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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胡适为何“自愿担任驻日大使”?

更新时间:2021-07-11 18:40:41
作者: 陈新  

  

   1938年8月25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我曾自愿担任驻日大使。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独立的人”,我认真的话,却被视为玩笑!或许也有人不要我做这件事。

  

   这个信息十分令人意外。这有违胡适一贯不加入政府,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国民政府高层、甚至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屡次要他“出山”,都遭婉拒。抗战中出使美国,他也百不情愿,一再表示是“逼上梁山”,是“战时征调”;慨叹“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为国家牺牲了”。那么,胡适为何“自原担任驻日大使”呢?

   对此胡适未留只言片语。我们只能从他对日态度中,去探寻他的心理历程,发现隐秘其中的逻辑脉络。

  

“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

  

   胡适留美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侵占山东,远东局势骤然紧张。1915年1月胡适有一次波士顿之行,24日归途中,读到《纽约时报》日本T·lyenaga博士的文章《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论中国之中立”一段,狂妄地宣称日本侵占胶州湾是正当的行为。公然说:“胶州湾早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日本“冒极大风险与德”为敌,“付出了鲜血和金钱的代价”。胡适愤慨不已,认为这是“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状”,完全暴露了狰狞强权的面目。

   胡适在1月27日记中写道:

  

     中国大患在于日本。

     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

     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

      ……

     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

  

   这当然不是他一时的感愤,而是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

   近代以降,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李鸿章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就看到日本是中国的劲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59页)。而胡适则在1910年代,在他24岁的时候,更看清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意味。

   胡适留美初期演讲太多,这使他结交了英才,淬炼了思想,但占去了太多时间。1915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3次自戒不再演讲,在给韦莲司信中也表示戒绝。然而誓言尚在耳际,5月9日接到蔼尔梅腊城青年会作“中日之交涉”的演讲邀请,却慨然应允。化了2个晚上,写了52页讲稿,5月18日赴该城演讲1小时许,“为晚近最长之演说”。他的理由是:“当此危急之秋”,“余义不容辞也”;“特别境地,不能一概而论也”。——日本在胡适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重量,表达得十分清楚。

   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和野心,青年胡适不仅为祖国担忧,也看到了它对世界可能的危险。1915年3月28日给韦莲司信中,对中日解决青岛和胶州、对“远东问题最后的解决”表示乐观后,突然话锋一转,写道:“但愿日本能看到为下次世界大战播下种子的危险!”

   1917年1月27日,他在费城黑沃佛学院校友会与美国前总统塔虎脱同台演讲,在题为《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的演讲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未雨绸缪,等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大战削弱的强国,它就会称雄东亚。他举日本“二十一条”为例,说明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终究会造成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第462-463页]。

   胡适似有神喻般的预言,在20年后被证实。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1933年预言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翌年又预言日美太平洋战争,只不过是当年一个中国留学生非凡远见的不期然的回声;或者说,他敲响的只是胡适近20年前所设置的警钟。而胡适对汤因比预言紧抓不放,大声疾呼,一再地重复它,也使我们在远因中找到了它的逻辑起点。

   日本,日本,在青年胡适,乃至一生,占据了多么重要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重量啊!

  

“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

  

   胡适14岁到上海求学,当年就读了《明治维新三十年》等一批介绍日本的书籍。他对日本的最初概念应该是深刻的,那就是这个蕞尔小国神话般的崛起。

   1910年他去美国留学途经日本,曾表示了不屑与卑夷,但很快正视现实,转变观念。1912年他写了《非留学篇》(1914年发表),在这篇极其重要的早年著作中,对日本留学的成果有极大的赞扬:

      

   日本之遣留学,与吾国先后同时,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以内政论,则有健全之称。以外交军事论,则国威张于世界。以教育论,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剧,都有健者。以美术论,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今西洋美术,乃骎骎受其影响。以科学论,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其医学之进步,尤为世界所称述云。

  

   而中国则是:

  

   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

  

   颇有“百事不如人”的痛心。此时胡适,已把日本视为中国现代化最切近的榜样了。

   他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和性格更是赞叹不已,并毫无保留地多次称颂。1935年8月1日,在给将去日本留学的陈英斌信中写道: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

  

   在信中他还嘱咐说:“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这种“生活的秘密要在生活中去发现”的实证的理念,既是胡适的经验之谈,也应该是他主动要求出使日本的重要原因。周质平教授说:“胡适从留学时期开始就矢志要了解日本,中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实践和努力。”窃以为,胡适要求出使日本,则是这种实践和努力的最高端。

  

“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无疑是个爱国者,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世界主义”者。1935年胡适在日本《日本评论》上发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既告诉日本:中国化为焦土,绝非日本之福。同时又指出,他也不相信“日本的毁坏是中国之福或世界之福”。他称自己是“一个最赞叹日本国民已往成绩的人”,把明治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历史称作“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然而这样美好的国家,却在武人专政统治之下“变成了一个最可恐怖的国家,在偌大的世界里只有敌人,而无友国”。他还引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日本当时的表现是“一个全民族切腹的行为”,希望日本国民“不可不珍重爱惜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伟大成绩和未来的伟大前途”,能“悬崖勒马”,在无边的苦海中“回头是岸”。

   1936年7月16日,胡适途经日本,从神户到东京,在火车上遥望富士山,深情地写了一首诗:

  

   雾鬓云裾绝代姿,

   也能娇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开是几时?

  

   抗战胜利后,胡适将这首小诗发表在1946年12月10日《读书通讯》上,最末一句又重复一遍:“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这是如何的深情,又是如何的怨尤和期待!

   周质平教授说“胡适对日本从未有过仇恨,或心怀报复。他对日本军阀近乎自杀性的扩张武力,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哀矜”。不知现在日本还有人会读这首诗吗?若有,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吧!

   胡适在留美时期,看到日本的蛮横霸道,“在今日强权世界”,“都成确论”,而浩叹“世衰之为久矣”!发愿以“人道主义之说”,

   “擒贼先擒王”,首先去感化日本。或有人笑他年轻,不免轻狂,但你能否认他“内心汪洋一片”吗?胡适很早就带着结实的游杖上路,步履坚实。中年胡适在日本有不少人脉和影响,他主动要求出使日本,应该有利用这样的条件,实现这一颇富理想主义的夙愿吧。(胡适在务实的外交活动中,渗进道义的宣播,在他使美期间,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为世人所共知。)

  

块垒在胸,“卞和献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仍然步步进逼,不断制造事端,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全面战争的鼓声已隐约可闻了。

   对此胡适一直予以密切关注,有着自己明晰的思考。他的态度仍然是留学时期的“镇静处之”,“不能轻言开战”,以及外交上“伤害最小的选择”(1915年3月28日致韦莲司)。

   1935年,胡适致王世杰3封信,全面表达了自己对日策略的思考。后两信虽然也谈到中国被抵在墙上,被迫应战,作出“绝大牺牲”,“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的决心。但他的核心立场仍然是避战,因为中国实在太弱了:我们“先做意大利”(妥协退却),“而后做比利时”(决一死战)。

   给王世杰的第一封信因太急促而未存底稿,已佚。但胡适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为我们留下了此信的大意:“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得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与后两信的立场完全一致。

   (甚至在参加蒋介石庐山谈话会,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后,胡适仍然幻想和平,致使他一度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搅在一起,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胡适还准备了书面材料向蒋介石进言,“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主张作外交上的最后交涉。)

  

这有违大众激烈的迎战呼声,因此遭到最严厉的责难和谩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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