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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由制度变迁到寻找制度变迁根基

更新时间:2021-07-13 10:24:17
作者: 徐勇  

  

   本文是徐勇教授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张茜即将出版的专著所写的序言。

  

   读者拿到的这本书,是由制度变迁到寻找制度变迁根基的代表作之一,有着特殊的价值。

   农村改革是对过往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家庭承包,在政治体制上实行村民自治。我的研究最初便是由这两条线展开。1997年,我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8年出版了《包产到户沉浮录》。这些研究都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的。随着农村发展,家庭承包和村民自治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对于其合理性及其延续性的认识也产生了分歧。这一状况促使我的研究走向历史深处,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社会根基。自2010年开始,我发表了《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等一系列相关论文。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种制度是在“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地方差异性大,特别是南北方差异大。南方主要是稻作区,北方是旱作区。这种差异性的社会势必影响着政治和政策。从国家的角度看,有天然的一致性、一体性的倾向。国家的一致性与因地制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国家要因地制宜实施政策,必须充分了解各“地”的属性。但国家决策往往又受某一地域特性的影响。

   我通过对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逻辑。

   一是集体经营起源于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由北向南推进。集体统一经营的典型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例如,山西的张庄早在19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刚结束时,就开始了集体互助。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模范典型也大多产生于北方区域。人民公社最早发源于河南和河北。在人民公社化的进程中,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9个省,有8个在北方区域。作为全国集体经营旗帜的大寨则位于山西。直到1980年代后,北方还有一些村庄仍然在坚持集体统一经营。

   二是家庭经营起源于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由南到北推进。1950年代,因对过快集体化产生抵制,被毛泽东认为进行“生产力暴动”的地方是浙江。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则主要发生在安徽、浙江、四川、湖北、广东等地。19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受到批判的包产到户的发生地,主要位于安徽、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南方地区。1970年代后期,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改革首先发源于安徽、四川等地。邓小平就表示:“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

   以上现象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让本书的作者到实地进行调查。为此,她选取了两个有代表的地方进行调查。一是河南省的刘庄村,一是浙江省的曹埭村。这两个村非常典型,前者是“人民公社第一村”,后者是“包产到户第一村”。作者到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两个村分别选择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的内在基础,最后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本书便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加工而成的。

   本书在由制度变迁到制度变迁根基的深化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了《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一文。其研究思路由以国家整体为对象的宏观研究延伸到以国家整体内的区域为对象的中观研究。而本书则是以典型村庄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必须做田野调查,必须进入田野现场,必须与田野现场中的人交往互动。

   通过这种研究,一是可以更好的理解“国家性”,即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如何进入田野,并在田野中发生反应。例如,刘村位于中国的中心地带,交通方便,国家意志更能得到充分贯彻,也更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而曹埭村地处中国的边缘地带,交通不便,国家的直接影响较弱。二是可以更好的理解“地方性”,即养育出一方人的一方水土究竟是何种形态。如刘庄具有典型的农耕文明共同体的底色,而曹埭村则属于个体性强的山海地带。三是可以更好的理解“农民性”,即处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农民行为特性。如刘庄为集体共同生存所计,强调统一行动和集体权威人格。我曾经去过刘庄所在的地方进行过访谈。当问及过去集体统一行动困难时如何办?当地人脱口而出的是“打”,并说道一个家的子女不听话也要“打”。这一回答对于我这个南方的文化人很不习惯,但对于当地当时的农民来讲又十分自然。这种在“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民性”,没有田野现场调查,是难以想象的。

   微观的田野调查是一种个案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将一口井打深,发现研究对象内在的复杂结构和运行机理。愈是深层次的结构和机理,愈具有决定性。表象只是深层次结构和机理的外在表现。我当过农民。耕地从表面上看都一样,但产量却有不同,重要原因在于土层的厚度。只有深度的田野调查,才能发现表象之下的内在基础及其决定性,并得出独到的结论。这正是田野调查的特殊魅力所在。本书作者的三位师兄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提名,共同特点是长时间的住村调查。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独到性的观点,如果不进入田野现场,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来自城市,在校园里成长,没有田野见识,又是女性,还在上海世博会担当过司仪。这些要素在其他专业可能是优势。但从田野调查艰难性的角度,对于当初是否录取为博士生,我犹豫了许久。所以,作者之后一直说她是“拣来的”。只是一旦录取,进入田野现场,便成为必须的要求。好在作者认真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进入田野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并与调查者结下深厚的情谊。其中,最为难得的是在浙江省温州结识的戴洁天老人。戴老是1957年温州永嘉率先试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干部,处于作为国家政策的“天”、地方特殊性的“地”和民众要求的“人”之间。

   作为国家政策的“天”,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要求,即有“一刀切”的倾向。这是国家权力的一元性、强制性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建构中,这种特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这种一致性要求往往与地方的多样性产生矛盾,由此有了“变通”。戴老等人试图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试行包产到户,但未能延续,自己反倒被“切了一刀”,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待遇。戴老是善于思考、通晓民情的,为国家改革作了重要探索的地方干部。本书作者在调查中与戴老结下深厚情谊。今年戴老百岁生日,作者夫妇还远赴温州为戴老庆生。这便是田野政治学的特点之一,即田野调查不仅仅是将调查对象作为一个能够获得资料者,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的人。没有与调查对象结下深厚的情谊,要让调查对象说“真话"、说"心里话",是难以想象的。

   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难以想象构成的,结果不是事先设定好的。所以,人生没有假如,只有不断应对新的问题,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本书作者进校,到田野调查,再到与调查对象结下深厚情谊,都是我事先没有想象的。我能够想象到的是,作者会进一步努力,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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