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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个体能动性与彩礼的演变

更新时间:2021-07-14 09:54:28
作者: 阎云翔  
每一种新类别的产生都表明了婚姻交换中出现的一种新关系,从而构成了持续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此外,尽管党和国家严厉地批判彩礼制度,每桩婚事新郎家的平均开销已经从1950年的200元猛增到1999年的50000元(包括一所新房)。2004年1月我再一次回访下岬村时发现,到2003年底婚事的平均开销已经超过了60000元。

   不过,高额彩礼并不一定意味着官方媒体所批判的“买卖婚姻”;新娘的父母也并不一定从不断增长的彩礼中获利。事实上,近年来下岬村婚事费用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干折”这一赋予新娘以特权的新彩礼形式。进而言之,“大干折”的实行破坏了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换,削弱了婚姻交换中父母的权力,也降低了长辈之间姻亲关系的重要性。通过“大干折”所表达出来的组织原则以新婚夫妻而不是父系继嗣为中心。在更深刻的层面,“大干折”使新娘对新郎家所提供的婚事费用拥有直接的控制权,事实上使彩礼转变成新娘的个人财产。新娘的这笔财产巩固了她婚后的地位,因为她可以用这笔钱作为新夫妻家庭最重要的基金。因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结婚的青年人中,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关系也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参见Yan 2003:86-111)。

   (二)新娘在彩礼演变过程中的角色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彩礼演变的直接受益者,新娘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婚姻交换的谈判中。1991年7月我在一场订婚仪式上发现态度最强硬的是未来的新娘。虽然新郎家只能送出4000元的“干折”礼物,但是她坚持要5500元。从订婚仪式上回来后,她口袋里已经有了3000元现金,就等着在婚礼前收到剩余的钱了。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新娘坚持要把新郎家的磨米厂列入到彩礼单中。因为新郎还有一个未婚的兄弟,所以最后这个磨米厂被一分为二,两个儿子各占一半。在整个90年代,一些非常规的新类别被加入到订婚礼单中,比如土地、奶牛或者拖拉机。生产资料被纳入到彩礼中的新变化表明新婚夫妇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积累生产性基金。

   对高额彩礼的需求不断增多经常会引发年轻女性与其夫家在财产重新分割问题上的冲突。最具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2003年一个儿媳妇获悉她的夫家给小叔子未婚妻的彩礼要比2年前给她的多出4000元,于是便提出让公婆给她补上相差的金额。公公婆婆拒绝了她的要求,理由是通货膨胀造成4000元的差别(这也是实情)。由此引发了这户人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地为这件事而争吵。当我2004年重返该村时,这个儿媳妇仍旧与她的公婆处于冷战状态。

   年轻妇女追求高额彩礼的更深层动机在于为自己未来小家庭的繁荣做准备,而且这是新娘与新郎一起努力的方向。所以,在与夫家父母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争强好胜的新娘背后通常都有一个鼎力支持的新郎。1989年,下岬村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一个小伙子怂恿他的女朋友跟自己的父母要一大笔彩礼。他对女孩说:“只管硬气些,要4000块钱的‘干折’,没得商量。不然的话,结婚以后你就别想从我妈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最终小两口如愿以偿,而且他们在婚后没几个月就搬出新郎父母家另起炉灶了。这个故事现在已经不再稀奇,因为最近许多小夫妻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没有如此直来直去而已。这意味着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早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的夫妻小家庭做筹划了。

   (三)个人主义的幌子

   从表面上看,经济资源的匮乏似乎是这些问题的根源。90年代末,下岬村的户均年收入约为6500元,而新郎家在操办婚事上的平均开支为50000元左右,包括“干折”和为新婚夫妇盖的新房子。哪怕是没有任何消费,平均每个家庭需要工作超过7年才能负担得起一个儿子的结婚费用。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整个家庭经济就被婚事开销给拖垮。为了各自小家庭而索要过高彩礼的需求不断升级,导致了兄弟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升温,而这种兄弟之间的竞争经常会发展成为公开的对立。

   然而,在高额彩礼的竞争问题上,经济匮乏只是比真正的原因显得更为直观而已。正如一些年长的村民所言,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村民的家境比现在穷多了,但是他们的父母却依然能够拿出彩礼,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并不像当代的年轻人那样贪婪。在他们那个年代,新娘提出彩礼的数额是很丢人的,协商彩礼的合理数额是双方父母的事儿。

   相比较而言,现在这一代青年在索要彩礼和房子时的权利意识更强,声称他们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只是以彩礼的形式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一些年轻夫妇解释,家庭就像一个有集体账户的生产队,每个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就像在生产队挣工分一样,到时要按工分分红的。所以,他们索要彩礼仅仅是拿出属于自己的那份存款罢了。此外,按照新的分家方式,他们成家后将不可能从分家中得到任何好处,因此索要彩礼就成为了他们取回存款的唯一机会。

   一些伶牙俐齿的年轻人还引入类似个人主义的说辞来为自己索要高额彩礼寻求合理性,他们坚持认为,从家庭财产中取回自己的存款只不过是在行使个人权利,这是个人自由和独立,或者说,这是有个性。当我问及什么叫“有个性”时,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22岁的妇女说:

   有个性就是想做啥就做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年头就得这样,因为人人都只想着自己,这叫竞争。比如说,两年前我向公婆要36000元“干折”,好多人背后骂我是个自私的财迷,还有人劝我别伤了未来公婆的心。我公婆还找人去劝我父母。我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要36000元。你看看现在我怎么样——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头奶牛,家里都是现代化电器,还有一个听话的老公。现在公公婆婆都很看重我,还经常帮我料理家务。如果我当初没有个性,我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村里的姑娘都很佩服我。

   接下来我在2004年初对7个年轻小伙子和姑娘进行的访谈,证实了那个年轻妇人一点也没有自我吹嘘——她确实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有个性的现代女强人,而且他们也认同有个性是实现家庭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对他们来说,能够拿到超过同龄人的高额彩礼是他们有个性和成功的重要标志。有意思的是,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或者有过进城打工经验的人都公然表示,对金钱和物质目标的不懈追求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个性力量。而2个出过远门的青年不愿意这样理解有个性,他们把自私看作是严重的道德缺陷。虽然这些个体意见的数量太少,不具有统计意义,但它们仍然反映了麦克弗森(Macpherson 1962)所说的来自外部的、大多是来自市场经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所有权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影响。

   当我与那些在90年代曾为儿子婚事支付过“干折”彩礼的父母讨论这些话题时,却发现村里年轻人自称的个性是有问题的。父母一代都反驳说,年轻人所谓取回自己存款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据这些受访人所述,村里一个健康、勤劳的男劳动力平均每年赚3000元钱。假设他从17岁开始就全职工作,到他23岁结婚时,这6年他只能赚18000元,还不包括他的消费支出。“即使我儿子6年里不吃不喝,”一位51岁的父亲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推理,“他赚的钱比我去年为他结婚花掉的52000元的三分之一还少。”

   如果一个年轻人婚前最多能积攒18000元而他结婚时需要至少50000元,谁来弥补二者之间的差额呢?答案是他的家庭,包括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新婚夫妇不会补齐差额,因为他们通常在婚后不久就搬出父母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所以也就不再为父母家的家庭经济做贡献了。据村民们说,在未婚兄弟姊妹中,女孩们对家庭的付出往往大于她们以嫁妆的形式所得到的回报,但是她们终究会通过向夫家索要高额彩礼而得到补偿。最小的弟弟可能是吃亏的,因为在他结婚的时候,家里的总收入将会大大缩水,而他唯一能得到补偿的方式就是索要更多彩礼。既然这样,父母只能大量举债来支付彩礼,就现在的习俗来说,由此产生的债务都要由父母来承担。

   受父母一代关于彩礼交换的经济分析的启发,我又重新回去找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向他们指出如果没有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帮助,他们可能根本结不了婚,这根本称不上独立。大多数人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们父母和年幼手足的责任,就像他们自己也曾帮助过自己的兄长一样。换言之,这些年轻的村民相信,他们的父母有义务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父母没有权利干涉他选择配偶和婚后择居的自主性。

   二、理解彩礼的演变:个人、家庭和国家

   以往人类学关于彩礼的大多数讨论都忽视了作为个体的新娘和新郎所具有的能动性,下岬村的故事启发我们对既有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细致的思考。然而,仅仅意识到农村青年的权力在不断增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代的家庭经济中传统的彩礼习俗的重要性仍然能延续下去。换句话说,为什么年轻人在婚姻选择和婚姻交换方面的自主性之不断上升并没有像现代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削弱彩礼的习俗,不管是暂时的还是彻底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彩礼的变迁,我们不能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分隔开来讨论。很多时候,一个新的社会规范正是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变迁所共同产生的结果。而且,往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总会有特别类型的个人出来打破旧规范,创造新规范;因而个性和个体能动性就变成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连接点。

   (一)能动性,个体心理学和个人主义

   第一个“干折”的个案发生在1984年,当时村里的一个年轻姑娘提出要把她的彩礼一次性折合成现金,她把钱拿走以后,只留小部分用于筹备婚礼。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被许多人认为是很丢脸的。

   这个姑娘之所以提出这样大胆的要求,是因为她未来的丈夫有4个未婚兄弟,而他家的经济状况还达不到全村的平均水平。虽然她自己也来自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但是她很聪明,也很自信,按当地的标准来看非常具有个人主义倾向。这对年轻人从小青梅竹马,到他们订婚的时候,姑娘未来的丈夫已经对她言听计从了。最终,新郎家害怕儿子会失去这个姑娘,就满足了新娘的要求。

   不过,这件“干折”彩礼交易的稀罕事儿只是一时成为村中闲言碎语的话题之一,很快它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为这件事太离谱了,村民们也就没拿它当回事儿。令村民们始料未及的是,在接下来的1985年,谣传说村中将不再分配宅基地了。那时候,准备结婚的人都担心自己分不到宅基地,所以当人们对1984年的“干折”个案还记忆犹新时,许多小伙子建议他们的未婚妻只收折算成现金的彩礼。然后,年轻夫妇就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建筑材料。一旦有了建材,村办马上就分给他们一块宅基地。双方父母对这种做法也很认同,因为他们也担心新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结果,“干折”式彩礼一下子变得非常流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997年夏天,和我聊过的大部分村民都已经把“干折”彩礼看成天经地义的事。

   这段关于“干折”彩礼的简短历史表明,最先挑战社会规范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选择的时机,对于理解社会规范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位年轻姑娘在1984年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和婆家谈判的过程中处于上风,而且也由于夫妻双方的家庭都处于村庄社区的边缘地位,这就使她免于受到来自社会的严厉谴责。公众不会对她的行为有强烈的反应,因为来自边缘个体和家庭的挑衅行为对社会规范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社会观念通常都是由那些出身良好、有很高社会声望的人来守护的。不过,这个年轻姑娘的大胆行径的确实现了许多年轻女性一直以来所共有的心愿,出于各种原因她们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她的带领下,许多姑娘纷纷站出来要求自己对彩礼交换和消费的绝对控制权。

在个体心理的层面,村里的年轻人通过大众媒体和城市生活经验习得一套功利个人主(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的说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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