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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个体能动性与彩礼的演变

更新时间:2021-07-14 09:54:28
作者: 阎云翔  

  

   人类学家通常把婚姻礼物的交换当成两个共同体的长者所使用的集体策略;在此过程中“家庭试图对劳动力需求、财产传递和地位关系作出调整”(Schlegel & Eloul 1988:305)。这种视角被普遍应用于彩礼制度的研究,将彩礼视为单系继嗣群体的法人团体结构的反映和型塑力量(参见Goody 1973; Harrell & Dickey 1985)。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彩礼又是流行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参见Goody 1973; Harrell & Dickey 1985)。如此强调彩礼传递的集体性和法人团体性质的一面,主要是基于一种广泛认可的见解:在传统社会中,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两个亲属群体(家族或家庭)之间并且牵涉到整个社群的公共事件。所以,个体能动性在婚姻交换中的作用很少获得学术界的重视,有关彩礼和嫁妆的民族志描述中通常忽略了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而存在的新娘和新郎。不过,随着年轻人择偶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家庭的不断核心化以及父母权力和权威的逐渐丧失,婚姻交换也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被广为接受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期彩礼终究会销声匿迹(参见Goode 1963)。

   对于20世纪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的婚姻交换体系的急剧变迁,人类学家的理论思考也落后于现实。大多数有关的民族志描述都试图用市场经济和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来解释非洲彩礼体系在规模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参见 Buggenhagen 2001;  Grosz-Ngate 1988);另外一些人则把婚姻交换的复杂性简化为一种在交换中对成本收益的简单理性计算(Bell & Song 1994)。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恩斯明格和奈特( Ensminger and Knight 1997)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他们认为年轻人权力的增加以及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所提供的选择改变了肯尼亚奥尔马人彩礼的社会规范。虽然恩斯明格和奈特的模型以博弈论和理性选择为指导原则,他们仍然把新娘和新郎的家庭当作婚姻谈判和财产转移的基本单位,从而忽略了新娘和新郎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

   来自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志资料揭示了个体之作用和婚姻交换的演变对于人类学研究当代婚姻和亲属关系习俗的重要意义。尽管村里的年轻人在配偶选择、婚姻谈判和婚后择居诸方面都获得相当的权力和自主性,但是彩礼习俗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标准金额已经涨了10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彩礼的接受者是新娘,而不是她的父母。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并带头向新郎父母索取最大限额的彩礼,经常迫使新郎父母深陷债务困境。为了证明他们索要高额彩礼的合法性,村里的年轻人诉诸个人财产权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措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有效地将彩礼制度转变为一种新的财产分割形式。更值得玩味的是,国家一直努力限制彩礼习俗,以促进中国家庭的现代化。早在1950年,彩礼嫁妆就被法律明令禁止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政府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和政治运动批判彩礼这种封建习俗(Croll 1981; Parish & Whyte 1978)。最近的一个例子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如金光忆(Kim n.d.)所述,彩礼被定性为主要封建旧俗之一,是社教运动的靶子之一。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并不是唯一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改革彩礼习俗的国家。穆斯林和法国殖民当局就曾经在塞内加尔试图限制彩礼的流通(Buggenhagen 2001:386),而马里政府也曾立法降低婚姻交换的费用(Grosz-Ngate 1988:511)。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政府那样热衷于改变传统的婚姻模式,或者说对这种婚姻改革投入如此之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因为中国政府把婚姻改革作为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的一部分,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Croll 1981)。而且,政府还利用一整套宣传工具谴责西方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私而腐朽的意识形态,以便倡导集体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人(Wang 2002)。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20世纪末期,当高额彩礼和奢华嫁妆再次席卷中国农村的时候,当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被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所推崇的时候,中国政府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似乎都已宣告失败。彩礼的变迁反映了在婚姻礼物的意义和人格建构上个体农民与强有力的国家之间的较量。

   此次研究基于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下岬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工作。这个村庄在1998年有1492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集体化之前,该村已经在集体农业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今,它依然保留了农业社区的面貌;但是,过分依赖农业已经成为下岬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从80年代到90年代该村人均收入一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过,随着经济作物的种植、家庭副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迁移、大众媒体和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村民的生活已经与市场紧密相连。到90年代末,进城打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的未婚青年女性也加入到农民工大军,大约占整个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的三分之一。

   在下岬村及其周边地区,婚姻谈判通常会产生一种称为“彩礼单”(即订婚礼物清单)的正式契约。这种在订婚礼上签署的契约一式两份,详细记录了婚事中的所有结婚礼物。我在1991年的田野工作中收集了跨越几十年的51份订婚契约,并对当事人进行了结构性访谈以收集相关的背景资料。在此之后的1994、1997、1999年和2004年的田野工作中,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更新了有关数据。

   我最关注的是彩礼习俗如何被转变成为一种新郎家庭的财产分割形式,而新娘如何取代其父母成为彩礼的接受者。在个体层面,这种转变涵盖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期间新娘新郎与他们各自的父母在彩礼的控制权上进行协商谈判。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为农村青年向父母无情索要金钱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家庭生活层面,彩礼规范与择偶、分家和赡养老人的规范一直处于相互促进的同步变化过程。在更宏观层面上,这些重大转变是在其他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与强大的国家之角色密切相关。本文强调个体农民在彩礼习俗演变中的能动角色,这基本上是许多婚姻交换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时,本文还将考察个体如何采取特别的策略来发挥自身能动性;当彩礼习俗使他们在择偶和结婚协商方面获得更大自主权时,他们选择继续利用彩礼的习俗,而不是废弃它。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我将简单地回顾下岬村的彩礼习俗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重点考察新娘新郎个体在婚姻协商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嫁妆作为地方婚姻交换体系的一部分也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本研究的焦点只是锁定彩礼(详情参见Yan 1996:176-209)。在第二部分,我将分析导致彩礼变迁的多种因素,从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两方面确立个人能动性在社会变迁脉络中的位置,而这是与主流的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家庭改革的国家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从彩礼到新娘财产的演变

   在中国社会,婚姻交换包括彩礼和嫁妆,然而嫁妆经常由新郎家送给新娘家的彩礼所补贴(Cohen 1976; Watson 1984),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73)将这种复杂的操作称为“间接嫁妆”。葛希芝(Hill Gates)在谈及中国文化中的不同婚姻交换形式时,批评间接嫁妆的概念是对跨阶级、跨地域和跨时间的各种婚姻习俗的一种违背初衷的简单化(1996:134-135)。确实,学术术语的界定有时并不能把握地方性习俗的丰富内涵。通过细致考察结婚礼物在地方习俗中的内涵和目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彩礼”还是“间接嫁妆”都无法揭示新郎家所提供的结婚礼物的全部涵义,因为这两个人类学术语,就定义而言,仅仅涉及了新娘家和新郎家之间的财产转移,而忽视了财产在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传递。

   (一)变迁中的地方彩礼习俗

   在下岬村,新郎家送出的婚姻交换物被称为“彩礼”,虽然字面意思是“丰富多彩的礼物”,但最好把它翻译为“结婚礼物”。如果你问下岬村人彩礼包括什么,他们总是回答说;钱和实物。礼钱(或者礼金)是新郎家送给新娘家的现金馈赠,构成人类学家所称的“彩礼”。原则上讲,新娘的父母应当把收到的彩礼全部用于置办女儿的嫁妆,但是他们也有权力决定保留一部分彩礼用于满足家庭的其他需要。实物部分包括许多项目,如家具、床上用品以及其他“大件”。新郎家负责购买所有的实物彩礼,并用它们布置新房。由于这些物品并不在两个家庭之间流动,而是专门送给新婚夫妇使用的,因此我把它们看作捐赠给新婚夫妻的小家庭基金。换言之,依照当地习俗,新郎家提供的婚姻费用包括赠与新娘家的彩礼和在新郎家庭内部给新婚夫妻的结婚捐赠两大部分。我在下列表一中总结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两大部分的构成及其变化。

   表一:1950-1999年新郎家庭的婚事开销(人民币元)

   50年代的彩礼内容比较简单,只包括一笔称为“礼钱”的现金和一些日常礼品,比如食物和酒。日常礼品不在婚事协商的内容里,没有被写入正式的订婚契约中。中文里的“礼钱”,其字面意思是“仪式钱”,但是最好把它翻译成“订婚钱”,因为“仪式”在这个语境里就是指订婚礼。原则上讲,“订婚钱”是资助新娘的父母筹备包括妆在内的嫁妆。不过,从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父母用女儿的订婚钱去操办儿子的婚事的例子并不少见。既然订婚钱牢牢地掌握在新娘父母手中,因此更高额度的彩礼惠及的经常是父母,而非新娘。

   从60年代到70年代,在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期间,为了应对传统婚姻交换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人们想出几个订婚礼物的新品种,直接让新娘得到好处。第一种叫做“买东西钱”,我把它翻译为“妆奁钱”,可以用来为新娘购买衣服、鞋子和其他小物品。不过,妆奁钱作为一种对彩礼习俗的改良尝试,并不是交到新娘父母的手中,而是由新郎家直接用来采购妆奁物品,然后送到新娘家交给新娘。

   第二种是“装烟钱”,专门送给新娘用来酬劳她在婚礼上为夫家长辈装烟点烟的敬意。我把它看成是“仪式性服务的报酬”。像妆奁钱一样,装烟钱的金额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有大幅增长。而且,新郎家最终放弃了他们在购买妆奁物品上的控制权,让年轻夫妇自己做主。这些发展反映了在婚姻交换中新娘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即分田单干后不久),所有的现金类彩礼被纳入到一个新的类别“干折”,意思是把三种类型的订婚礼钱折合成一个现金总量。“干折”总数被记录在订婚契约中,“干折”现金则在订婚仪式上直接交给新娘。此后,我就把这类“干折”称为“礼钱干折”。

   新郎家提供的实物类彩礼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50年代,新娘家只提供最基本的床上用品给新娘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为新婚夫妇购买更多实物类礼物的需求,从60年代后期开始被提了出来,并在70年代日益高涨。作为新增加的实物类礼物,家具成为婚事开支中的必要部分,还有众所周知的“四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80年代,结婚捐赠包括了更多的物品;到了90年代初期,新娘要求把所有的实物类礼物折合成现金。就像之前的礼钱“干折”模式一样,这笔现金也是直接给新娘本人的。村民们称这种新发展为“大干折”,包括所有前面提到的彩礼种类。到了90年代末,这种“大干折”的彩礼一定要包括一所新房,有时还包括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手扶拖拉机或奶牛。

总之,在过去的50年中,新郎家支出的婚事费用以单一的订婚礼钱发展到6种类别的现金礼和实物礼;到90年代末,这6种类别又转回来成为单一的“大干折”类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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