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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更新时间:2021-07-13 10:14:49
作者: 杨洁勉  

  

   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一、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主要力量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争取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有利地位和赢得未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先机。其中,“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中俄美欧四方构成的全球秩序的锥体结构,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锥体的容量,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一个容量可变的锥体。”①显而易见,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变化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整体建构性研究和分体解构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四方战略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特别是议题性的排列组合增加了某些具有质变因子的量变。中俄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或主要威胁,但中俄仍在与美国斗争的同时争取可能的合作。美欧虽是长期的盟友,但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立场又有很大的差别,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指出:“即使是在(中俄)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也坦言,“出于对主权的神圣渴望,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对外部中心的依赖,不会成为他国的‘小兄弟’……俄罗斯可扮演中美两个潜在霸主的平衡力量并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保障”。又如,中国学者关贵海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

   特朗普败选和拜登上台,正在深化四方的互动关系。美国正在进行重新战略思考和部署。这为四方根据世情国情变化而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并制定指导性的新战略提供了契机。如果美国能够在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那么世界就能够超越陈旧思维的束缚,拒绝集团对抗的老路,形成共同议题的合作,走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但是,战略上的弃旧迎新并不总能符合人们良好和理性的期待,四方和国际社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

   深刻理解和把握四方关系的本质,才能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超越过去和建构未来。当前国际上关于四方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注意力往往受制于集团政治和对抗战略的习惯思维和已有路径,对于(多对)双边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三边或四边关系,而且对于中俄美欧四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大都缺少战略和政策的备选方案。

   有鉴于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等特长,能够对此进行弥补。为了把握四方关系的实质和规律,为了研究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四边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思维,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与主动塑造并举。

   二、中俄美欧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俄美欧既是内外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塑造者。四方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环境变化和最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挑战,对此需要进行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一)国际多极化进程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态势时高时低,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1. 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步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新兴经济体和西方七国集团的力量平衡格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GDP数据,2000-2019 年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DP总量从 21.9892万亿美元上升至 39.6607 万亿美元。同期,金砖五国GDP总量从 2.7312 万亿美元上升至 21.0399 万亿美元,所占七国集团GDP比重从 12.42%上升至53.05%。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一方面表现为两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国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尤以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为典型。若考虑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在 2020 年美欧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GDP总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66.62%增长至 2020 年的 70.74%。同时,自英国退出欧盟后,其GDP已不再纳入欧盟统计构成,2020 年中欧GDP水平已十分接近,2021 年中国GDP超过欧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政治上,美国 20 年来经历了从唯一超级大国到重新回归正常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欧盟虽然继续留在美西方阵营但明确提出“战略自主”,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讨论,从安全和防务政策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欧盟成为美国跨越红线时的“抗衡性力量”(counterweight),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约束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则不断上升。有观点提出,根植于制度和规范力量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曾经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模范将不复存在。

   在军事和科技实力上,世界排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发布的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显示,2020 年世界军事排名前 10 位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土耳其、德国。在科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方面的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同样具有独特的科技优势,美国在自信不足时试图以脱钩和集团对抗挽救其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2. 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美国的负面作用恰成鲜明对比。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①为此,美国正在试图以中俄威胁为由巩固其战略阵营和阵脚。在地区安全格局方面,北约欧盟双东扩的势头趋缓,俄罗斯的局部反击取得一定效果;美国拼凑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企图难以奏效。

   3. 国际议程设置的方向性选择。尽管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的互动中设置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②因此,美欧摆脱不了“西方中心”和 “结盟寻敌”的陈旧思想,把“西方优势”“西式制度”和“美欧意识形态” 置于国际议程的前位而成为合作共赢和民生福祉的阻力。相反,中国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发展方向。

   (二)多重叠加难题的新挑战

   当前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安全化等,导致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层出不穷和交织叠加,使中俄美欧的战略互动面对变化不定、非常复杂、日趋严峻的挑战。

   1. 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议程的挑战。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俄美欧都有着各自但又同样艰巨的内部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俄罗斯需要在延续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完成经济的升级换代,较大幅度地增加经济总量和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成为军事、政治、经济较为平衡的综合性大国。美国面对许多国内难题:一是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二是努力缩小内部政治对立和弥合政治分裂的创伤;三是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和质量,加快高新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国内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可谓任重道远。欧洲(欧盟)面临的问题既有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如选举政治制度的约束和成熟经济的动力不足等,也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即国家集团内部一体化步履维艰等。

   2. 双边关系的症结加重。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又可分为多对双边关系,相互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症结在新形势下正在变难和加深。美中矛盾最为重要和突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消长正在加速进行,双边关系软着陆的难度显著增加。美俄矛盾部分继承了美苏对抗,在新形势下持续开展军事安全竞赛。美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这一“敌人”展开,其间尽管有合作、重启与蜜月期,但终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情绪化思维促使俄扩大与美对抗,甚至将与美全球霸权的斗争转变为外交和部分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曾经的美苏缓和、平等互利精神来考量美俄关系已然过时。俄欧矛盾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性质,过去 30 年间逐步形成的俄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近乎处于“断交”边缘。欧洲大国逐渐认为,中俄亲密关系从侧面导致了中欧、俄欧关系恶化。而中欧关系则面临东西方矛盾下的政治分歧等。

   3. 四方难以形成共同的议题。世纪交替之际,中俄美欧在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思想和共同行动,但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朗普“美国优先” 口号风靡一时,搅乱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共识。现在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旧存在。而且,美欧增强了对中俄的战略警惕和战略施压,拜登政府已明确将中俄视为对手,希望以“双重遏制”战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和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包括继续巩固、扩大美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的联盟,提高对中俄经济和技术制裁的有效性,并利用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和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向中俄施压。四方共议全球大计的气氛和条件受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四方乃至全球难以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和有效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伊朗核问题都是国际合作乏力的典型案例。

   (三)四方机制的解构和重构

   中俄美欧四方虽然没有专门的互动机制,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重合或交叉的机制性互动。随着时代变迁和实力消长,有的试图维护现有的机制,有的起着解构性作用,有的则试图建构新的机制。

1. 维护现有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是中俄美欧最重要的互动机制。它们在维护现有“五常”体制上立场基本一致。但也因时因事因地而异,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分别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绕过安理会,又如美俄英法都已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在俄罗斯看来,美欧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遵循国际法,而国际法的行使权仍属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美欧很难在战略政治等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协商协调。此外,美欧俄也曾一度在“八国集团”框架下进行战略和政策沟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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