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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

更新时间:2021-07-14 10:19:07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每一个中国人,自打牙牙学语起,就在进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特定的科系与课程,系统的“中文教育”(隶属于现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却只有百年历史。这里借北大中文系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之风云激荡。

   一、从书院教育到大学制度的建立

   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跟今天我们实行的大学制度,无疑有很大的差异。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观察,首先,以前的书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时何处,都是以人文学为中心的。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学”逐渐蜕变成众多科系中的一个。

   曾经的“不学《诗》,无以言”,成为遥远的神话;“文学”就这样被“边缘化”为一个特定的专业了。当然,古时学《诗》,不等于今天念“文学”,几乎涵盖了整个人文学以及人格修养等。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修养,而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在特定时空,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宋文帝的“四馆”,有过相当短暂的专门的文学教育外,其他时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整个世界都如此,18世纪以前的大学课程,都是以人文学为主导。直到19世纪,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崛起,人文学科才逐渐从中心向边缘转移。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标,声光电化(自然科学)、经济法律最有用,当然受到主事者的高度重视。只是在“拷贝”整个西方大学制度时,“文学”作为众多学科中一个小小的分支,也被纳入其中。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之所以主张“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与传统中国文人普遍修习诗词歌赋,但只是作为一种“修养”不同,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专业以外,依然有很多人关注中国语言与文学,这才是希望所在。在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西学大潮虽然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并没有垮掉,而是浴火重生。这点很让人欣慰。

   二、为什么从1910年说起

   今天的中国大学(包括院系),都喜欢“追根究底”,校史及院系史越拉越长。江南某大学,创立第二年,就做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理由是他们的某个科系是从某某大学分出来的,而某某大学又与某某大学有历史因缘。一般来说,越早创立的大学及院系,历史长,积淀深,质量有保证,确实值得夸耀。但有一点,溯源时必须“言之凿凿”。我的看法是,做校史、系史溯源,还是“保守”点好,必须是正式的教学机构,有老师,有学生,有课程,有章程,这才算。简单点说,编“校(系)友录”时,能落到实处。

   常有人问,北大中文系为何以1910年为起点,而不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的1898年或京师同文馆建立的1862年?我们都知道,既然办大学,多少总有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却是分科大学堂成立以后的事情。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里确实有“文学科大学”,其中包括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但光有章程没用,这些“门”当年都没有开办。直到1910年1月,学部建立分科大学堂的奏请获批,教员及学生到位,并于3月3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才算数。而这个时候的“文学科大学”,并非九门都办,而是先设中国文、外国文二门。

   换句话说,设想和实现是两回事。就好像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到底从何说起,我与北大校方就思路不同。校方称,应该从1917年算起,有《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名单为证。可你仔细看,那些“研究生”都是二三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是根据各自兴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与今天公认的独立的教学及研究阶段,不是一回事。其实,这事蔡元培说得很清楚:1917年想做,但没钱,做不起来;真正做起来是在1922年,以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为标志(参见拙文《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5期)。

   三、废门改系与院系调整

   对于院系来说,除了“生日”,值得关注的还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方面,思想史、教育史与学术史说法不一,落实到院系史那就更加微妙了。我的思路是:承认大学受制于整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不照抄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若说到北大中文系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以为是1919年与1952年,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院系调整。后者不仅名称、地址、思想脉络、办学思路等都有明显变化,甚至可以沙滩的“红楼”与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作为象征。

   北大中文系最初称“中国文学门”,1919年方才废门改系。读五四时期的历史文献,有说“中国文学门”,也有说“中国文学系”,就因为1919年是个重要关口。那一年,不仅有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北大校园里还有“废门改系”这么件大事。说它是“大事”,因为与此相关联的是采用“选科制”,这就涉及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1910年的课程表未见,但我找到了1915—1916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为了说明历史变迁,我拿今天的课程作对比: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换句话说,早期北大的课程非常简单——文史哲通史或通论,加上外语,就这些。那时教师少,学生也很有限,课程设置简单,可以理解。引入选科制后,对老师、对学生都是个很大的压力。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老师也必须努力研究,不断往前走,才能给学生们开新课。借助《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校史档案馆的资料,我们能够复原当初老师们上课的情况(参见拙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期及2010年1期)。细节就不说了,总的趋向是,废门改系及选科制的确立,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还有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搬到燕园,不仅是校址改变,更重要的是院系重组。工科整个被切除,这且不论;中文系的一些老师被调走,如杨振声、冯文炳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但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进很多学业专精的教授,更加上两年后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在“院系调整”中其实是获益的。你会发现,1952年以后,北大中文系整体的学术水平,跟国内其他大学比,有明显的优势。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那时全国评重点学科,中文学门有11个,北大是5个,其他6个属于复旦、南大、中山等六所大学。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兵强马壮,占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现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各大学都在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及科系,彼此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像“北大中文”这样的老牌院系,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

   除了这两个容易被人提及的关键时刻,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是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这局面是如何形成的?1925年度的课程指导书里特别提出,除了一般的基础课程,为了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课程分为三组:A类是语言文字,B类是文学,C类是整理国故之方法。这所谓“整理国故之方法”,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古文献专业,但不全是这个,还有考古学等。换句话说,自1925年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范围,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还包含“语言”及“文献”等。当然,从建制的角度看,1959年北大在全国率先设立古文献专业,并交给中文系统管,这对于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新闻专业以及编辑出版专业,日后被转移出去;而新设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还有语言信息处理等,也不是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所能够涵盖。故所谓“三足鼎立”,也只是个形象的说法,日后可能有新的拓展与变化。

   四、师长风雅与同学少年

   谈大学史,很容易聚焦于若干著名教授;其实,对一所大学来说,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教授是可以全世界招聘的,有钱就能做得到(大致而言);学生不一样,那是你呕心沥血,手把手教出来的。放宽视野,决定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声誉的,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旧事》与《北大往事》对着读,很有意思。我曾经撰文,谈论清华国学院的“神话”,称其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参见拙文《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同样道理,北大中文系的声誉,也与历届学生的努力及追忆分不开。正因此,我们编六种“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时,专门做一册《我们的系友》,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表彰那些至今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因体例所限,政界、商界、文坛的优秀系友,只能用别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以北大中文系为例,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谈及五四,常被提及的,多是师长辈。但请记得,那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运动。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这“三”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此三种刊物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文化立场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革命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是另一个问题)。统计近十年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内及国外念研究院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一专业化趋向,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大致吻合。虽然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但北大还是坚持精英教育。尤其是中文系,近二十年本科招生规模没有扩大,一直在80至100名之间波动。另一个值得夸耀的是,在北大中文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占全系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一直稳定在这个规模。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文系有天生的优势(相对来说,物理学院就难多了),再加上我们从1950年代起就着意培养留学生,做起来得心应手。现在世人谈“杰出校(系)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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