然他还是主要利用清代学者邵远平的《续弘简录》即《元史类编》等资料,但他的关注焦点,显然并不是只有传统中央王朝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包括满蒙汉在内的庞大帝国,不能只关注汉族中国了。

  

   有的学者把17世纪之后,欧洲传教士逐渐关注汉族中国之外所谓“四裔”的趋势,叫作“前民族志”(Proto-ethnography)观察。比如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有关中国北方“鞑靼” 应分为东、北、西三部的说法,以及对满洲人的一些记载;意大利人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对所谓满洲鞑靼也就是女真后裔的记载,特别是对于明清易代,鞑靼统治中国的记载,也已经使得“没有历史的人民”或者“不为西方所知”的中国四裔即非汉族群,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应当说,再往后一些,上面我们提及刘应和宋君荣的那种研究趋势,或许在18世纪还未必开花,但是在19世纪则逐渐结果。可以说,欧洲东方学的巨大变化,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家可以注意到,那个时 代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纷纷成立了东方学会或者亚洲学会,一大批很惊人的、有关亚洲史的学术成果产生出来了。

  

   我们举两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东方学者的例子和一个文献的例子:

  

   1. 法国人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据说他身体极 差,而且很早就一只眼睛失明,但他是个神童,11岁的时候就自己编了一本 《神话小词典》,14岁就编过《英国皇室系谱》。1815年也就是清朝嘉庆二十 年,他27岁,担任法兰西学院特地创设的“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第二年就被选为法国著名的金石文学院的院士。

  

他 在1829年 出 版 了《 新 亚 细 亚 杂 纂 》 两 卷 本(Nouveaux Melange  asiatiques,2 tomes, Paris,1829)。大家注意,其中的第一卷,就包括对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译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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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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