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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二十世纪初,西方和中国的文学与文化

更新时间:2021-07-14 08:53:28
作者: 李欧梵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2年4月16-25日,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教授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邀请,成为该校第三届“胡适人文讲座”的主讲人,做了总题为“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五次演讲。这五次演讲的内容,经席云舒整理,最近结集出版为《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本文节选自第一讲《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标题为编者所拟。

  

   我的这个题目(“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希望局限于影响论,就是把西方列为主位,西方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二流”,这个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希望刺激大家反省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不完全一样,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背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古今-中外。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之下,西方大量的文化因素被带进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里面,包括它的很多名词,从日本转译过来,进入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所以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如果要整理明晰的话,恐怕就要把各种不同的语汇,包括文学的语汇、名词,甚至于理论,重新整理出来。这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作。据我所知,目前从这方面着手的人不算太多。我自己当然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从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普通的杂书里面理出一个轮廓来。这是一个什么轮廓呢?就是现代、现代性和现代文学,或者说现代主义,这三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现代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一般人都会用,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现代,当然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我们说是当代,有人研究现代文学,有人研究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语境里面,什么叫作现代呢?英文叫now或者present,就是现当代,就是现实。这个感觉,这个语境,这个时间的观念,事实上统治了全球,特别是第一世界或者是工业化、资讯比较发达的世界,这是人们共通的感觉。可是,二十世纪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当时现代和古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各位都非常明白,中国这么久的历史,四五千年的历史里面,古今之争是非常多的。什么是古,什么是今?中国的时间观念一向是把古和今放在一个笼统的观念里面,它的时间的观念不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然后走向未来。这种直线进行的观念,是西方现代性传到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现代性这个名词,大家都常用,我也没办法改了,英文叫作modernity。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在新加坡访问,到一个小镇,见到一位华侨领袖,他说,欢迎李教授来,我知道你是现代的性学专家,希望跟你讨教。我说,我一点都不懂。所以,现代性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怪。它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时间的直线进行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它基本上指的是西方,特别是欧洲,差不多两三百年来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潮流所带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的行为、习惯和制度,包括时间的观念,包括制度化、官僚化,包括生活的理性化,还有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文化上的世俗化,远离上帝,韦伯称之为“祛魔”(disenchantment),把以前那种迷信——宗教的魔力——去掉。人们进入世俗社会之后,开始进入一种对于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之间非常复杂的、有调度性的生活状态。当然最近,特别是二十世纪,又加上一样东西,就是科技。科技快速发展,使得有人认为,特别是在北大讲学过的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当然更复杂了。

   我今天讲的不是后现代社会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化语境。我想要回顾的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和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的一些轮廓性的面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的题目。至于文本的细读,在之后的四讲里面,我会逐渐进入,包括最难读的《尤利西斯》的文本。我之所以这么处理,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我要写出一本书来,至少要三四十万言,我没有这个能力了。可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暂时不要给现代主义这个名词下定义,我们只把它当作二十世纪初整个欧陆文化艺术在现代性影响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定义反而比较灵活一点。我的理论根据就是耶鲁大学彼得·盖伊(Peter Gay)教授最近那部比较通俗的书,英文书名叫Modernism(《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他讲的是The Lure of Heresy,就是叛逆或不正道的引诱力。他对于现代文艺的定义基本上是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有一种气候,这种叛逆的气候,反传统的,或者在文艺上创新的这个气候,影响到欧洲文艺的各界,不只是文学,小说、戏剧,还包括电影、建筑、舞蹈、音乐,甚至于更广的领域。他这本书基本上把所有这些领域,所有的重要人物,全部扫描了下来,写得非常生动,缺点就是写得乱了一点,不知道他最后讲的是什么东西,可是给了大家一种全景式(panoramic)的感受。

   如果我们再把他的这幅很大的文化地图重新浓缩一下,特别是从中国的立场往外看,可以发现,也许这个坐标差不多是在1900年。我常常说,中国的二十世纪很惨,1900年一开始,八国联军就进了北京,带来的是一个大的历史创伤。这个创伤,使中国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二十世纪,1900年左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在位,举国在庆祝她统治六十年。另外,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等的是奥匈帝国,奥匈帝国首都在维也纳,当时也是歌舞升平,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也要庆祝登基五十二周年。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再过十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整个崩溃。在崩溃之前真正感受到这种颓败、衰落的黑暗气息的是艺术家,政治家没有感受到,这跟中国不一样。由此来看,其实欧洲现代文化和它的传统之间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坐标就是伦敦和维也纳,那么这中间呢,我们再看几个城市,就很容易标识出来。跟伦敦关系最密切的,从十九世纪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始,甚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是巴黎。巴黎和伦敦,也可以英国和法国,法国逐渐走上一种比较革命的、布尔乔亚的道路;英国则保持不变,它因不变付出了很大代价,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索姆河战役”的时候,大部分英国精英,知识精英,迷迷糊糊地一天之内就被德国机关枪杀死了多少万人,元气大伤,跟奥匈帝国刚好形成一种平衡式的对比。中间这几个重要的城市,巴黎之外还有柏林,至少有四个城市。最近我常常去布拉格游历,我觉得布拉格也很重要,特别在文学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再从西方往边缘推,往东推的话,就是莫斯科。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就讲到俄国,甚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还带动了一系列的文艺创新运动。

   把这个地标接到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比。这个对比不能说西方是开始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已经开始落伍。这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感觉,中国当时政治上越来越觉得清王朝实在是太差了,摇摇欲坠了,所以大家才越来越激进,最后出现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连清廷都要改革。二十世纪的前十年,从清王朝的立场来看的话,他们是非常急的。很多事情,多少年清朝的家规都不管用了。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女士拍的那张照片,在清朝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在那之前哪里有一个清朝的皇后接见过洋人?后来清廷自己也不得不派大臣去留洋,推行新政,可是为时已晚。我们都是革命的子孙——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一直到现在,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我们在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是从一个革命后的立场往前看的,所以就发现,清朝末期,只是一个通向革命的前奏曲而已。可是这样的立场忘记了另外一个吊诡式的反证,那就是三百年的清朝帝制,它的典章制度,是不是在1911 年辛亥革命一夕之间就化为乌有了呢?答案绝对不是的。一个统治那么久的帝国,从清朝自认为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或者从明清以来的北京来说,整个文化传统都是很深厚的,难道说一朝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吗?显然不是的。可是在当时,从1900年到1910年,就是到辛亥革命前夕,这十年之间,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特别是都市人,包括知识分子、大官、商人、平民,不管识字不识字,他们到底有什么感觉呢?我个人认为这种感觉就是中国式的“帝制末”、晚清王朝下的“帝制末”式的感觉。我曾经有个演讲,就把维也纳的“世纪末”和中国的“帝制末”做一个对比,这两个名词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因为在中国语境里面没有“世纪末”这个名词。

   “世纪末”这个词法文叫作la fin du siècle,英文就是end of the century。这个名词是有其来源的,当然是后世学者创造的一个名词。在西方,特别是在维也纳,1900年,真的很奇怪,文艺界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重要的大事。有件很重要的,就是尼采死了。尼采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的推动,可以说是不二的功臣,也有人认为他是奸臣,看你怎么看,因为尼采说“上帝已死”。尼采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要彻底颠覆西方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要重新界定一系列西方的人文价值观念。根据一位英国学者最近的研究,他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是aesthetic,是美学,是艺术。他把人类艺术价值推为第一位的,用艺术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等各种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尼采用艺术的价值来颠覆西方传统的道德价值,包括宗教价值。他的这个学说,虽然很多人反对,仍开始有所影响。另外一位很著名的——至少在西方文艺语境下——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了一部名著,叫作《梦的解析》。《梦的解析》第一次把西方传统的对于人的观念颠覆了,他说人不只是表面上你看到的人,人的心理、下意识里面还有各种所谓冲力、动力,而这种冲力、动力呢,一般而言当时是没有人感受到的,他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带出来,于是整个地开始流向西方文艺界。这两个人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心理学家——所带动的影响,是很难用系统的理论来厘清的,可是我看过的很多书,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两个人放到一起。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马克思,如果比较注重社会动力的话,还要把马克思带进来。马克思对于西方整个社会经济改革的观念也是和尼采、弗洛伊德对等的,甚至于更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来看十九世纪末西方文艺的面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不想讲得太抽象,今天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些幻灯片。

   我们先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幻灯片,就是在维也纳,1900年左右出现了一位艺术奇才,叫作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

   现在你们去维也纳,到哪儿都可以看到他的画。他和他的一帮朋友组织了一个画会,叫作“分离画会”(Sezession)。他要和传统的学院式的画派彻底分割,他为自己作画盖了个房子,那个房子现在是维也纳的旅游景点,坐地铁很容易找到。他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要把艺术彻底地真实化。而真实化的意义就是把人体、把内心的现实,用一种非常辉煌灿烂的艺术方法表现出来,完全不管世俗的道德,完全不管西方传统绘画的道德规范。这几幅画大家都看得多了,很明显,后来他也觉得这种画法是一种颓废的画法。我们随便看一个,比如说这个裸体女神,叫作《水蛇》(图1)。它的很多灵感是从希腊神话里来的,他们画会的保护神就是雅典娜。

   下面一个是他为一位贵妇人所画的画像,画像里面她穿的衣服金碧辉煌,下面却是裸体的(图2)。他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真理是裸体的。他甚至于画了一幅画,就是一个裸体女人,他说是一个“裸体的真理”,因为“真理是裸体的”。

   下面是另外一幅画,也是画一位女性,这个是很有名的《吻》(图3),以前在美国几乎每间咖啡馆都有幅《吻》的画像,变成商品了。

   再下面(图4),这是克里姆特在当时维也纳文学、艺术、音乐界带动的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爱(Eros),心灵和肉体合在一起叫Eros ;一个就是死亡,而爱与死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这幅画,你看,右边的那半是各种爱的场面,左边的那半就是死神的骷髅在对着看,互相在那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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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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