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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百年变局与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

更新时间:2021-07-14 00:47:08
作者: 杨鲁慧  

   【内容提要】百年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错综复杂局势中凝练出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梳理把握大变局的“变”与“不变”,这是制定中国新型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传承中国外交70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战略思想基础,建立新型周边关系必须坚持命运与共的外交新理念,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型态和新思维。和谐周边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战略选择,需要注重经营重要领域的节点问题和把握好平衡关系,这也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大国战略目标。

   【关键词】百年变局;新型周边关系;命运与共;和谐周边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历史时期,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态势更趋紧张和加剧。环顾全球东西南北关系的百年之变,从中可窥视世界正处于新旧权力的彼此消长和相互转换过程中,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不断调整及分化组合,国际政治的对抗与冲突更加激烈,世界多个政治经济力量重心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势力已经进入相对衰落时期,以中国为引领的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呈群体性崛起,东西方经济版图中表现出日出东方的必然趋势,这些鲜明对比和反差昭示并给人们以深刻思考和启迪。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复杂多变,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需要梳理出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中需要凝练出“变”与“不变”的本质解读,归纳出“乱中有变,变中有治,治中有机”的关键所在。习近平主席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的周边地区是中国繁荣强盛之基和安身立命之地及安全和睦之本,建立和谐、稳定、可靠的新型周边关系是现实的战略选择。“新型周边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引领者和贡献者,为了推动周边关系与时俱进、给周边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倡导构建的一种新的周边关系模式。”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正处于战略窗口期,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周边关系决定并支撑着一个国家崛起的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味着需要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外交,才有助于以本地区为战略依托最终走向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命运与共”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及休戚相关的地缘政治现实基础和东方价值体系认同的根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中国以携手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快构建起疫情防控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率先签署 RCEP 背景下,“战略引领周边”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大国之路,也是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周边关系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崛起的大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

一、百年变局:中国国际环境面临的变与不变

   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大国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聚集地带,关系错综复杂,集中体现了国际大环境是周边地区的客观反映。当下的百年变局正在向纵深发展,“变”是国际大背景的主基调,因“变”而生成的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及不平衡性日趋凸显,由“变”而引发的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格局大洗牌,为此造成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的不稳定和动荡变革的历史时期。这场百年变局的大调整、大发展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具有深刻广泛性。当今世界各国正在处于大变局背景下的再调整和再选择及战略再出发,一个“变”字道出了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关键所在,抓住了变局之“变”的本质问题。这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之变;国际经济实力的调整之变;大国关系认同的价值体系之变。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互信赤字、发展赤字可概括为百年变局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明确地诠释着我们当今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大国关系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周边热点频发的南海争议和台海问题及东海争端都是由大国因素导致引发的。周边大国关系是造成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的关键所在。作为中国大周边的中美大国关系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大国间围绕权力转移和利益再分配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曾经彼此的战略互动合作如今进入全方位的竞争角逐阶段,大国矛盾由隐性对立逐步向显性对抗转变。当今围绕中美关系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纷争,应透过变局的乱象拨云见日地去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问题。中美之争表层是贸易和科技的竞争,但其背后深层次问题是中美两条不同道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和较量。中国的繁荣发展与其说在挑战相对衰落的美国,不如说美国恐惧和焦虑的是一个日趋崛起的中国威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当今的欧美西方世界,面临着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分歧与冲突、重塑与调整及变革已势在必行。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碎片化及混乱无序日趋严重,“逆全球化”思潮泛滥,政治保守主义回归等热点问题不断。各大国战略力量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及合纵连横,将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并陷入重构重塑再调整的新阶段。这种灰色地带的对立冲突,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新常态。

   透过百年变局混乱迷茫的国际复杂局势,环顾全球东西南北方的比较分析框架,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辉煌成就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非凡。东方国家的崛起其中既蕴含着自身特色的地域元素,也体现着可资比较分析的一般原则和必然规律,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繁荣的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快速增长稳定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繁荣最活跃的驱动力量。冷战结束后的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逆转和反转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东亚国家治理稳定有序与欧美西方世界混乱无序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混乱无序中反衬中国强大稳定,在百年变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在这个百年大变局中,欧美等西方大国实力相对衰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已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沿岸国家,正在逐步形成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地带。特别是中国的繁荣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同时也成为各种利益和矛盾叠加聚汇的焦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战略定力在不断积累积极因素和形成战略优势,并引领一批发展中国家率先崛起强盛,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向多边主义转变,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被世人誉为“21 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中国经济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打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三个第一”,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驱动源,是百年大变局不确定性中的最大确定性,堪称推动全球经济和世界信心的定海神针。

   面对百年大变局中西方世界的无序乱象,以及中国快速发展的特质与优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定性为,国际体系正经历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同时,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刻变革与调整,改变或颠覆了长期以来世人对西方国家垄断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历史传统认知,打破了几百年来独尊神圣的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范式。“从上百年的世界历史昭示看,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解释体系都是由西方学术界为主导做解读的,当今世界的话语体系也是由西方国家为导向思维创造的,发展至今其理论解释力和指导性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非西方国家群体性经济崛起,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世界贸易和秩序规则的制度权诉求日趋迫切。这一切都集中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欧美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与解释声誉及领导能力在急剧衰退,传统的既有国际格局面临整体性困境和群体性焦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秩序暴露了诸多弊端和引发的国际社会动荡表明,“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与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和‘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受到挑战,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教科书可能需要改写。”百年变局的全球治理规则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欧在全球推行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因此,当今世界需要以东西方的新思维和新治理方式及治理理念,去影响和引导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始于上个世纪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如今遭遇到前所未有“逆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当今世界带有根本性和趋势性的命题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在如此乱象丛生的局势中梳理出百年变局的核心要素和发展趋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深入把握认识百年大变局的“变”与“不变”,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百年变局本质、了解大变局发展态势以制定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的基础前提和依据。百年变局之“变”有三点:

   其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之变是百年大变局的关键所在。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面临大发展和大调整及大变革,“东升西降”的国际力量对比再塑平衡格局已形成定局。昔日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是以欧美国家游戏规则为导向和操纵的,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崛起的中国探索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向全世界推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治理模式,突破了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张的全球治理一元论及其学术理论的话语霸权。如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经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几百年来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改变着世界发展大势,并且成为改变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

   其二,全球新兴经济体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力量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转型。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就比重而言,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一升一降态势明显,不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与投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导致国际体系步入转型期逐步改变游戏规则。西方国家通过直面“非西方化”这一命题,逐步接受和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平等合作模式。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全球困境中需要各国共克时艰,同舟共济,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G20集团标志着传统的东西方国家分而之治的时代已不合时宜,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坐在一起共商共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计和方案,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合力作用,体现着西方国家重新集结东西方国家重整力量再出发的期待历程。

   其三,科技创新革命4.0为国际社会和世界未来提供无限可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带来人类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大变局和大变革。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了空前活跃期。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并且成为国家竞争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主战场。多种具有颠覆性的产业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产业链条和产业组织方式更具有高端性和垄断性。以人工智能、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基本要素的新兴科技领域不断被投资研发,并逐步地向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渗透,而且还将会对国际政治议题转变乃至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际关系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科技创新革命也是催生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考量之一。

百年大变局既不可阻挡也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在百年变局大势中,毕竟还要看到并把握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些,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一是,全球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整体还是处于基本平衡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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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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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21年第6期《东岳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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